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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英国曾经一度用几个月的时间效仿智利和以色列的做法，当时的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试图以3马克对1英镑的比例实行钉住汇率，而当时英镑对马克的汇率出现了升值趋势。结果导致货币增速急剧上升，从而使得实行钉住汇率制的尝试只能匆匆作罢，而留下的却是通货膨胀和高利率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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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英国决定再次加入欧洲货币体系，并有效地把英镑钉住了德国马克，尽管把汇率波动的幅度放宽至了规定中心汇率上下6%的范围。英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的时候的通货膨胀率在13%左右，尽管比以色列实施货币改革计划时的通货膨胀要低得多，但是却比德国、法国、日本和美国的都要高。英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的动机与当年智利和以色列把它们的国家货币钉住美元的想法一模一样——增强人们对已公布的反通货膨胀政策的信心。正如我们在智利和以色列的案例中所看到的一样，英国的结局可能取决于英镑所钉住的货币未来的表现。如果德国马克的表现与1985年后美元的表现一样的话，英国就可能像以色列一样，取得极大的成功。但是，考虑到马克过去的表现，尽管不能完全排除，但是这种结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德国为了促进民主德国地区的经济发展承担了巨大的财政包袱。另一方面，如果德国继续保持低通货膨胀，并且维持马克与其他货币之间强劲的汇率地位，那么英国极有可能重蹈智利的覆辙，只不过程度可能不会那么严重。其原因在于马克相对美元和日元的升值幅度不会像1980~1985年美元相对马克、英镑和日元的升值幅度那样大。但是，即使马克出现了温和的升值情况，我认为英国将会放弃钉住汇率或者采取一个新的中心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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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关于在欧洲共同市场创建单一货币的提议议论纷纷，目前的建议是呼吁为实现最终统一货币和单一央行的目的而实施分步骤的渐进措施。在过渡阶段，各国还是维持各自央行对钉住汇率进行管理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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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统一的货币意义极其重大。但是，为了从无到有实现这个目标——就像现在的欧洲一样——假如统一货币是纯粹的商品货币，或者说，假如除它之外只有统一货币是法定货币或部分是法定货币的话，那就必须取消所有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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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要建立一个单一央行的话，当仁不让的选择就是在欧洲货币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德意志联邦银行。但是如果这样就必须取消英格兰银行、法国央行、意大利央行等，或者把它们转变为受德意志联邦银行管理的分行。另一种选择是把国际结算银行当作欧洲央行，这样一来，连德意志联邦银行也将会被取消。但是很难把这些可能当作严肃的选择方案来进行认真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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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把希望寄托在通过把一个国家的央行体系与钉住汇率制和管理汇率制连接在一起，来证明这是通往真正统一货币的中间阶段，完全是一种妄想。这种新的体系运转起来之后，想要跟原先一样取消各国的央行将会难上加难。另外，把各国央行组成一个联合集团，仿效单一央行的运作方式，这种设想在我看来也同样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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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前（1950年），作为美国马歇尔计划的顾问，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分析研究欧洲煤钢共同体计划，即舒曼计划，欧洲共同市场的前身。当时我的结论就是，如果想在欧洲建立一个真正的经济统一体，即一个单一的、相对自由的市场，只有与建立自由浮动汇率制相结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没有基于政治原因来考虑统一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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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时起，越来越多的经验只会使我对这个结论更加深信不疑，也使我对建立一个自由浮动汇率制在政治上的可行性越来越悲观。当然，即使意图再好，央行总会对市场实施干预。因此，对我来说，即使是最肮脏的浮动汇率制，虽不一定好过统一货币，但也好过钉住汇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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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要感谢丹·格雷塞尔和阿诺德·哈伯格提供的有关智利的资料，同时感哈伊姆·巴尔卡伊和迈克尔·布鲁诺提供的有关以色列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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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皮诺切特在1973年9月上台，与之前一年同期的数据进行比较，在消费价格领域，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出现在197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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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1973年的政府支出相当于GDP的44%，显性税收收入只有GDP的20%，因此就留下了相当于国民收入24%的财政赤字。到了这个时候，向公众或海外实施借款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了。另外，公众也从多年通货膨胀的经历中学会了如何充分利用政府新增货币，避免更多损失，因此，货币存量余额下降至GDP的很小一部分，约为GDP的3%或4%。如果想通过对货币存量征税的方式来为占国民收入24%的财政赤字进行融资的话，就必须按照600%~800%的税率进行征税，而与1973年相比，1974年的平减指数高达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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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外，正如哈伯格所强调的那样，贸易的变化和资本流入的大幅下降都要求下调实际工资，以进行全面调整，可是由于法律的限制，这种方法被排除了。但是，资本流入的大幅下降，至少部分是由实行比索钉住汇率制以及美元升值所致。在1980~1981年，比索的钉住汇率制无疑导致了资本的大量流入。美元的升值则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因为对于非美元地区的外国投资者来说，在智利进行资本投资的吸引力降低了。另外，它对智利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也使人们担心智利比索对美元的汇率会出现贬值，这也让美元投资者裹足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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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另一篇文章（巴尔卡伊，1990b）中，巴尔卡伊比较了同一时期以色列、阿根廷和巴西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只有以色列取得了成功，另外两个国家都以失败告终，仅仅使通货膨胀短暂放缓了而已。他把以色列的成功归结为以色列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减少了政府赤字。与此相反，另外两个国家之所以失败正是由于没有做到这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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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谢克尔分别在1987年1月、1988年12月、1989年1月、1989年6月和1990年9月贬值了12%、5%、8%、4%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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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此处数据来自美联储“美元与10个工业国家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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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一节的大部分内容来自弗里德曼的研究（弗里德曼，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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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种货币制度是大英帝国全盛时期在英国殖民地实行的标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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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祸害 第10 章 纸币不兑现条件下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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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2章中看到，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货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世界上每一种货币都直接或间接地建立在不兑现纸币本位上——说它直接，是指货币汇率尽管受到操纵，但还保持着灵活的特性；说它间接，是指每一种货币都与另一种法定货币联系在一起（例如，1983年之后的港币）。这种货币表现的最终结果到底如何，都还笼罩在云山雾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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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以来，这种货币体系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断断续续地呈现出来，并最终成型。从“一战”到1971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实际上实行的是美元本位制，而美国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实行的是金本位制（除了1933~1934年这一短暂时期），但实际上实行的是混合了政府对黄金价格进行操纵的法定货币本位制。布雷顿森林协议基本上就是对这个事实的认可，尽管协议对黄金作用和对汇率变化的规定只是一个口惠而实不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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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在黄金的货币作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1）1933年禁止私人拥有黄金，（2）1965年取消美联储存款对黄金储备的要求和1968年取消美联储纸币对黄金储备的要求。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关闭了黄金窗口，终止了黄金与美元之间的正式联系，也撕下了美国是一个金本位制国家的虚假伪装，肯定了正在形成的一个新的货币体系。各国央行的账簿上所登记的黄金储备已成为过去一个时代的遗迹，尽管黄金未来可能还会卷土重来。1974年美国取消私人拥有黄金的禁令是一种自我矛盾的做法，也可以看成是对黄金结束其货币历史使命的一种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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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的通货膨胀推动了尼克松总统采取这些行动。而反过来，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安排的终结，又导致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通货膨胀继续甚至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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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规律和高度易变的通货膨胀激发了进行货币改革的动力。通货膨胀让人们开始高度关注货币当局的糟糕表现，并越来越相信不同学者就相关政策提出的观点和结论（包括安娜·施瓦茨和我在《美国货币史》中提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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