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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联的退休金计划非常有助于减少工运的气焰。它的计算方式为，海关会用金单位支付个人最后工资的25%，然后在个人月缴其工资6%的贡献上，海关会再用银单位另外支付25%。还规定年满60岁就得强制退休。威额忒被开除后仍继续为创建工会而奔走，最后却失败了，因为“每个人都在加入退休金计划”。[97]人们选择有保障的养老金而非威额忒的工会。尽管安格联会否认这个说法，但事实上他用这个计划买通了抗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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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额忒事件充分地展现了安格联处理海关内部事务的方法，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必须要进一步说明。从1914到1926年间，安格联把运作海关的总经费从480万元提高到750万元，还把拨给购置地产和修建关房的资金从10万元提高到120万元。[98]安格联不仅利用这些资金来负担退休金计划，同时也承担了相当多的建设和修补工程，包括码头、海关办公楼和海关宿舍等。迄今仍矗立在上海外滩的标志性海关大楼就是其中一例。它是在1925-1927年间建设的，预算300万元。在1925年11月动土时，由时任江海关监督的朱有济和江海关税务司梅乐和安放了奠基石，他们的名字被刻在上面。不过在这几个月之前，上海发生了有名的大规模反英罢工运动，即五卅运动。[99] 江海关大楼在1927年12月落成，时值国民党军队占领上海不久，所以梅乐和刻意把庆祝仪式简化到最低程度。[100]江海关大楼顶部的大钟自此开始在上海外滩敲响和西敏寺同样的曲调。大钟面上铸有汉字“寸阴是竞”，以及安格联属意的拉丁文译文“Tempus Edax Reum”，即“时间吞噬一切”。[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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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档案没有详细记载华员的行动和感受。若说低等洋员没有被很好地对待，那么华员更是如此。光是他们极少在安格联和税务司们的公文往来中被提到这个现象，就说明了很多。安格联因为这件议题而回顾了赫德曾经提出的关于提拔华员到上等职位和减少海关里的外国特质的政策。然而当税务专门学校的首批20余名学生在1914年毕业时，安格联却添加一个程序以确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法成为帮办，更遑论税务司了。他安插了一个新的见习职位，而税务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会在该职位上长期待着，直到“他们的能力或工作表现，使他们有资格晋升并填补空缺”为止。[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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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是1916和1925年海关内班不同等级的华员和洋员人数对比。它表明海关内班华员的比例依然落后，高级职位仍由外国人支配着。对外班华员来说，情况同样如此。中国人能升到的最高职位就是钤子手（1927年后称稽查员），至于更高职位的验货员、验估员、总巡（1927年后称监察长）和理船厅（1928年后称港务长），全部由外国人占据。[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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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海关税务部门华洋职员任用一览表，1916、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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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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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联展现出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如日中天。他相信英国上等阶级的优越性。因为他们的品质、举止教养和诚信都比较优越，所以由他们来统治是再正当不过的了。不论是面对中国想要驱离帝国主义而高涨的民族情绪，抑或是海关内部下级洋员的不满，安格联真不知该如何应付在一战之后接踵而来的种种要求。安格联说得对，袁世凯死后所留下的只是一个政府的影子，没有真正的行事能力。这让他可以借力使力，趁机把管理中国的债务揽为海关的新任务。若说赫德通过创建海事部门而拓宽了海关的角色的话，安格联则让海关在金融和财政领域上变得举足轻重。说安格联是一名帝国主义分子也好，或者对中国的梦想远景冷漠也好，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当时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只是，安格联不但不明白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不能抗拒，他也没有察觉到自己一直在被中国的银行家们所利用；然而顾维钧则看透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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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170375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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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国际会议，和反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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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把焦点转到一战后召开的重要国际会议和顾维钧如何在大会上把海关和关税自主问题提升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关键诉求。顾维钧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受过扎实的国际法的训练。另外，通过参加辩论社团，学习如何以具有煽动性的表演方式来陈述论点，使他善辩的才能更加锐利。顾维钧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演讲有几个基本要点。首先，他通过诉诸国际法以争取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归还给中国，并诉求结束不平等条约和恢复关税自主；其次，他努力动员中国和国际的公众舆论；最后，他谨慎地指出，在中国政治里，他其实是代表着一种温和的、理性的、亲西方的，尤其是亲美的立场。