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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美联储是一个政府机构还是一家私人机构，存在着许多困惑，而这种困惑已经引发许多充满“稀奇古怪”阴谋论的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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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的理事会由7名理事组成，这些理事都是总统在听取参议院意见并且在参议院的批准之后才加以任命的。显而易见，它是一个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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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产生困惑，是因为12家联邦储备银行是联邦特许经营的企业，每一家银行都有自己的股东、董事和总裁。而每一家储备银行的股东都是本地区的成员银行，他们有权选举出9名董事中的6名，余下的三名董事则由美联储的理事会任命。每家成员银行必须认购相当于3%资本和资本盈余的股票。因此，名义上，联邦储备银行是私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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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股票股息的支付上限为6%，任何超过成本的额外收益都将被移交给美国财政部（1989年的额外收益约为200亿美元）。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会可以任命其高级管理人员，但是，美联储的理事会具有否决权，而且实际上，它在任命地区联邦储备银行总裁的时候常起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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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美联储最重要的政策制定机构不是理事会本身，而是公开市场委员会，它由7名理事会理事和12家地区联邦储备银行总裁组成。但是，在任何一次投票中，只有5名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具有投票权，因此，理事会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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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处说“如果计算准确的话”，是指把所谓的财政赤字作为隐性税收也计算在内。在引用的数字中，我把政府支出作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因为在衡量税收负担时，这是比把它们全部作为“税收”更好的计算方法。虽然这是更好的方法，但是计算出来的税赋仍然很低，这是因为这里的数字并不包括在政府预算中被剔除的法定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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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中引用的债务数据通常都会令人产生误解，因为它们都会把联邦政府机构和美联储的债务计算在一起。例如，在1990年6月，总债务为3.233万亿美元，而净债务为2.207万亿美元，少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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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无代表、要纳税”（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是对“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略作修改后而来。“无代表、不纳税”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此口号概述了北美13个英国殖民地人民的不满，这也是美国独立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简言之，殖民地中的许多人认为，由于他们在英国议会中没有直接代表，所以任何它通过的关于殖民地税收的法律（如食糖法和印花税法），都违反了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这些法律同时也是对他们身为英国臣民应得权利的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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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作者略作修改，意思却完全相反，即如果不按照通货膨胀进行调整，由于纳税基数上升，税级更高，纳税人将会缴纳更高的税赋，也就是在没有对更高税率进行投票表决的情况下，自动纳税，即“无代表、要纳税”的情况。而现在按照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就会消除这种情况的发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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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最早的系统性分析见于《一项货币稳定计划》（A Program for Money Stability）（1960年），而最新的分析见于《20世纪80年代的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 for the 1980s）（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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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要特别感谢铃木淑夫先生所提供的日本经济的最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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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祸害：货币史上不为人知的大事件 [:1703717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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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祸害 第9章 智利和以色列：相同的政策，相反的结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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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在1979年、以色列在1985年都为了相同的目的而分别采取了相同的货币政策措施。结果，对智利来说这完全就是一场灾难，而对于以色列来说则是一个杰出的成就。这两个国家所发生的货币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例证，说明了在不同的情况下，相同的货币政策措施可以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同样，它也能够阐明两种看似相同的货币制度，即钉住汇率制和统一货币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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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9月，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推翻了自1970年11月开始执政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并以军人集团统治取而代之。皮诺切特上台的时候，智利的经济千疮百孔，通货膨胀率高达每年500%以上。在他执政初期，军人们被赋予制定经济政策的重任，通货膨胀则继续恶化——这就是用增发货币来为巨额财政赤字进行融资所导致的直接结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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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4年，皮诺切特认识到必须采取极端措施才能治理通货膨胀。于是，他决定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计划——这是由一群经济学家所制订的计划。由于这些经济学家几乎都曾经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因此也被人称为“芝加哥男孩”。1975年，皮诺切特任命其中一些经济学家进入内阁。他们大幅削减政府支出、缩小政府规模，把原先被阿连德政府收归国有的企业重新私有化，同时，也解除了价格、工资、进口和出口等方面的管制。这些改革措施造成货币数量急剧下降，通货膨胀也随之放缓。按照在计算实际GDP时换算的平减指数进行衡量，通货膨胀从1974年的694%下降至1975年的342%（下降了一半以上），到了1979年，通货膨胀更是下降至46%以下。经历了一年的困难转型——在此期间实际收入下降了13%，经济开始重新兴旺起来。在1975~1980年，实际经济增长年平均达到了7.5%。在1979年6月之前，由于智利比索允许根据智利国内高通货膨胀率进行贬值，而不是跟随美国或其他工业化国家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进行贬值，因此外汇汇率一直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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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6月，智利财政部实施了一项重大决定，也就是我在第一段中所提及的事件：他们决定让智利比索钉住美元，也就是说，他们规定了一个固定汇率，智利央行准备随时以此汇率进行比索和美元之间的兑换。政府采取这项措施，旨在巩固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也旨在为继续抑制通货膨胀提供腾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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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产生这种期待的依据听上去十分耳熟：智利一旦采取固定汇率制，就能产生外部的约束纪律，从而限制超额货币的增长。只要智利遵守这项承诺，那么它就会放弃任何在货币数量增长方面的独立控制权，若想把智利的价格水平与美国的价格水平保持一致，这是必须采取的措施（用某种过度简单的说法来说明必须满足的条件）。他们的愿望在两年内实现了。1980年的通货膨胀率下降到29%，1981年继续下降至12%，而与此同时，1980年的产量增长了8%，1981年的产量增长了6%（见图9–1）。大量国外资本的流入支撑了这个固定汇率，而保持这个固定汇率反过来也造成了大量国外资本的流入，这一点在1981年尤为突出（哈伯格，1984年，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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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1977~1986年智利实际收入和平减指数逐年变化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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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1986年，智利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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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幸的是，在智利实行钉住汇率制后不久，美国为了抑制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开始实施严厉的限制性货币政策。美国的通货膨胀在1980年达到高峰，随后就开始急剧下降，并且伴随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82年年末。随着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美元汇率出现了大幅升值——在1980~1981年上升了18%，在1981~1982年又上升了13%，在1982~1985年上升了23%。如果智利政府放任汇率波动，那么为了抵消美元升值的影响，它将会让智利比索与美元之间的汇率贬值，与此同时，让智利比索与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维持较为稳定的局面。事实上，这种方案被排除了，智利被迫让比索与美元一起升值。让智利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在1979~1981年石油的美元价格翻了一番，而铜作为智利主要的出口产品，其美元价格在1980~1981年下跌了25%，在1980~1982年下降了将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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