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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之后，美国的白银政策不再对中国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尽管毫无疑问，美国的其他政策还在对中国产生影响）。伤害已经造成，是目光短浅的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它被人数虽寡但政治能量强大的白银利益集团所绑架，从而只关心短期的、自私自利的利益诉求。但是，此事余波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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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恶性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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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战争促使国民政府立即启动疯狂的武器采购计划，并且主要通过印发货币来进行融资。1937~1945年，纸币发行的数量增长了将近300倍，平均下来每年增长100%，1937~1938年增长27%，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年纸币发行的数量增长了224%。价格上涨的速度更快，与初期相比增长了1 600倍，年均上涨150%以上。[16]毫无疑问，这是严重的通货膨胀。然而，“由于美国向国民党政府输送了大量的援助，也由于美国最终加入了太平洋战争，价格上涨并没有达到恶性通货膨胀的地步，而且，原先从日占区涌入的难民人数出现了大幅下降。在对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几周，由于人们预期盟军将战胜日本并且随之将会恢复外国供给，商品价格实际上出现了大幅下跌”（格林伍德和伍德，1977b，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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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最初的前景看起来不错，国共两党达成了停战协议。但是，“到了1947年年底……内战又重新开始了。……双方在长达几千英里的范围内展开大型战争，双方投入的兵力数以百万计。……到1947年年底，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了河北和山西，而到了1948年年底，他们已经在徐州附近的淮河平原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49年1月，国民党前线总指挥杜聿明将军率领大部分剩余的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投降了。……到了2月，蒋介石宣布下野，带着所有剩余的黄金储备（约300万盎司）逃往台湾”（格林伍德和伍德，1977b，第33页、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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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官僚、腐败和混乱的金融管理导致了货币市场的崩溃和真正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这些才是造成国民党政府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国民党垂死挣扎，“1948年8月22日，蒋介石宣布实施货币改革。……价格被冻结，所有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必须在3个月内上交”，而且上交条件苛刻，几乎等同于直接充公。只有动用武力才有可能取得成果。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失去了少数还没有放弃更广泛意义上社会责任的人士对其残存的一丝尊重”（格林伍德和伍德，1977b，第40~41页）。到了11月，由于黑市猖獗，政府不得不承认改革失败。总之，把“金元券”和早期货币的实际汇率联系在一起进行考虑，到了1949年4月——政权实际上已经易手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水平上涨到了1946年12月价格水平的5 400万倍，这相当于每个月上涨将近90%——远远超过菲利普·卡根在他新古典派经济学恶性通货膨胀研究中所定义的50%的水平，他用这个标准把恶性通货膨胀从其他通货膨胀现象中区分出来（卡根，1956年，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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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通货膨胀不仅帮助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内战结束后，共产党又消除了恶性通货膨胀，而这无疑帮助他们巩固了统治（格林伍德和伍德，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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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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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银收购计划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产生了何种影响，对此我们很难进行完整和准确的评估。然而，毫无疑问，“二战”期间的通货膨胀，以及更为严重的“二战”之后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极大地打击了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信心，以至于“共产党在1949年10月夺取政权并没有在中国商界和金融界引发大规模的恐慌”。但是，很难把这一结果仅仅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白银收购计划所带来的影响。“（当共产党掌权之后）大多数人都抱着总不会比无能和腐败的国民党更糟糕的态度。”（格林伍德和伍德，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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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美国是否实行白银收购计划，对日战争和国共内战都会导致通货膨胀，而无能和腐败也照样会存在。