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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恩在1900年和1908年又两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但是，在这两次竞选中，他在普选和选举人团的投票中失利，比1896年败得更惨。然而，在民主党内，布赖恩依然很有势力，1913~1915年，他曾经出任伍德罗·威尔逊政府的国务卿一职，最后在1915年愤然辞职。作为一名公开宣称的和平主义者，他反对威尔逊政府偏离绝对的中立主义立场——他是非常罕见的以原则为理由而辞职的内阁成员之一。但是，毋庸置疑，1896年是他政治生涯的高峰，自此以后，他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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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在刚刚经历了一生最后一场伟大论战的几天之后，布赖恩溘然而逝。当时，布赖恩深陷著名的斯科普斯进化论审判案，作为基督教激进主义者，他极力维护规定讲授进化论违法的田纳西州的法令，而抗辩方是现代主义者克拉伦斯·达罗，他坚决反对此项法令，称其违反了言论自由的宪法精神。布赖恩赢得了法院的审判（作为被告，约翰·斯科普斯被判定违反法令，被处以罚款），却输掉了整场论战（此项法院判决后来被推翻）。因此，如果把法院判决放在一边，那么显然是达罗，而不是布赖恩，成为整个公众舆论中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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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巴恩斯（巴恩斯，1947年）所言，尽管传统的观念把布赖恩和1896年的总统竞选仅仅打上白银的记号，但是，在民主党的纲领中自由铸造银币政策不是唯一的基石，而许多其他核心政策纲领最终都取得了更好的进展。亨利·康马杰在1942年曾经指出，“很少有政治家曾经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从19世纪90年代初到进入20世纪，如果我们一项项列数布赖恩曾经一直拥戴的法案，就会发现它们均可以编入法典——那些曾经抨击和嘲笑它们的人将它们写入法典。罗列一份改革的清单，我们会看到：政府对货币和银行业的管制，政府对铁路、电报和电话的管理，信托管理，8小时工作制，劳动法改革，禁止在劳动纠纷中使用禁令，所得税和关税改革，反对帝国主义，公民立法提案权，全民公投制度，妇女投票权，禁酒令，国际仲裁”（巴恩斯，第99页）。从个人角度来看，与传统观念相比，相对于他所支持的其他改革方案，我更加赞同布赖恩对复本位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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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利的人生经历却截然不同：他在政治上春风得意，但是在个人生活方面却是个悲剧。他在1901年遭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暗杀而身亡，但是，他也曾领导了美西战争，在1900年又以比1896年更高的得票率而重新赢得大选，并且在他任期内见证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复苏——事实上近似于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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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位制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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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自由铸造银币运动还是刺激氰化法提金工艺发展和运用的动因，我们追本溯源，都可以在19世纪70年代的货币发展，甚至更早一些，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在1816年实行金本位制和1821年恢复以黄金为基础的硬币支付体系中找到蛛丝马迹。在此之后，英国崛起并主宰世界经济，这无疑在赋予金本位制优越性光环并且吸引其他国家追随英国脚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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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03年起，法国成功地以15.5∶1的比价维护了复本位制货币体系，但是在1873年，由于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法国不得已退出了复本位制。德国强征了一大笔战争赔款，来为实行金本位制提供财力保障，在这个过程中，德国处理了大量白银，因此，在导致世界黄金价格上涨的同时，也对白银价格制造了下行的压力。在这一双重打击之下，法国无力维持15.5∶1的比价，此后，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纷纷用金本位制来取代复本位制或银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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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还在实行纸币本位——绿背纸币本位，这是南北战争爆发不久之后美国一直实行的货币体系。第3章曾经详细介绍了导致美国在1879年恢复以黄金为基础的硬币支付体系的来龙去脉，在西方世界走向金本位制的转变过程中，美国的所作所为是最后一跃，也是最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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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黄金货币用途需求的增长与黄金供给放缓产生了叠加效应，因为，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发现的加利福尼亚州金矿和澳大利亚金矿，此时产量开始下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紧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图5–1显示了1865~1914年美国和英国的价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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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1865~1914年，美国和英国逐年的价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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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1869年起的美国数据和1868年起的英国数据均来自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82年，表4–8和表4–9）。