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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罪过归咎于白银或许可一抒胸中之郁气,但在16、17世纪之交时,任何欲阻止白银使用的提议终归徒然。白银已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没有人去思索使用白银的利弊,除非是在没有足够银子购买生存所需的东西时。这种情形一旦出现——王朝命脉受到气温降低和疫病威胁的晚明,这个情形常常出现——人们就很愿意将白银斥为经济里的祸害。张涛之所以痛恨“金令”的危害,可能和他走马上任时碰上的经济问题有关。他于1607年接任知县时,发现米价因当地水稻遭春雨冲毁而上涨。平常每斗(相当于10.75升)米价不会超过半钱(钱是白银单位,一钱重3.75克)。但随着春天渐渐过去,张涛发现米价上涨将近两倍,达到1.3钱(4.6克)。这时他介入,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官仓的储米,这一措施马上奏效,市价下降,危机缓解,稻米得以以接近正常价格的市价恢复流通。张涛认为当地对白银的依赖,就是米价上涨的祸因。在他眼中,当地经济若没有白银,米价不会上涨到那个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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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于中国的白银变多,造成了物价上涨?经济学理论认为,货币供给增加,会带来通货膨胀,但是从现有的证据,难以查明这点。1640年代初,人民愈来愈难填饱肚子时,物价的确狂飙,这点不难查明。17世纪之前,一场地方上的危机可能使当地米价上涨一倍,甚至两倍,但也仅止于此。1540年代和1580年代,则各出现一次短暂例外,每十公升米价涨到超过6克白银的非正式价格上限。1620年代,价格上限开始变动。根据上海居民的记载,1639年,一斗米要价1.9钱(相当于十公升米6.6克白银)。但是那和1642年春天所发生的完全不同。货币价值暴跌,一斗白米上涨到5钱(每十公升17.5克白银)。有好几年的时间,上海的米价维持在每十公升7~10克白银的高价位,然后1647年飙涨到14克。这几个价格,当然只有有银子的人才负担得起,没有银子的人,唯一的买米钱是小孩。1642年,在上海西南方的一处市场,一斗米——勉强足以让一人捱过一星期——可以换两个小孩。此后要到20世纪,中国才再次碰上如此严重的货币贬值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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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年代让明朝垮掉的因素,主要不在其货币制度,而在寒冷气候的冲击和随之而来的传染恶疾、谷物产量下跌,以及为了遏止北方满人入侵而产生的庞大军事开销。但那时的人觉得钱是让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明朝在1644年覆灭之后,清初的某些才智不凡之士,认为白银(其中一人称其为“害金”)促成贪聚钱财等负面、有害的经济行为,进而破坏穷人的生活稳定、鼓励富人奢靡浪费。至于白银对国家财政管理的影响,据时人的说法,“倚银而富国,是倚酒而充饥也。”白银取得了它永远不应取得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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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有经济史学者指出,可能还有另一个因素发挥影响——1630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物价上涨,不是因为白银供应的长期增加,而是因为短期紧缩。其症结就在马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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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华人在马尼拉的贸易,一直处于脆弱的平衡状态下。供给或可动用现金一出现小问题,就可能引发更大的信心危机,使整个贸易停摆。而1638年,这样的情形开始浮现。“怀胎圣母”号(Nuestra Señora de la Concepción)这艘当时西班牙所建的最大船只在那年夏天离开马尼拉,往东驶往墨西哥。季风延迟了这艘西班牙大帆船的起航,等到帆船终于起航时,船长做出奇怪的决定,让船走来时紧贴赤道上方的路线,而非往北到日本、再折往东边驶向加利福尼亚的标准路线。船上载了总值四百万比索的已申报货物,还载了大批未申报货物。在那不久前,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还大力取缔西班牙大帆船上的走私货,以防杜出口漏税,但这次大帆船出航,他却直接主导,让它未经申报就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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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斯蒂安·乌尔塔多·德·科奎拉(Sebastián Hurtado de Corcuera),1635年被派到马尼拉当总督,之前在秘鲁服务了八年,最初担任要塞指挥官(他在佛兰德参加过对荷兰人作战的军事会议,并以此自傲于人),后来担任财务官。前往马尼拉就任途中经过阿卡普尔科,看到该地大帆船贸易贪污严重,大为震惊。他在来年呈给国王费利佩四世的报告中,表示管理阿卡普尔科之类的地方,“用天使会比用人来得恰当”。除非委以“朝廷里最无私、最有干劲的官员”,否则“陛下的财库要为此付出代价,因为每从陛下的船只赚进一千比索,就必然有官员另外中饱私囊了一万比索,陛下的财库因此减少许多收入”。三年后,为了打击阿卡普尔科官员的贪污,科奎拉特意不让“怀胎圣母”号编列应有的船货清单。他以为没了船货清单,阿卡普尔科的海关关员就无从克扣其平常的回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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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奎拉欲保住“怀胎圣母”号的船货,立意良善,但做法过了头,因为他不用那些能干的高阶军官,而把这艘西班牙大帆船交给他最宠爱的侄子佩德罗(Pedro),而年纪轻轻的佩德罗毫无航海和指挥经验。