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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考察的意义在于它让我可以形象化认识中国内河水运的重要性。去凤阳的所有行程，我们都是沿着河流和大运河走的，所经过地方的地名都符合它们在过去历史上作为榷关的地方。例如临淮关，它曾是一个临水的渡口，船只聚集，也是一个交易集中区，由向来擅长区域贸易的回民所主导。进口到中国的货物经过这些内陆水道再转销到内陆各地，土货同样经它们载运出口。这些水路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网络，反过来塑造了中华帝国。正如环境史学者麦克尼尔（J.R.McNeill）所观察的那样，中国是“地球上在生态方面最具有复原力和资源的国家”，如同在“北边有一条尼罗河，南边有一条恒河，然后一条人工开挖的密西西比河把它们串连了起来”，几乎跨越了整个东北极和南部亚热带地区。[2]中国曾被赋予了极好的资源：过去和现在都有两大基本主食：稻米和小麦；铜，主要用来铸币和造枪炮；硬木材，主要用于建筑，包括修建帝王陵墓等。这两种原料来自遥远的南方，甚至东南亚地区，它们通过河流和大运河被运到北京。同样的还有玉石。稻米主要产自农业发达的长江中游省份及四川（也曾盛产鸦片），再被转销到长江下游人口稠密的城镇以及北方地区。盐对健康非常关键，也和香料一样重要；它从山东和安徽等几个少数产盐地区被运销到整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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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们对海关是如何管理中国港口和海道有些了解的话，我们对中国重要的内河水运恐怕还知之甚少。就连对大运河也一样。而大运河应该和长城一样，都是中国的象征标志。同样地，我们对于联结上海及其富饶腹地的繁忙苏州河，以及其他更多的河流和运河，也了解有限。没有它们，海关也不能存在。如果海关能自然地让我们从通商口岸来看外部世界的话，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要沿着长江、珠江、西江及其他联结通商口岸和其腹地的水道来回头看中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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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海关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不存在了，但它还拥有重要的“来世”。海关档案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之前都一直封闭，原因之一是它把文件保存得非常好，其中也包括个人档案。“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潮涌向了这批档案。红卫兵爬梳档案的主要动机是为寻找资产阶级走狗和走资派的证据，海关职员成为了主要目标，而海关也是受到怀疑的对象。今天，红卫兵当年使用过的表格仍夹杂在一些旧海关档案之中。那些表格印刷工整，有宽松的栏位和清楚的项目分类，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组织海关档案里面的信息。红卫兵以一种官僚的和有序性的方式工作，旧海关肯定会赞扬！有人告诉我，后来周恩来下令封存了这批档案，并且交由军队看管以停止对海关家庭成员的迫害。尽管部分海关档案目前已对研究者开放，但它仍处于军管之下，士兵还经常进行突击保护演习。当我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阅览室查阅这些海关档案时，就曾遇到这种演习。海关给1949年后的中国所留下的阴影，以及它在革命和迫害之中的角色，这些也是它历史的一部分；只是这部分还是撰述禁区。如果说近代海关很明显地拥有多重面向和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不用回答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海关的历史意义。它在中国的历史大叙事里站在什么位置？ 又，在中国和与其相关的国家中，海关又是处于何种位置？我曾把该机构形象或概念化地称为一个边界政权，它有着自己的处事方式、历史和文化，按照自己的信念来运作。它出现于国家机器在全球扩张之时，并且是该过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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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说过，我认为海关是令人渴望的历史产物，也是受到各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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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垂涎觊觎的机构。不论想掌控它的各个党派是如何公开地说海关，这个机构之所以会那么令人垂涎，其原因在于它不仅能够提供金钱，而且它确实运作成功。在清代，英国人要海关归他们，所以当俄国人试图掌握它的时候，英国毫不退让。而当少年中国对英国表示情况并非如此时，英国人感到非常吃惊。如果说少年中国要掌握海关的话，国民党和日本人也是如此。当然，海关所拥有的自主一直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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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的历史点出了金融和财政是多么的重要，尤其是在中华民国的那段历史中。当今中国囤积了巨额储备，这其实还蛮符合过去历代王朝的行为模式，但在另一方面，或许是不愿再次负债于金融财团和西方国家。财政是个困难的议题，因为钱有种神秘宗教式的特质，它所释放的魔法会一直运转，直到失灵为止；而一旦失灵，灾难性的崩溃就会接踵而至。像这样的情况在抗战时期和内战期间就发生过；因为当关税在这两个时期停止征收时，中国债券失去了价值，整个国家陷入了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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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的历史也证明，当一个国家贫穷和虚弱时，并不意味着它的领导者是糊涂的。这样类似的错误评价在过去很普遍，例如清末的领导人常常被指责，说他们受传统束缚太多，不了解现代世界，到现在这种错误评价仍很普遍。