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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当乔治·W·布什总统竞选连任成功时，他实事求是地说：“我在这次大选中赢得了资本——政治资本，现在我打算花掉这些资本。”他不仅仅是用了一种比喻，同时也想让人们一窥他的想法以及他在第二个任期内的政策安排。“政治资本”或“社会资本”都可以用同样的债务比喻。尽管被称作“资本”，但它们并非某种财产。你没有办法随便跟一个人交换这种财产，也没法轻易地将它们像货币一样转化为其他流通物。它们的价值植根于当事人与义务另一端的关系之中。如果对方抛弃了这种义务，那么你获得的信用可能会变得毫无价值。至少要有两方参与，社会债务约定才能生效。至少在这些例子中，由于你没有办法真正“占有”这种社会债权，因此对这种比喻化的资本而言，“占有就意味着赠出”这句话依然成立：只有当他人履行了他们的责任、偿还了你的礼物，并让整个循环继续下去，社会资本的价值才能够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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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记录自己的社会债务余额可能会导致焦虑。首先，要做好还礼、挑选正确的“偿付”方式或礼物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项研究发现，有10多种引发焦虑的因素是由赠送礼物导致的：不熟悉，即不够了解对方和对方的喜好；选择困难，对方特别挑剔的时候。比如，给你的新男朋友或者新女朋友挑一件合适的礼物就可能是很困难的事。如果送的礼物太廉价，那么可能会让对方认为你为其付出的牺牲和花费不够；如果送的礼物太昂贵，那么你又有可能把对方吓跑，因为你花那么多钱可能意味着你在感情的初始阶段就非常认真。而且，人们有可能不想引起社会债务责任，因为捐赠礼物的一方可能会因此而得到优势。对方可能会因此直接拒绝接受礼物。曾有人研究了求爱期交换礼物这一行为的作用。研究发现，一些女性会拒绝男性为晚餐付账，而情愿均摊费用。在有些人看来，赠送礼物并不仅仅是一种讨好献媚的方式，还可能被用来控制一段感情关系的主动权。为了躲过礼物带来的焦虑感，人们可能会逃入市场经济之中，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你可以同陌生人打交道，无须承担那么多长期的责任。比如，在蒙特利尔，一些人不再靠朋友帮忙搬家，而是会聘请专业的搬家公司。在历史上，蒙特利尔庞大的工人阶层不得不经常更换居住地，大部分租约为期一年。从夏季开始，许多人会同时搬家。在蒙特利尔，在这段时间搬家已经成了某种习惯和文化的一部分。加拿大的拉巴特啤酒公司曾经播放过一则广告，就是以搬家的人们为主题的。歌手罗伯特·沙勒布瓦的一首著名的歌曲中也体现了这一文化特色，他唱道：“搬出去，或者留在原地”。由于搬家需要动用大量的劳动力，需要搬家的人就会动用礼物经济的力量，请他的朋友和家人来帮忙。曾有人这样赞美礼物经济的合作性：“这些帮助我们搬家的人，我在以前也帮助过他们……啊！大伙儿都来帮助你了。你不会陷入一团糟的境地，你不是孤身一人。”然而，礼物经济中的交换并不总能顺畅地进行。如果一个人的朋友和家人没来，那么他就可能会对他们失去信心，并且因为他们不情愿施以援手的态度而感到自己受到了轻慢。还有人不想因为请朋友和家人帮忙搬家，就陷入某种义务之中。49岁的建筑师米拉说：“请我的表弟刷墙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因为他不会按照市场价格向我要报酬……我不想欠别人的情。我不想让自己陷入必须在日后报之以李的境地。”有些人选择避免社会债务，因而逃离了礼物经济，转而投入市场经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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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你欠下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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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旅途所见和所阅览的研究资料中，最令我感到有趣和好奇的礼物经济出现在日本。在日本的礼物经济中，不仅有礼物的不断流动以及感激和焦虑心情的交替出现，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人在获得礼物和送出礼物时的用心良苦和对细节的追求。通过解密日本的礼物交换，我们可以揭示社会债务和恩情谢意的复杂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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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详细介绍了日文中有关义务的概念，即恩和义理。恩通常被定义为一种责任，是一个人对其他人（比如经理或是父母）的社会责任。如果一个工人从他的经理那里得到了某种好处，比如升职或是奖金，那么他的经理就有恩于他。记住恩，就是要对那些给予你好处的人报以感激之情，并最终予以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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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恩是一种负担，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与其他人产生联系。比如，一个人可能会拒绝陌生人赠送一杯啤酒或是一根香烟之类的随意的善举。即便到了今天，一些人还是会避免让朋友知道自己的出国之旅，以免不得不带礼物回来。本尼迪克特说，日语中有多种表达谢意的说法，比如arigato，其字面意思是“真是难得”；另一个表示谢意的词sumimasen，则带有道歉的语气，可以粗略地翻译成“真的很抱歉”或是“心里过意不去”。这意味着恩实在太深重了，似乎无法被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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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恩可能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人们会说，养儿方知父母恩。照顾自己的孩子，就是在报答自己孩提时所受到的来自父母的恩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日本人都认为日本天皇对自己负有君恩。