所以他对列强建议，接纳中国的要求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合乎盟国的战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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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顾维钧这种只要用西方的国际法原则把中国问题表达出来就能被外国所接受的想法，却证明是个误判。这个想法的弱点在于，虽然外国在原则上接受中国的要求，但他们也反驳中国还没有充分地发展成熟，依然处在“历史的候车室中”；意思是说中国仍然有待被开发教化。[104]顾维钧也过于高估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对中国问题的支持。尽管顾维钧得到美国支持的保证，但威尔逊“并不准备去挑战整个帝国主义体系”。[105]他真正的立场是，非欧洲国家应该被允许民族自决，但前提是他们要先经过进一步的“渐进和有序的”改革。此外，那时的美国还不是一个可以自由施加意志的霸权国家。在亚洲，它还需要应付日本和英国。正如国民党接下来会向世人示范的，要使外人接受中国的要求，光是好的争论和举止是不够的，也得依赖群众动员、联合抵制和使用武力才行。大多数国家都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获得独立，而这通常都以人民的鲜血作为代价。仅仅是口头上的要求根本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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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也许没有达成眼前的目标，但不表示他满腔热情地争取中国主权在历史意义上是微不足道的。他的坚持意味着他在论辩上是成功的，他的努力促使开征关税附加税以及最终恢复关税自主权的要求总算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获得原则上的同意。当1925年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与会国家最终接受了他的说法。本节重点分析顾维钧从巴黎和会到北京关税特别会议期间对中国外交策略的操纵。尤其是他所采取的表演式的方式，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先锋。接着也会谈到直接影响到海关的关税自主的要求。顾维钧的努力不只让海关在中国一跃为一个重要的公共议题，也使恢复关税自主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重点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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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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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所谓的山东问题，争议的焦点即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是否转让给日本，或者归还于中国。日本代表牧野伸显（Baron Makino Nobuaki）在1919年1月27日提出，山东问题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事情，其他国家不应卷入，而且应该遵守由这两国所签署的条约。次日，顾维钧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在美国总统威尔逊、法国总理克列孟梭（George Clemenceau）、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等众人面前做了半个小时的脱稿演讲。顾维钧抨斥了牧野伸显的主张，认为日本曾用武力胁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要求，所以根据国际法，这是无效的。[106]他强调，山东作为孔子的出生地，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中国人的圣地，不可能被放弃。[107] 基于中国已经对德宣战，因此在以往所有相关的条约都已失效的前提下，顾维钧要求巴黎和会应立即把位于胶州湾的港口城市青岛归还给中国。[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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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的叙述，他刚一讲完，中国代表团就立刻鼓起掌来。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他表示道贺，随后，劳合·乔治、贝尔福和美国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也对他做出相同的举动。[109]根据一位美国顾问大卫·米勒（David Miller）的记载，顾维钧的演说是那次大会“非常出色的演讲之一”。[110]一位日本官员酸溜溜地说：“中国通过她的舌和笔似乎开始启动迷惑世界的投机行动。”[111]根据顾维钧的回忆，西方新闻界也通过报道此事来表达他们的观点：“除了日本以外各大国代表一致赞扬。”他收到了来自“中国大总统、总理、外交部和其他政府首脑发来的，还有各省当局和山东省公职人员、学生联合会等发来的”如潮水般的贺电，称赞他的表现是“杰作”。[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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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巴黎和会原本抱有很高的期望。当法国、英国、俄国在欧洲忙于战争时，日本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条约。它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地位，承认日本在东北和蒙古的特殊利益，同意与日本合办钢铁工业，要中国担保未来不会准许其他国家来控制中国沿海的任何一个地区。条约中原本还有其他要求，但后来被取消。例如要求中国聘用日本官员担任行政官员等。一战期间，日本与英国签订了秘密协议，英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利益。日本与美国也签署了外交照会，一方面日本确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另一方面美国也承认由于地缘之故，日本在华享有特殊利益。中国的希望就是通过巴黎和会取消日本的这些斩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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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由六十多人组成，包括派驻不同国家的公使、顾问、专家、秘书、重要公众人物、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等。