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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海关“在英国人手中”遂成为英国对华政策的中心目标。[65]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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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也下了决定：“要英国调停一事既然没有成功 我们就必须自己来”；[66]而在这个时候，伦敦也给了赫德一个有利的环境。在与伦道尔和金登干的定期电报往来中，透露了赫德利用法国截留海关的飞虎号灯船一事作为海关介入的契机。赫德派金登干到法国去寻求与法国总理茹费里（Jules Ferry）直接会谈的机会，并希望借由讨论飞虎号灯船一事，也能顺便提出和平条约的议题。[67]金登干先向伦道尔做了简报，也等于是间接通知外交大臣格兰维尔伯爵，之后越过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68]金登干与茹费里在1885年1月10日首次会面。[69]从那次会面起，到1885年6月达成和平协议止，两人经常保持绝密会面。茹费里要求总理衙门必须正式授权海关代表清政府，来作为商议谈和的前提条件。赫德做到了这一点，金登干被任命为清政府的特使。[70]赫德想让“谈判完全在我的手中”，[71]所以坚持总理衙门和茹费里都不能使用其他的中介人。[72]一道谕旨下来，要求：“津、沪、闽、粤各方停止所有的谈判，以免妨碍我的协商。”[73]到3月份时，初步的协议已达成，中国将认可《中法会议简明条约》，法国将从台湾撤军并停止所有敌对行动。[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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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这个协议即将达成前夕，法国军队却在镇南关遭受到重大挫败，茹费里内阁因此倒台，而协商也差点在两个国家内被阻挠。[75]在与法国总统商讨完后，茹费里匆忙召集了内阁会议，批准了新的条约。而在中国，清议派首领张之洞仍想整顿武力继续战斗。他要求李鸿章对协议提出反对，但李鸿章回答说：“议款始终由内主持，专倚二赤。”[76]这是对赫德中文姓氏——“赫”的俏皮话，如果分开读的话，它就是两个“赤”字。李鸿章的话也暗示着慈禧太后已经下了决心，和议势在必行。张之洞十分生气：“赫德一手承揽，中国坐受其愚。”[77]但既然慈禧太后也主张议和，张之洞除了接受失败之外，别无选择。[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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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张之洞和李鸿章都不悦的话，海关却在清朝和英国的对外关系，以及清朝的对外政策中获得了中心地位。在之后的岁月里，金登干仍继续担任外交角色，譬如他专赴葡萄牙，对澳门的问题进行谈判。[79]年，清朝指派金登干为中国专使团参赞，参加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大庆。[80]还有一次是代表中国使团，参加爱德华国王的加冕典礼。[81]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或是当中国很有可能被瓜分时，或者当清朝灭亡的时候，海关每每通过驻伦敦办事处而发动谈判。1911年的辛亥革命期间，海关又再次介入外交，之后也继续如此。海关所扮演的新的国际角色赋予它另一个权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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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170375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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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对外贸易的扩张和欠发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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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办事处对海关的重要在于它致力保护后者的地位，海关所立存的磐石则在于促进对外贸易以及估量关税。在自强运动期间，经由外国轮船载运的中国对外贸易大概翻了4倍，这为北京保证了一个新的源源不断的税收。考虑到中国已经对摊丁入亩的税制无法完全掌控，再加上厘金主要是一个地方税种，所以关税是一项重要的新资金来源。接下来，我首先详述伴随着轮船贸易的增长，海关在中国的扩张。接着，我要检视贸易对中国广义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会强调19世纪8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经济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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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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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任何机构曾经从中国贸易的增长中获利的话，那它非海关莫属。图3.1显示，截止到自强运动结束，海关税收几乎达到2500万海关两，或逼近中央全部收入的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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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赫德在1861年成为代理总税务司时，全国仅开设了3处海关。接下来的30年中，海关数量增加到了26个。表3.1列出了这些条约口岸，记录了它们在何年开放以及它们的中文名称、海关名称和所在省份。该表格表明，条约口岸设立于三个高峰时段。第一个高峰发生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天津条约》规定将上海的试验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以及长江对外国贸易开放之后。第二个高峰是在1876年李鸿章与威妥玛签订《烟台条约》之后。第三个高峰发生在中法战争之后，也即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如图3.1所示，海关税收在这段时期有巨大飞跃。这是由于清朝关于香港和葡萄牙的协议所引起的。这两处是鸦片的走私中心，通过该协议，海关可以在香港和澳门附近设立关卡，征收这两地的鸦片厘金。[83]此外，为了监管越南和中国南部之间的贸易，云南和广西也设立了海关。西藏设立了亚东关，虽不征收任何关税，但在英国想在西藏树立自己影响力的当时，它是清朝对西藏拥有宗主权的象征。[84]这表明了清政府利用海关来作为标志，显示自己的领土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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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1861-1895年海关税收发展趋势图 （单位：1000海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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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自强运动时期新开设海关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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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陈诗启、孙修福：《中国近代海关常用词语英汉对照宝典》，第669-6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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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条约口岸的增加和海关活动范围的扩大，海关人员数量也有所增长。1875年的《海关职员录》中列出了1830名职员。10年后，增加到了2548人。到了1890年，达到了3475人。在1895年的《海关职员录》中，有3709人。[85]这些数字表明，海关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经历了最为快速的发展。《海关职员录》中并未囊括伙夫、仆人、马夫、守门人和听差，因此海关实际上雇用的人数会更多。由于意识到海关的扩张以及其重要的财政意义，清政府在1888年增加了海关经费，从100万海关两增加到了170万海关两。到19世纪80年代末，海关俨然已是一个庞大的、财政稳定的官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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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顾海关税收的分配时，任智勇认为，虽然在19世纪60年代大多数关税汇解到了北京的国库（户部），但从那时之后，向省级的解款数量超过了向北京的汇缴。根据任智勇的研究，大概有10%左右的海关税收净额，也即海关税收总额减去向海关及海关监督的拨款，仍保留在海关所在的省份之中，其余则汇给了总理衙门、其他省份、北京的国库和内务府。在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之乱中，内务府因为丧失了对盐课收入的控制，损失巨大。图3.2说明，1867年后海关向国库转移的税款减少，对内务府也是如此。但是省际间的汇款，却从1879年的30%增长到了1880年后的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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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税款分配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前夕才发生了逆转。值得强调的是，这样的省际间汇款并不表明北京逐渐失去对海关税收分配的控制，因为这些转移支付都需要中央许可。但它确实意味着自强运动变得区域化——发生在地方省份，而非直接被北京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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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1861-1895年海关税收分配变化趋势图 （单位：1000海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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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转折点的19世纪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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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家对自强运动时期的中国经济表现有着不同的评价。郝延平在《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一书中称：“中国与西方的经济关系给完备的商业资本主义一个推进力。”此时我们看到信贷扩大、垄断打破、市场扩大和农产品商品化，譬如茶叶；利益的最大化遂成为商人最重要的目标。[86]布兰德（Loren Brandt）认为，19世纪90年代，“像大米、小麦、棉花、油菜籽等商品市场，在中国许多地方已经与国际经济不可分割地绑在一起。”[87]其他人则并不如此肯定新贸易体系的重要性。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坚持认为由于中国对外贸易量太少，并不能对其大量的国内贸易产生大的影响。[88]科大卫（David Faure）认为宗族的支配和经济活动中的礼制太过根深蒂固，无法使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里成形。[89]罗斯基（Thomas Rawski）在他的书中肯定中国现代经济在二战之前的半个世纪中的增长。他认为若把现代“经济增长”放在人均生产率提高的意义下来观察，这个成长在中国仅开始于19世纪的90年代。[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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