然而事实上，就因为缺少军事和财富力量，反而助长了政治上的精明。不过这并不是说中国领导人就万事皆正确，或者就不会只按他们自己的利益行动。本书不仅已给出很多这样的例子，同时也有很多反面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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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历史不一定都要带有教训，但我相信这段历史是有的。当英国人初到中国时，他们想教育清朝如何在平等的民族——国家体系内以文明的方式来行事，也就是那套西方国家觉得合理的地缘政治系统。正如茅海建有力地指出，[4]清政府试图用武力抵抗英国入侵是非常愚蠢的。但是，如果双方都不把自己看得如此至高无上，允许妥协和各种想法混合汇集，避免诉诸于武力，并且能够对问题的深层面向，也就是孔飞力所称的“宪政困境”有所认识的话，[5]事情就能更好处理。那些吵嚷着要把中国带入现代世界者，必须要接受这是一个需要相互迁就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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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必要夸大事实，把海关说得多么高尚。对海关及其领导者进行严厉批判也并非是件难事。且不需要太大的思维跳跃，就能理解少年中国为什么把海关看成是对清政府尊严的侮辱，国民政府视它为侵犯中国的主权，以及新中国政权把它当作是资本主义上层结构的一部分，使旧中国贫穷、落后、分裂、被剥削，其本身也在进行剥削。但是尽管如此，海关也致力于创造一个让大家都可以使用的有序市场，提供中国与它的多元贸易伙伴间的和平接触，维持一个让所有各方都可接受的中间地带，通过规章和帝国的行政权来抑制暴利和滥用地位及权势，这些也都是历史事实。在那个时代，海关一直维护着中国，而很少有其他事物或人可以做到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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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不太情愿地对“资本的年代”表示钦佩，部分原因在于他知道接下来的“极端的年代”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所刻画的20世纪的愿景。[6]当我们没必要完全接受海关的创建者和维持者所提出的自我合理化的论述，以及不需要原谅他们的越界行为时，我们也要避免现今那些教条。和霍布斯鲍姆一样，我愿意承认我的确对海关有一些钦佩。因为书写它的历史，使我对公务行政式的官僚、世界主义、奉献于保持边界的开放，以及创造中间地带和妥协地带等等产生新的尊敬。通过大方地认同过去成就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让我们在解读中国近代史时，能够少用一点意识形态，或者少一点符合当代潮流的批评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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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让我做最后的一个澄清。我在本书中虽然点出海关混合的特质以及它与欧洲的牵连，但我主要的用意是要把外国元素带回到中国近代史自身。一旦扩大我们的视野，这段历史可以被视为中国海洋商业贸易发展史的一部分。中国近代海洋贸易可被看成是从明朝开始的，明朝在1567年解除海洋贸易禁令。此举取消了施行将近两百年的海禁，尽管偷渡违禁在这期间经常发生，而且有增加的趋势。随着海洋贸易的壮大，中国与日本、菲律宾、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海外关系也不断地发展。为了瓦解郑成功的中国沿海贸易网络，清朝也曾下达过海禁，但仅仅二十年后，禁令就被撤销。中国的海外贸易再次繁荣，银、茶叶、棉花、瓷器和鸦片都是主要商品货物。虽然当初恭亲王在太平天国后期的特殊军事和政治背景之下给予海关支持，但他也并非看不出来海外贸易的巨大利益。何况就算是让外国人监视外国商人，使他们纳税，这也并非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当毛泽东在1949年掌握政权后，他同样下达了禁止与西方进行海外贸易的命令。更确切地说，他决定向苏联一边倒；其后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实施了贸易禁运。[7]当毛泽东在1972年同意接见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后，他也开始有了废止海外贸易禁令的动作。后来当邓小平在1978年展开改革，终于完成了这个过程。不令人意外的是，那些被指定来负责恢复中国海上联结的城市，也刚好就是那些在上一个年代从中国的海外贸易中兴旺繁荣的城市。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代海关的历史只是一个更长轨迹里的一部分。在属于它的那个历史时段中，刚好也是一个不寻常的权力空白期，得以让海关管理近代中国海外轮船贸易，所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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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关总税务司邮政通令第156号，1906年12月26日，天津市档案馆，卷宗号W2-1-2838，“通令等，第2卷，通令135-261，指令1-112，邮政文献，通启1-2，通谕1-2，1906-1911年邮政通令”。感谢蔡维屏博士告知我此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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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麦克尼尔：《世界视野下的中国环境史》，载伊懋可（Mark Elvin）、刘翠溶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社会和环境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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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关该方面的最好研究，参见吴松弟：《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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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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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孔飞力（Philip