但是，如果没有白银收购计划，国民党政府可能会因通货膨胀较低而多在位一两年。银本位制的存在将会对通货膨胀起到抑制作用，而充足的白银储备也会起到抑制作用，甚至如果早期没有出现通货紧缩，也会有助于抑制后来出现的通货膨胀。毋庸置疑，最终的结局不会改变，但是，这种结局不会在相同的时间跨度内完成，它将会经历更长的历史进程。因此，避免出现灾难的机会可能就会多一点——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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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对中国废除银本位制的不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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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对中国这一历史事件的阐述是安娜·施瓦茨和我在《美国货币史》（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年，第489~491页）中对同一个问题所讨论内容的延伸，事实上，对这个历史事件我们进行了完全相同的解读。最近，我们的解读受到了洛伦·布兰特和托马斯·萨金特的质疑，张邦华也根据两种统计学的估算数据，对这种解读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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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中国白银出口（尤其是在1934年和1935年）造成中国货币储备下降，从而导致了通货紧缩从国际贸易商品蔓延至一般价格水平，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也认为，当时观察者所判断的经济萧条状况主要是货币通货紧缩所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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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不会否认，白银价格的上涨导致了严重的通货紧缩。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引发了通货紧缩？对中国来说，白银价格的上涨，是否正如我们坚持认为的那样，是一场灾难？还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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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孔嘉（叶孔嘉，1964年）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表明，1933~1934年，中国的实际收入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农业歉收，而不是因为1932~1936年特别严重的经济萧条（布兰特和萨金特，1989年，表5，第46页）。托马斯·罗斯基（罗斯基，1989年，第312~400页）对中国货币供给的估算表明，银行现钞和存款的增长完全抵消了白银出口所带来的白银储备下降的后果，因此，不仅在1931年之前，而且在1931年之后，货币总额均出现了增长（罗斯基，1989年，表C16，第394页）。从字面意义看，这两组估算与我们把这一历史事件解读为货币通货紧缩的结论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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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伦·布兰特和托马斯·萨金特（1989年）认为，这个新的证据表明这是一个以金属本位制为基础的“自由银行制”的历史事件，在这一过程中，较高的白银实际价格意味着较少的实物白银储备足以支撑按名义单位计算的相同货币总额。因此，他们认为，价格的通货紧缩是由“一价定律”所导致的结果，即在国际和国内价格之间的套利交易所致，而不是货币紧缩所致。他们推测，价格的弹性足以把“一价定律”所导致的价格通货紧缩与实体经济隔离开来。对于白银持有者来说，较高的白银价格绝对是好事一桩，为了从中获利，他们把那些并不需要用来支撑货币存量的白银对外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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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结论是，“美国的白银收购计划并没有开启一连串不利的经济事件，以致最终迫使中国放弃银本位制而采取不兑现纸币本位制。毫无疑问，美国的白银收购计划的确对中国价格水平的下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上述证据否定了价格水平下跌造成实际经济活动出现大规模混乱的说法……中国货币制度脱离银本位制是其政府所为，他们原本以为可以（在白银价格上涨这一有利可图的事情上）得寸进尺……或许，中国政府也意识到，在未来几年里，如果他们能够阻止银行业为了相互竞争而用纸币与白银兑换的方式提供高收益、低面值的资产，那么他们就能很容易发行低收益率的政府债券”（洛伦·布兰特和托马斯·萨金特，1989年，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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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外贸易的证据——正巧比叶孔嘉和罗斯基的估算具有更加扎实的统计基础——却与这种高度想象、在理论上非常吸引人眼球的解读截然相反。如果通货紧缩的确会产生微小的实际影响，那么，尽管无论是名义出口还是名义进口都会出现下降，但它应该不会因此而对出口或进口造成如此大的实际影响。与此相反，从1933年开始，由于世界其他地区总体上出现贸易增长，所以中国出口和进口的实际价格预期也会上涨。再加上白银持有者“有利可图”的实际影响，因此，财富意外增加将会诱使他们在购买外国和本国商品和服务方面更加大手大脚。对外国商品的额外支出将会导致实际进口出现增长，而对国内商品的额外支出又会导致实际出口出现下降，国际收支的差额则要通过现在富余白银的出口来进行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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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的情况正好相反。无论是名义进口还是名义出口都出现了下降，而且进口下降得更快。以实际价格计算（经过批发价格指数的调整之后），1931~1935年的进口出现逐年下降，其中1933~1935年，即白银大量出口的那几年，下降尤为剧烈。