更早的数据则是根据其后数据运用一系列适当的价格指数推算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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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价格水平下降得特别严重，主要是因为受到南北战争所引发绿背纸币通货膨胀的余波影响。当美国在1879年开始恢复硬币支付的时候，价格水平已经不足南北战争结束时的一半。正是由于这种价格的急剧下跌，才使得以南北战争前美元与英镑的汇率水平恢复硬币支付成为可能。反过来，恢复硬币支付又暂时缓解了价格下跌的趋势。然而，仅仅几年之后，通货紧缩再次来袭，在1889年之后，随着自由铸造银币运动引发了日益严重的政治骚乱，人们越来越怀疑美国是否会继续实行金本位制，因此，通货紧缩越发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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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紧缩和氰化法提金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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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紧缩意味着以黄金标示的价格出现下跌。也就是说，这相当于黄金的实际价格出现上涨，即1盎司黄金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商品数量出现上升。换言之，下跌的价格中也包括那些被计入黄金生产成本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因此，采掘和生产黄金变得更为有利可图。1873~1896年，按英国价格指数来计算，黄金的世界价格下降了20%以上，也意味着采掘和生产黄金的成本也下降了差不多的幅度。成本的下降势必造成以原先产量规模生产的利润率相应增长，换言之，相当于可以多花费20%的成本来采掘和生产黄金。无论如何，南非金矿的发现，以及氰化法提金工艺的发明和商业性运用都是大概率事件，但是，价格紧缩所带来的额外动因或许极大地加快了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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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紧缩和自由铸造银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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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紧缩没能阻止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反，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造成南北战争之后通货紧缩的主要驱动力。回归硬币本位的心愿鼓励了对货币增长的约束，但是这种约束不足以强大到抑制1879年之后的货币数量高于1867年的水平（这是我们获取满意货币数据的第一年）。价格如雪崩般下跌，仅仅是因为产量上升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货币数量的增长速度。同样，证据“显示这一时期（1879~1914年）整体增速没有出现任何重大变化，但是大概在1892~1896年出现了急剧的减速，然后又在1896~1901年再次出现加速的情况，两者刚好相互弥补。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一般的价格下跌或上涨对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货币极度不确定状态使得更长时期的趋势产生了大幅度的偏差”（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年，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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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价格下跌不仅导致美国人满腹怨气（正如在第3章中所讨论的部分细节），而且也造成了其他金本位制国家对此极为不满。其部分原因在于经济学家所说的“货币幻觉”，即人们通常会主要关注名义价格，而不是实际价格或价格与他们的收入之比。大部分人通过出售相对较少的商品或服务而获得收入，因此，他们会对自己出售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了如指掌，如果这些价格上涨，他们会把这看作他们勤奋进取而应得的公正奖赏，而一旦下跌，他们则认为这是不受他们自己控制的因素所造成的不幸。但是，作为消费者，他们却对购买的无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知之甚少，而且对这些价格的涨跌变化不甚敏感。因此，对于通货膨胀，人们倾向于认为，只要是比较温和的价格上涨，总会给人以美好时光的感觉，而对于通货紧缩，尽管只是比较温和的价格下跌，却总会让人感到世事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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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产生不满的原因也同样重要，即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一样，对每一个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它与美国的绿背纸币、平民党和自由铸造银币运动的特别关联之处在于通货紧缩对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当时大部分农场主和小企业主都是债务人，他们大部分的债务都是按规定的名义利率标示的固定美元债务。