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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1973年的政府支出相当于GDP的44%，显性税收收入只有GDP的20%，因此就留下了相当于国民收入24%的财政赤字。到了这个时候，向公众或海外实施借款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了。另外，公众也从多年通货膨胀的经历中学会了如何充分利用政府新增货币，避免更多损失，因此，货币存量余额下降至GDP的很小一部分，约为GDP的3%或4%。如果想通过对货币存量征税的方式来为占国民收入24%的财政赤字进行融资的话，就必须按照600%~800%的税率进行征税，而与1973年相比，1974年的平减指数高达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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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外，正如哈伯格所强调的那样，贸易的变化和资本流入的大幅下降都要求下调实际工资，以进行全面调整，可是由于法律的限制，这种方法被排除了。但是，资本流入的大幅下降，至少部分是由实行比索钉住汇率制以及美元升值所致。在1980~1981年，比索的钉住汇率制无疑导致了资本的大量流入。美元的升值则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因为对于非美元地区的外国投资者来说，在智利进行资本投资的吸引力降低了。另外，它对智利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也使人们担心智利比索对美元的汇率会出现贬值，这也让美元投资者裹足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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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另一篇文章（巴尔卡伊，1990b）中，巴尔卡伊比较了同一时期以色列、阿根廷和巴西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只有以色列取得了成功，另外两个国家都以失败告终，仅仅使通货膨胀短暂放缓了而已。他把以色列的成功归结为以色列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减少了政府赤字。与此相反，另外两个国家之所以失败正是由于没有做到这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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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谢克尔分别在1987年1月、1988年12月、1989年1月、1989年6月和1990年9月贬值了12%、5%、8%、4%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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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此处数据来自美联储“美元与10个工业国家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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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一节的大部分内容来自弗里德曼的研究（弗里德曼，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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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种货币制度是大英帝国全盛时期在英国殖民地实行的标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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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祸害 第10 章 纸币不兑现条件下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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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2章中看到，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货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世界上每一种货币都直接或间接地建立在不兑现纸币本位上——说它直接，是指货币汇率尽管受到操纵，但还保持着灵活的特性；说它间接，是指每一种货币都与另一种法定货币联系在一起（例如，1983年之后的港币）。这种货币表现的最终结果到底如何，都还笼罩在云山雾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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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以来，这种货币体系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断断续续地呈现出来，并最终成型。从“一战”到1971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实际上实行的是美元本位制，而美国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实行的是金本位制（除了1933~1934年这一短暂时期），但实际上实行的是混合了政府对黄金价格进行操纵的法定货币本位制。布雷顿森林协议基本上就是对这个事实的认可，尽管协议对黄金作用和对汇率变化的规定只是一个口惠而实不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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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在黄金的货币作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1）1933年禁止私人拥有黄金，（2）1965年取消美联储存款对黄金储备的要求和1968年取消美联储纸币对黄金储备的要求。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关闭了黄金窗口，终止了黄金与美元之间的正式联系，也撕下了美国是一个金本位制国家的虚假伪装，肯定了正在形成的一个新的货币体系。各国央行的账簿上所登记的黄金储备已成为过去一个时代的遗迹，尽管黄金未来可能还会卷土重来。1974年美国取消私人拥有黄金的禁令是一种自我矛盾的做法，也可以看成是对黄金结束其货币历史使命的一种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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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的通货膨胀推动了尼克松总统采取这些行动。而反过来，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安排的终结，又导致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通货膨胀继续甚至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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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规律和高度易变的通货膨胀激发了进行货币改革的动力。通货膨胀让人们开始高度关注货币当局的糟糕表现，并越来越相信不同学者就相关政策提出的观点和结论（包括安娜·施瓦茨和我在《美国货币史》中提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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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美国的通货膨胀使名义利率上升，改变了政府通过Q条例对利率所实施的管制——这项管制条例限制了银行可以支付的市场利率，从而极大地阻碍了信贷市场的有效结算。