至于实际出口，在1932~1933年事实上出现了增长，明显是受到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复苏以及中国实际价格较低的有利影响。在1933~1934年实际出口微幅下跌之后，1934~1935年又微幅增长（根据张邦华的数据，张邦华，1988年，表4，第103页）。这种实际状况完全符合货币通货紧缩的解读，但与布兰特和萨金特的解读完全相反。1931年英国脱离金本位制之后，中国的实际进口开始下降，并且在1933年美国也脱离金本位制并开始实施白银收购计划之后，中国的实际进口出现了急剧下降。实际出口的上下波动，反映了因国内价格无法完全消化以白银计算的外部价格变化而造成的中国实际价格较低的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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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两组估算数据都没能对货币论的解读构成真正的挑战。施瓦茨和我以及当时的观察者，可能都高估了名义通货紧缩的实际影响。正如多年前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经指出的那样，“货币幻觉”通常会导致类似的高估情况。在《美国货币史》中，我们说过，在1873~1879年美国出现萧条期间曾经出现过类似的高估。但是，我发现很难完全排除当时观察者基于可能不完美或不完整的总体统计而做出的判断，而正是这些判断构成了叶孔嘉的估算基础。[17]另外，假设中国的价格具有超强的弹性，那么一场严重的通货紧缩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也非常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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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基的结论是，尽管白银出口同样疑虑重重，但是货币供给的增长确凿无疑。因此，他构建了两种可供选择的货币总额，包含着对货币白银数量的不同估算值。在1931~1935年，两种货币总额分别增长了23%和20%——排除了“国内现代银行”和“外国银行”大幅增长的存款。但是，这些存款是否与国内非金融活动相关，则值得怀疑。现代银行和外国银行集中在上海，主要是为上海金融界和国内外金融机构的交易活动和流动性需求提供服务。罗斯基曾经对银行外流通的货币与货币供给总量之间的比率做出估算，这一估算印证了这些银行与国内非金融货币之间缺乏关联的判断。在他构建的两种货币总额情况下，银行外流通的货币占货币总额的比率从1931年的47%或55%，下降至1935年的33%或41%。尽管对于欠发达的中国来说，初始的数据已经难以令人信服，但是后期更低的数据更令人难以置信。[18]与此对应，在1931~1935年，在去除现代银行和外国银行的存款之后，银行外流通的货币大约是货币总额的80%。对于经济和金融正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这一数字更加可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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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总额还包括本地银行的硬币、纸币和存款，其下降的幅度更小，罗斯基所构建的两种货币总额分别从1931年下降11%到1935年下降9%，以及从1933年下降13%到1935年下降11%——显然，在美国脱离金本位制并且实施白银收购计划之后，下降的幅度更加严重。[20]因此，我的结论是，与国内非金融经济活动相关的货币供给确实与施瓦茨和我所假设的情况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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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邦华（1988年）对同一时期也进行了仔细分析，同样否定了布兰特和萨金特的解读。尽管他做出这一结论的理由不同，但还是与结论有很大的关联性，换言之，他认为布兰特和萨金特的解读“无法解释在1934年和1935年白银出口突然呈现增长的情况……中国出现通货紧缩的时间节点与中国白银出口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张邦华，第73~74页）。他也同样不赞同我们的解读，因为他错误地认为，这与布兰特和萨金特所依据的新的估算相悖，而且还认为，“我们忽视了中国白银外流的真正原因”（张邦华，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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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邦华提出，“美国支持白银价格上涨的决心，以及中国对通货紧缩和白银出口（张邦华认为出口过度了）的强烈厌恶，都清楚地表明最终会废除银本位制……这促使在中国持有白银的人和机构寻找出口的机会”，也因此加深了政府的担忧，并最终决定脱离银本位制（张邦华，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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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邦华对白银出口的时间节点的解释似乎令人信服。对美国决定提高白银价格所带来的影响的普遍担心而做出投机性反应，很有可能是政府决定禁止白银出口并随后实行不兑现纸币本位的起因。我们在《美国货币史》中所强调的影响也会导致相同的结果，但是，产生这一结果或许会花费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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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各种解读之间存在的不同之处，对于全面了解1931~1936年中国的实际情况十分重要。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这三种解读都一致认为：（1）美国提高白银价格导致中国产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2）大量白银流出中国，其中既有合法的出口，也有在政府禁止出口之后通过走私流出中国；（3）当时的观察者都注意到，伴随着严重萧条的经济形势出现了通货紧缩——无论这种判断是源于“货币幻觉”还是因为他们所掌握的比后来高度汇总、局部和不完整统计数据更加可靠的第一手资料；（4）无论是名义上的通货紧缩，还是伴随着实际价格下跌而产生的通货紧缩，都导致了普遍的动荡和不满；（5）无论如何，这些现象最终会导致中国脱离银本位制，并且用纸币本位制来取而代之；（6）货币“改革”创立了制度安排，而这促成了恶性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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