价格的下跌导致相同数量的美元所对应的商品数量出现了增加，因此，债务人通常会在通货紧缩中吃亏，而债权人则占得便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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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恩斯曾经写道（巴恩斯，1947年，第371页）：“虽然自由铸造银币运动到了1896年布赖恩进行总统竞选时才达到高潮，但是它早在1875年通过《恢复硬币支付法案》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主要基石。人们最基本的需求是获取更多的货币，但是，这项法案却剥夺了人们用纸币来兑换白银的权利。”南北战争之后，在价格下跌的早期阶段，压力在于如何增加绿背纸币，而不是让这些绿背纸币退出流通——“绿背党”就以此得名（1875年建立，1885年便消亡）。然而，一旦通过了《恢复硬币支付法案》，这项法案就在文件中正式确认了广泛存在的反对纸币的力量，也确认了人们普遍的信念，相信硬币本位就是自然秩序，因此，正如巴恩斯所言，平民党人开始转向支持白银的立场，把白银当作实现通货膨胀的载体。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得到了两位强有力盟友的支持——在西部各州中稀疏分布的白银矿矿主，他们拥有与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的强大政治力量，而另一个盟友则是现成的恶魔，即谴责和抨击“1873年的罪行”的华尔街和东部地区的银行家。他们要求恢复他们所说的“宪法的法定货币”的地位，并且要求黄金和白银的比价回到南北战争前的16∶1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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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中所记录的19世纪70年代的价格下跌不仅影响了白银价格，而且也影响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到了1876年，白银的美元价格已经低于官方的法定价格。正如第3章所述，如果《1873年铸币法案》没有删除自由铸造银币的条款，那么美国就会在1876年恢复以白银，而不是黄金为基础的硬币支付体系。美元价格或许停止下跌，或许下跌速度放缓，而随后几十年里风起云涌的货币运动或许就不会出现。[4]事实上，价格水平继续下跌，政治动荡持续升温。其结果是，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推出了一系列法案，其中以通过1878年《布兰德—阿利森法案》而达到高潮，这些法案为政府每个月采购一定数量的白银用以慰藉白银利益集团铺平了道路。在实施恢复法案之后，价格出现了短暂上涨，暂时平息了政治骚乱，但是，当价格再次开始下跌之后，骚乱又再次发生。这导致了《谢尔曼白银收购法案》在1890年7月得以通过，“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据称把这项法案作为对西部政治力量的妥协，来换取他们对由工业化东部地区提议的、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1890年麦金利关税法案》的支持”（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年，第106页）。与《布兰德—阿利森法案》相比，谢尔曼法案规定政府必须采购的白银数量几乎翻了一番。“1890年，在国家政治纲领中还诞生了大量以自由铸造银币为基石的政策……在1890年之后，自由铸造银币运动开始如潮水般迅速蔓延。”（巴恩斯，1947年，第372页。）不断升温的政治骚乱就是在1888年之后美国的价格水平比英国下跌得更为迅猛的原因。“1893年出现的灾难性恐慌……非常有效地在这个处于动荡之中的国家激发起人们对自由白银的需求。”（巴恩斯，1947年，第372页。）到了1896年，最终的结局果然不出人们的意料，民主党采纳了自由白银的政策立场——东部地区支持黄金的民主党人采取了分裂的反抗立场，民主党必将分裂成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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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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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白银的价格低迷不振，而黄金的价格则在金本位制的支撑下维持在每盎司20.67美元的水平上。因此，金银比价从《1873年铸币法案》删除重要的白银条款时的16∶1，飙升至布赖恩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的30∶1。但是，在1873年貌似可行的16∶1这一比率或许可以作为法定比价，然而到了1896年，这个比价已经成为引发灾难的因素。他们相信，如果实行这个比价，将会造成巨大的通货膨胀。布赖恩和他的支持者提议把白银的名义价格提高一倍，也就是说，从当时市场盛行的每盎司68美分提高到只是理论上存在的法定价格，即每盎司1.29美元。金融界对此的看法十分简单，认为其他商品的价格，尤其是黄金价格，也会按比例上涨。但是，这将会打破美元和其他金本位制国家货币之间的货币联系，造成美元与其他金本位制国家货币的汇率出现大幅贬值，因此，金融界认为这将会摧毁正常的国际贸易渠道。这一想法非常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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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结论不一定经得起推敲，但是这已经成为经济界和历史界的传统共识，正如詹姆斯·劳伦斯·劳克林在1886年所言，其相关的观点认为《1873年铸币法案》废除自由铸造银币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它拯救了我们的金融信用，维护了美国的尊严。它是立法上的杰作，无论怎样都无法表达出我们现在心中的感激之情”（劳克林，1895年，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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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3章中，我认为劳克林错了，这个法案远不是“值得庆幸的好事”，无论对于美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正好相反——这是导致极为不利后果的历史性错误”。我的结论是，如果按照16∶1的法定货币标准延续复本位制，那么就会极大地减轻随后在美国出现的通货紧缩，也会避免由此产生的货币动荡和政治骚乱，以及通货紧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在较低的程度上，它也会减轻世界其他地区出现的通货紧缩。在这种情况下，布赖恩作为演说家和政治家的天赋肯定也会使他一举成名，尽管会是在完全不同的名号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