其中一种反制措施就是发明了货币市场的共同基金，它可以帮助小储户们从更高的市场利率中获利。货币市场基金被证明是金融创新的入门契机，它迫使政府立刻放松并随后放弃对银行可以支付利率的管制，同时也放松了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活动的限制。这种放松和取消金融管制的措施似乎来得太晚了，而且在阻止传统银行在美国整体金融体系中的作用急剧衰减方面作用非常有限。与以往相比，现在这种传统银行在信贷市场中所占的份额更少，它们的地位已经被那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如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美国运通公司、美林公司等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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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和随后的放松管制所产生的一个明显的后果是储蓄和贷款危机，在储蓄和贷款上它给联邦存款保险增加了极其高昂的成本，纳税人也因此承受了高昂的负担，并且威胁到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1]的清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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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规律的通货膨胀和高度易变的利率在其他国家也产生了类似的变化，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都面临着要求放松和取消管制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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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种状况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正如在第2章和第8章中所述，纵观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商品货币中一直存在着千年不变的规律。只要绝大多数货币都由硬币或金银组成，就不可能出现快速上涨的通货膨胀，而货币掺假贬值的程度受到硬币中指定贵金属与合金等贱金属之间价值比率的限制。正是由于纸币的发明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使用，才使得近年来这种快速上涨的通货膨胀的爆发在技术上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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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欧文·费雪在对类似货币历史进行评论时曾经指出，“不兑现纸币对于那些使用它的国家来说，始终是灾难的祸根”（费雪，1929年，第131页）。此后的历史印证了费雪的概括。在这段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历史上一系列最深重的纸币灾难：“一战”和“二战”后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在许多南美国家和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欠发达国家经历的快速上涨的通货膨胀甚至恶性通货膨胀；当然，最近的例子就是20世纪70年代世界性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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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本位制的终结和世界货币体系，即按照费雪的说法，在这个体系中每个国家都实行的“不兑现纸币本位”的出现，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学文献流派：一种是科学派，另一种是流行派。科学派经济学文献主要研究货币改革以及政府在提供经济学家所谓“外在货币”时的作用，换言之，货币不再是一种支付承诺，而只是货币而已——在金本位制下就是面值与实际价值相符的纯金硬币，在目前美国货币制度下就是美联储的纸币和存款。流行派经济学文献总是危言耸听，并且支持硬通货的观点，几乎所有的理论都认为费雪所概括的观点将会继续适用，并且认为除非或者直到世界上主要国家再次采取商品本位的货币体系，世界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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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趣的是，这两派几乎没有任何交集。在我看来，科学派经济学文献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流行派经济学文献所提出的问题：产生史无前例的货币体系的条件是否也伴随了某些变化，从而改变可能的历史进程，导致目前货币体系也将会步之前纸币本位的后尘？本章余下部分将尝试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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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所指出的那样，通货膨胀始终是有吸引力的可供选择的财政收入来源，因为通货膨胀实际上使得政府在没有经过任何人投票的情况下，按照凯恩斯的说法，“以一种无人能够察觉的方式”（凯恩斯，1920年，第236页）征收税赋。但是，由公众广泛支持的商品本位则可以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的确在更为发达的国家，公众的舆论是恶性通货膨胀和快速上涨的通货膨胀相对较少发生的原因。在和平时期，如果没有大范围的国内动荡，公众总能够对政府施加影响，迫使政府保持货币的可兑换性，或者，如果货币的可兑换性被中止的话，就迫使政府再次恢复货币的可兑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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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改革货币和财政制度的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找到具有与货币的贵金属可兑换性相同作用的替代品，从而维持对政府的压力，迫使政府不敢使用通货膨胀来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来源。换言之，我们必须为价格水平找到一个名义货币锚，以取代对货币商品的实物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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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费雪在1911年时概括的观点，即“不兑现纸币对于那些使用它的国家来说，始终是灾难的祸根”，是否在未来几十年还会适用。最近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墨西哥和以色列等国发生的经历已经印证了费雪的观点。但是，这些都不是高度发达国家，虽与费雪当年研究时所设想的国家情况更接近，却与现今高度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完全相同。在更为发达的国家，如日本、美国和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所发生的情况，使人们有理由对未来感到更为乐观。在这些国家，与以往相比，今天公众对政府施加了同样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不通过征收显性税来获取可供政府使用的资源。但是，在这些国家也产生了反作用力，即试图降低纸币通货膨胀的政治吸引力。信息革命极大地降低了信息获取成本，使得预期可以对经济失调，包括政府政策的变化做出更为及时和准确的反应。因此，与以往相比，广大公众和金融市场对通货膨胀变得更为敏感、更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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