从米酒到香烟，每一份送给日本军人的礼物都是君恩的延伸。在神风特攻队自杀任务中战死也是对君恩的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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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描述了两种报恩的方式：义务报答的是一种永远也报答不完的恩，这种恩是出生时就欠下的，比如子女欠父母的恩；义理报答的是某种可以等价衡量的恩。本尼迪克特说，义理有两种，一种是对于世界的义理，即报答同代人和家族里的人；一种是对于自身名誉的义理，即维护自己的荣誉、声誉和名节。义理甚至会出现在某些家庭关系的称呼中：英文中将“公公”和“岳父”称作“father-inlaw”，即法律意义上的父亲，而日文中则称作“义理父”。如果一个人不按义理回报他人，其名誉就会受损，人们会指责其不知感恩。对于义理的报答甚至会被包装成情人节礼物，即义理巧克力。情人节时，日本女性会赠送给非恋爱关系的男性巧克力，这种巧克力就被称作义理巧克力。一项调查显示，84%的女性会给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赠送礼物，以感谢他们的恩情，而只有28%的女性会给自己的恋人赠送礼物。情人节一个月之后的3月14日，收到义理巧克力的男性则要还礼，赠送给女性白色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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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人们遭遇不幸之时，也需要回馈恩情。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在日本居住时，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办完丧事回到工作岗位时，发现桌上堆满了信封。这些信封被称作香典袋，里面装着同事送出的表达哀悼之情的礼金。他后来知道，恰当的做法是用这笔钱的一半购买手帕之类的礼物，送还给他的同事们，这被称作半下石，即还礼一半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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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凯瑟琳·鲁普继续了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探索了日本礼物交换的艺术性。虽然并非所有日本人都会参与仪式化的礼物交换行为，但她从中发现了值得记录的特色。日本的礼物经济会给商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影响：对许多百货商店来说，夏季的中元节和冬季的岁暮节两个礼物季可以贡献60%的营业额。就像美国的圣诞季一样，日本的店家会早早开始岁暮礼物季的广告宣传，并且会增加人手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人们刚刚收到了相当于两个月工资或是更多的奖金，所以手头很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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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送礼物的习俗起源于中国，有可能是佛教的某种传统。人们把礼物季看作一个对过世的先人表达敬意的时节。在19世纪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要求民间用民族主义色彩更浓重的神道教神龛取代佛教神龛，以缔造一种国民的认同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赠送礼物的行为中祭祀神明的意味变淡了，而逐渐变成了一种对父母和祖先表示敬意（或者说谢恩）的行为。今天的年轻人甚至把岁暮节现代化了，将其与圣诞节合并在一起，因为这两个节日恰好都在年末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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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不仅礼物上的绶带象征性地表达了送礼者的谢意，包装礼物的方式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这本身也是日本的礼物经济对细节的高度追求的一个例证。包装婚礼和葬礼的礼物要使用一种被称作结切的独特的打结方法，这种结一旦打好就很难解开。生日礼物、毕业礼物和送给新生儿的礼物则要使用蝴蝶结，这种结很容易打开，寓意这样的好事要更经常地发生。把蝴蝶结打在葬礼的礼物上是很不吉利的，因为那意味着可能会再有人去世。与之相类似的是，如果把蝴蝶结打在婚礼的礼物上，也不是婚姻美满的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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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顶尖的百货商店的包装纸包装礼物的话，就意味着赠礼者为了挑选礼物花费了可观的时间和金钱。最好的百货商店一定要自己负责包裹礼物，以保证包装的质量，维持商店的声誉。通常在包装纸上会有商店的标志和地址，这样收到礼物的人就知道礼物是从哪里购得的。新入店的员工会接受多日的训练，以确保他们可以妥善地包装礼物。收到礼物的人应当小心谨慎地拆开包装。此外，还有一些文化习俗，比如送钱要送奇数，偶数由于可以被等分，所以被认为不吉利。装有婚礼礼金的信封右上角应当有一个小小的鲍鱼的图案，因为鲍鱼是吉祥的象征。上面介绍的所有这些就是为了说明，在日本赠礼和履行社会债务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虽然并没有什么针对礼物经济的正式的会计制度，但是日本的礼物经济在实践中之严谨，仿佛真的有这样一个严密衡量礼物的制度存在一样。唯一缺失的东西是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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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市场的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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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货币来计算义务，那么就会把货币变成在市场经济中常见的债务工具，如同购房用的抵押贷款和修缮房屋用的银行贷款。