根据威尔逊在1918年所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中国希望巴黎和会能够结束日本对华的蚕食侵略，以及中国能够被看待为一个平等的国家。由于这十四点原则包括结束秘密协议、公正判决所有殖民地的要求、民族自决、创立国联等，中国被威尔逊的狂热深深地虏获，希望巴黎和会能对中国公正。[113]之前在顾维钧担任驻美公使时，他已数次会晤威尔逊，并得到他的担保，说中国不需要担心在巴黎的讨论。 [114]在巴黎和会期间，美国代表也数度向顾维钧重申美国对中国的支持。[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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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巴黎和会正式召开时，中国提交了一份带有七点指望和两点要求的议案。那七点包括废除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撤销治外法权、归还租界及租借地和恢复关税自主等。两点要求是撤销日本二十一条和拒绝日本对山东的索求。中国还送出一份支持恢复关税自主的备忘录，它首先回顾了被中国定义为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该备忘录指出，这些条约的合法性值得怀疑，因为它们是通过战争而强加在中国身上。随之而来的贸易条款更是强迫中国施行“既不公正、也不科学”的值百抽五的税率，意味着这些条款根本没有遵循经济原则。为此，中国不能施以差别关税来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所以它们给“中国财源和商业带来了巨大伤害”。[116]这个关税还另外造成非常不公平的现象，即中国的贸易伙伴可以对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征收高关税。该备忘录也不忘点出一个问题的症结，即当前的规定是，若想改变目前的关税，尚需获得国际的同意，光是这点就使得修改税率变得完全不可能。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签订的《马凯条约》曾允许以废除厘金为条件来换取12.5%的税率。但因为没有得到全部国家的同意，所以该条约无法付诸实施；也就是说，当初曾经被允诺的增加海关税收并没有实现。最后，该备忘录以提出中国应恢复关税自主作为结语。为了和威尔逊的渐进主义观点相配合，中国建议以两年作为过渡期，期间中国得以与其贸易往来国家进行个别关税谈判，且税率不得高于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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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顾维钧凭借他个人的表现抢夺了新闻头条，但他还是不敌日本的巧妙谈判策略。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对他不利的客观现实。例如，持续存在的英日同盟条约迫使英国偏向日本。一战使日本成为债权国，日本帝国海军不仅在一战期间与英国皇家海军在地中海合作，日本在东亚的强势地位更是变得毋庸置疑。在成立国联这件事上，威尔逊也需要日本的合作。尽管美国舆论同情中国，但无法确定美国究竟准备为中国做多少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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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提案也因为中国代表团内部的分歧而削弱声势。孙中山的代表王正廷当初之所以会被包括在内，是因为要对外展现出中国可以团结的样子。[117]但实际上成员之间还给彼此制造麻烦，甚至在会议期间争执着谁应该坐在哪个位置上。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另一个国民党的代表，也就是汪精卫，向中国报纸传播谣言，说顾维钧已和曹汝霖的女儿订婚。而曹汝霖因为被怀疑是亲日派，他的房屋在随后的五四运动中被抗议者焚毁。[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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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把他受到重挫的论证，归咎于内部的斗争以及日本的背信弃义。此外，中日在1918年9月达成协议的一些有关文件也削弱了顾维钧的论点。[119]这些文件带有中国感谢日本在中国参加一战时给予提供大量贷款的证据，因而反驳了顾维钧所谓的中国是在不可抗拒的胁迫下签约之说。而当这些文件被放在公文递送箱送往巴黎后却神秘地消失了，因此顾维钧对它们并无所悉，只能归咎北京的外交部和日本情报人员。[120]事情发展的结果就是，牧野伸显在顾维钧虏获了观众的心之后，却站起来指出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承认日本从德国接收山东的权益。[121]牧野伸显的口才虽远逊于顾维钧的雄辩，但该论据却直接引爆和摧毁了顾维钧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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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决定这场争论结果的最关键因素，莫过于日本的强硬谈判策略。日本要求在创建国联的盟约中应包括种族平等条款。这道出了日本长时期的不满，但日本同时也把它作为一项工具性的议题。顾维钧曾经以“对中国而言，还有很多更重要的问题等待处理”为由，试图说服日本代表不要提出该议题。[122]他不愿意在会议里被陷入不得不选择与日本站在同一边的处境。另一方面，对日本来讲，种族平等要求却是一个谈判筹码，能用它来交换承认日本对山东权益的主张。因为美国和英国基于各自的原因，都不愿意把种族平等的声明放到国联的草约中。安格联颇有洞见地评论：“日本在这件事情上操作得太完美了，利用‘种族平等、为障眼法来掩护胶州这张王牌。”[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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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王正廷和中国的第三位代表陆征祥在4月22日被请去与威尔逊总统、劳合·乔治首相和克列孟梭总理开会。他们语带抱歉地告知中国三位代表，他们决定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经济特权和铁路权利，尽管青岛的形式主权最终会归还给中国。顾维钧愤怒地抗议该决定，[124]但威尔逊说他为中国最多只能做到这样。他试图安慰顾维钧，说将来在国联上，他会提出山东问题。[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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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学生爆发抗议运动之后，顾维钧问中国在签署大会和约时，可否保留将来再提出山东问题的权利。当连这样的要求也被否决之后，中国代表决定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此时顾维钧已经无法再做些什么了，除非他准备失去全部的信誉。[126]顾维钧诉诸威尔逊主义和依赖美国支持的策略终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