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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同样也会受到批评,因为这意味着“推动经济增长的信贷会下降”。但正如第七章所论,这并不意味着增速会降低,由于相当部分信贷并未真正促进经济增长;它也不会相应地提升名义需求,但会导致危机和危机后的债务积压以及经济衰退。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建立低信贷密集型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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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的自由裁量权和太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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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改革议程赋予了作为宏观审慎监管当局的中央银行拥有更多的政策工具和广泛的责任。在这些政策工具中,部分是固定不变的规则,例如更高的最低资本要求;有些工具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周期进行相机抉择,这些决策并非基于精确的科学方法,而是需要对不确定因素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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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逆周期资本要求的决策需同时反映信贷增长率和已达到的杠杆率水平。但是,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私人部门杠杆率“太高”的标准。国际清算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塞切蒂的文章得出了初步的结论,如果企业部门债务占GDP比例超过GDP的90%或家庭部门债务占GDP比例超过85%,将产生负面影响。21但是,他也强调了任何此类估计的不确定性。与此类似,在资产价格方面,我们仅知道信贷推动的资产价格泡沫会造成伤害,但确定泡沫何时出现及其与合理均衡价格之间的差异程度则是艺术,而非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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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许多中央银行家和经济学家都对运用自由裁量权持谨慎态度。许多人希望能够像危机之前的传统观念那样清晰和简单。在一个目标(价格稳定)和一个工具(利率)的框架下,责任非常清晰。它保护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因为中央银行以中立的技术官僚面目出现,就是为了实现一个各方均认可的目标。这是一个清晰、精确、理论上简洁的政策框架,却终结于经济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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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的最优结果的不确定性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回到危机前传统理论教条的借口。我们应该尽可能地解决第十一章讨论的问题,即信贷密集型增长的根本动因;我们应尽可能改革税收制度,鼓励采用第十二章中讨论的新型股权合约;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依赖于固定不变的规则,如更高的资本要求;我们还应诉诸结构化改革,如设置栅栏,从而建立内在稳定性更强的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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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管理私人信贷创造的不稳定性和无效率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相机抉择型决策。正如哈耶克、明斯基和西蒙斯等人所指出的,私人信贷创造的不稳定是固有的,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的一套明确规则根本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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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芬兰中央银行行长埃尔基·利卡宁(Erkki Liika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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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即英国独立银行业委员会(ICB)主席约翰·维克斯(John Vic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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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 第五篇 摆脱债务积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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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描述了建立低信贷密集型和高稳定型经济所需的政策。第五篇回答不同的问题:如何摆脱因过去政策失误导致的债务积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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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去杠杆和低通胀,所有的传统政策手段似乎都已失效。但名义需求不足是一个问题,只要我们愿意考虑所有的政策选项,包括创造额外法定货币为不断上升的财政赤字融资,总能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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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介绍这样的政策选择如何发挥作用,为什么它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为什么它不一定是导致过度通胀的技术性原因。第十五章将解决另一个更困难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设计相应的政治约束机制来防范这一可能有效的工具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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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国家,这一方案应该是可行的,而在欧元区该方案也许不可行。但是,如果因为法定货币创造太危险而放弃这一政策选择,我们将经受更长时期的债务积压和低增长,未来因私人信贷过度创造再次导致动荡和危机的风险也将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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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 第十四章 财政赤字货币化:打破政策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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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官方的政策方法假定债务的可持续性能够通过紧缩、容忍和增长等措施来实现,这种说法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历史发展轨迹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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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门·莱茵哈特和肯尼斯·罗高夫,《金融和主权债务危机,已吸取的和被遗忘的教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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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对家庭和企业的减税明确伴随着日本银行增持政府债务,这一减税政策实际上是通过货币创造来融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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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伯南克,《对日本货币政策的一些思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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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7年了,世界主要经济体仍在承受危机的后果。欧元区的GDP尚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失业率高达12%,通胀率远低于欧洲中央银行确定的2%这一目标。日本继续在低增长和不断上升的公共债务中挣扎。英国经济开始增长并创造了就业机会,但人均GDP仍未达到2007年的水平,平均实际收入比金融危机前的峰值低6%—8%。美国经济复苏较为强劲,但就业率仍远低于2007年水平,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发达经济体中,许多人不再相信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会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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