从人类文明兴起以来，经济债务就一直伴随着我们，有息债务的出现要比货币制度的发明早上数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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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在今天的中东地区，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债务工具出现了。没有利息的债务很常见，但它们通常是作为礼物出现的：尽管没有价格，但收到礼物的人仍然有义务去偿还这一馈赠。有息债务最早出现在农业和农耕领域：穷困的农民会向别人借来种子、坚果、橄榄、谷物乃至耕牛，随后要在偿还债务的时候附加利息，即他们的剩余收获物。但是，出借农产品不是件容易的事。由于气候条件无常，农业债务的利得充满了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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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对借贷的需求也增加了。短期无息借贷保留了下来，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人们——特别是家庭成员——应对危机。然而，这种借贷更像是礼物。为了理解有息借贷对古代社会的重要性，我们来看一看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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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也就是阿卡德帝国衰落后，在今伊拉克南部的乌尔城崛起了一个持续了104年的王朝，这一时期被称作苏美尔复兴。乌尔城的领导者采用了先进的建筑技术，比如兴建带有斜拱的砖制建筑，以及修筑人行道。从那一时期流传下来的文献中可以看出，那是一个文化和贸易鼎盛、多种语言和宗教共存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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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文献都提到了一个名叫图冉伊里的商人。有关图冉伊里的档案共有59件，目前存放在耶鲁大学。其中将近20%的档案都是贷款档案。图冉伊里被称作商人的监督者。图冉伊里作为他人的中介，买卖货物，并为需要的人提供信贷。他和其他一些商人为他人提供贷款，帮助他们完成支付和物品的流通，而这正是任何经济蓬勃发展的必需品。向商人和其他人放贷是一桩颇有吸引力的生意，因为从有息贷款中获得的收入可以用来购买更多土地、动物和奴隶。钱能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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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有息贷款有着多种形式。有的规定借款人要用劳动力来支付利息：用白银支付的贷款通常要求借款人提供一个技术工人，用大麦支付的贷款则要求借款人提供一个农业劳动者。历史学家史蒂文·加芬克尔认为，要求非劳力利息的贷款可以被分类为生产性贷款和消费性贷款。生产性贷款由商人或提供者借贷白银给借款人，用于提高借款人的生活质量，比如改善住房。消费性贷款则通常是提供大麦，让借款人能在下一个收获季节到来前填饱肚子。由于债权人可以让劳动者依赖性更重，这些贷款还会巩固等级社会中人们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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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芬克尔把信贷称作功能上的必需品，因为无论是赤贫的农民还是富裕的个人都要依赖信贷。富人们可能需要借此来维持他们奢侈的生活，或是将借来的贷款以更高的利息再放贷给他人。债权人里既有富有的家族，也有类似图冉伊里这样的商人，还有大型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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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庙、宫殿以及总督和官员的家族是苏美尔社会中最主要的机构，他们同时也是重要的债主，有时还会扮演银行的角色。他们收取谷物、动物和白银作为税收和应收款项，还会取得由国王赏赐或战争中取得的土地上的收入。他们甚至还会规定哪些物品可以用来交换，公布交换汇率，并制定交易的基本规则。作为机构贷款者，他们会为个人提供有息的消费性贷款，以使他们在收获季节到来前能够填饱肚子。在这种贷款中，公正之神沙玛什经常被列为债权人。在账单上，还会有债务人的名字、本金的数额、见证人的名字以及贷款开始的年份、债务人的签章。贷款合同通常是口头达成的，因为大多数人并不识字。债权人会保存签署好的贷款协议，在贷款支付完毕时再将其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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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债权人都会希望可以连本带息地收回贷款，但有时债务人就是没有办法偿还贷款。那时候没有宣布个人破产这种说法，所以就产生了各种让债务人偿还债务的方法。如果一个债务人无法偿还白银贷款，可以改为用牲畜和食物抵债。苏美尔文字中的“利息”一词（máš）就是“小牛”的意思，这意味着贷款可以用牲畜来支付。甚至，有时候男人会为了不支付利息，而放弃他们的妻子或儿子。如果积压的债务余额已经多到引发公众的不安情绪，那么皇家法庭可能会宣布勾销所有农业债务，这通常发生在新国王登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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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销债务在现代社会也时有发生。新就任的法国总统发布的第一个命令通常就是勾销所有的停车罚款，这种情况一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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