Kulvn）：《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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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时代》，伦敦：阿巴库斯出版社，2008年，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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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满红：《从东亚到世界：17至18世界晚期中国经济中海上白银流通的地位》，载王赓武和吴振强主编：《过渡时期的海洋中国（1750-1850年）》，威斯巴登：奥托·哈拉索维茨出版社，2004年，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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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 译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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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潮来潮去》这本书时，译者深刻体会到翻译是个高度困难的工作，这不仅要思考跨语际之间英、中两种文字的对译问题，还要考虑到翻译表达话语背后可能出现的跨文化斡旋状况。同时，还要称职扮演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中介桥梁角色，因为倘若不能贴切掌握作者书中要义和种种隐喻，就不能如实、鲜活传达其中的奥妙和趣味。特别是像方德万教授下笔如行云流水，又时常引用许多英文谚语、惯用语，以及非常地道却也复杂的英文句式来表现他绵密的想法，不难想见如此具有文学性质的文笔风格，势必会增加翻译上的难度。除了人的叙述之外，方德万教授非常成功地把由中国海关、中国内部政局和帝国主义所构成的三角关系以最有限的篇幅做出最精确和清楚的论述。这个环环相扣的结构也为翻译工作增加挑战。不过正因为如此，译者得格外去斟酌书中的每个章节、每段文字、每一字词，甚至标点符号的用法、撰稿语气口吻，如此遂更能体会出字里行间的弦外之音，乃至于作者的幽默和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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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方德万教授能在缜密的史料罗列和推理论述之余，又巧妙刻画出几个当时重要人物的个性，因此读来令人难忘，而这是翻译中的快乐。如第六章，在梅乐和的眼中安格联就是一位呆板和毫无幽默感的英格兰傻瓜。据梅乐和说，这位个性强硬的第三位总税务司安格联，在某个宴会上，与安排坐在他身旁的九江税务司的夫人交谈时，居然只是一个劲地询问她当地进出口的情况，而不知道如何适当地做社交谈话。不过，个性强硬的安格联虽让他看来不解风情，但透过本书也让我们理解这位颇具争议的人物，其实有很多他所坚持的地方。先不论我们是否同意他的做法，但当他以强硬手段处理中国内外债问题时，他显示出他不肯妥协的价值观。再如，第二章中，对于海关洋员在华的生活和工作情景也有诸多的剖析，作者写到某些洋员阳奉阴违，净做表面功夫，不好好学习中文，只想学会几个吆喝听差的词汇，以便能在中国海关监督面前展示威风。但到了第二次中日战争时，方德万教授又指出不少海关洋员与华员，如何共同守护他们所共处的海关，且还冒着被日军轰炸的危险，始终不肯弃守海关，直到最后一刻为止。以上作者在书中所描绘有关人的性格、形象和信仰，也是译者进行翻译时能够感受到的面向，而这一切都需以相应的中文笔触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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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透过上述可知，译者的工作是在几种挑战状态中进行，其一要掌握作者写作风格，正确理解其人原意，并力求使用通顺中文进行转译，再来还要设法保有书中丰富的创造元素，使中文读者也可以感受到作者文字的丰富张力；其二，则是要保持英文和中文两者语文之间对译的和谐性，让作者的意思、语气能够顺利从英文转换到中文，而不至于太过勉强。不过，翻译的困难其实不单来自于作者的自身表述习性和书写独特风格，关于英文的时代性问题也是亟须克服之处。例如书中涉及许多维多利亚时期和爱德华时期使用的词汇，无论是句子结构或官方辞令等，在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但它们却大量出现在本书的英文史料当中，故在翻译时自是棘手。再者，书中所引用到的私人信函、文书，相关使用语文模式或措辞惯性，同样令人伤神。例如在赫德的日记和私人信件中，常可看到速记式的记载；或是在英国驻华外交人员的彼此通讯中，也可看到他们圈子内的人熟悉的文字用法，这对于外人而言，其实需要经过一番揣摩才能有所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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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作为本书译者仍然感到荣幸，尤其译者也是海关研究者，在兼具译者和历史学者的双重身份，来参与这个翻译的工作时，就更加感受到学术的价值正在于可以沟通与分享，尤其是跨文化、跨语言的交流和对话。而当我们如此近距离地阅读《潮来潮去》中的每一个字时，更能强烈感知到海关与近代中国、近代西方之间交错绵密复杂的关系，而《潮来潮去》是把中国的历史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带到全球的场域里，且也把部分西方的历史与中国近代史做最自然的融合。事实上，“海关”的深层意义就在于交流，当面向大海时，就有了无限的可能性，而相信本书就是以正面和积极的态度展演这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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