船一驶出马尼拉港,佩德罗的指挥权就名存实亡。1638年9月20日,“怀胎圣母”号穿行于马里亚纳群岛之间,该群岛位在从菲律宾往夏威夷约四分之一距离处(要再百多年,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驶进夏威夷群岛,夏威夷才为欧洲人所知)。船上军官忙于争辩,疏于注意航行危险,以致大帆船偏离航线,撞上暗礁沉没,船货撒落珊瑚礁床上。船上四百人,只有数十人得以上岸保住性命,向人描述这段遭遇。科奎拉所极力隐藏的那批船货,未能抢救上岸。如今,在海滨捡拾漂流物的人,仍可在该船沉没的海岸上,捡到明朝瓷器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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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同样的惨剧再度发生,“怀胎圣母”号沉没的损失,本来还可以承受。来年春天,满载白银的西班牙大帆船“圣安布罗休”号(San Ambrosio)在驶往马尼拉途中,触礁沉没于吕宋岛的东岸外。那年夏天从马尼拉回航墨西哥的西班牙大帆船也告沉没,这次沉在日本岸外。这三起沉没事件重创了马尼拉的贸易活动。整个体系摇摇欲坠,几近瓦解。就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白银生产来说,这危机来得最不是时候,因为替跨太平洋交易提供资金的白银,这时供应量已开始萎缩。波托西的白银产量在1610年代中期已开始下滑,到了1630年代,已无法完全负担西班牙商人在马尼拉进货的开销了。眼见收入将日益减少,波托西的市政委员心急如焚,赶紧派人到马德里,请宫廷支援。波托西“一直以其庞大财富支撑整个王国,直到最近才感到力有未逮”,他们的代表在公开信里如此宣告。众委员请求国王给予波托西的白银矿主某种财务特许权,好让生产得以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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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白银产量下降的同时,欧洲人与日本的贸易也开始受到新的限制,而日本是供应白银给中国的另一个主要来源。以澳门为基地的葡萄牙人,掌控对日贸易数十年,但1620年代日本归于一统之后,中央集权政府决定限制与外国人的往来。新成立的德川幕府自1635年起禁止日本人出国,且极力要求葡萄牙人不要再带外国人到日本,特别是德川幕府视之为从事煽动叛乱的传教士。1637年,德川幕府严格限制基督教信仰,凡是进入日本的外国传教士,一律处死。有个与总督科奎拉往来甚密的耶稣会士,在那一年易容改装潜进日本,但不久就被发现,经过一番拷打之后,最后以违反禁令的罪名被斩首。有一艘葡萄牙的船只在1640年来到日本,希望重启贸易,结果大部分船员遭处死,只让少数人活着回去,好让澳门当局清楚,日本不再欢迎葡萄牙人上门。澳门断了对日贸易,元气大伤,从此未能完全恢复,渐渐萎缩成乏人问津的殖民地。此后,唯一获准继续和日本通商的欧洲人是荷兰人,而且荷兰人只能在长崎港的一个小岛上活动,受政府严密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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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马尼拉雪上加霜的是,1628年,明思宗崇祯皇帝即位,对荷兰人无休无止的海上劫掠感到厌烦,于是重新祭出禁止海外贸易的措施。马尼拉贸易停摆了两年,之后又恢复往日盛况。但1638年中国再度祭出该禁令,驶往马尼拉的中国帆船由1637年创下新高的五十艘减为十六艘。来年,明廷里支持开放海疆的一派得势,海外贸易禁令撤除,但1639年三十艘满载货物的中国帆船出现于马尼拉时,却因为“圣安布罗休”号的沉没,西班牙人手中白银不足,导致那批船货未能完全脱手。除此之外,新西班牙(即墨西哥)的总督为了阻止白银流出,已连续三年管制中国货进入阿卡普尔科。他认为拿白银换廉价的中国进口货,乃是在榨取新西班牙的经济,从中得益的只有马尼拉的商人。科奎拉为何坚持不让“怀胎圣母”号上的货物列入船货清单,这是另一个原因。他想规避那些新的管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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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况造成的结果,就是将近十吨原本会抵达马尼拉的白银未能抵达,从而造成贸易停摆。1639年11月19日晚上,马尼拉东南方卡兰巴(calamba)村,数百名中国农民冲进路易斯·阿里亚斯·德·莫拉(Luis Arias de Mora)的住所,微妙的平衡态势随之瓦解。这事发生之前,那些农民主动表示愿为西班牙人进入丛林种稻,以换取缴税优惠,但是实际开垦之后,西班牙人的做法令他们痛心。西班牙人并没提供资源,而承诺给予的免税期也只是空话。华人聚落暴发传染病之后,那些农民把矛头指向莫拉。莫拉曾任马尼拉的华人保护者一职,这时是该农业屯垦区的行政首长,很不得民心。他利用首长职位,竭尽所能搜刮华人。他深知华人对他不满,但没想到他们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因此暴民冲进他屋里时,他睡得正熟。农民把他拖到屋外,痛骂一顿之后,将他处死。接着,起事农民浩浩荡荡地前往马尼拉,请求从轻发落他们的罪行,改善他们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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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从八连火速赶来调解的华人代表团能得到被派来平乱的西班牙人的完全配合,这场小暴乱或许就不致扩大。但是双方谈判期间,一名西班牙低阶军官可能不知双方已谈定停火,竟攻击起事农民的侧翼部队。华人起而反击,其他的西班牙军队跟着投入厮杀,原本可望化解的战火再度燃起。起义的消息一传开,吕宋岛的华人跟着响应,加入叛乱阵营。起事民众集结在帕西格河(Pasig River)一岸,与河对岸的马尼拉隔河相望,准备攻击。住在八连的华人极力保持中立,但还是在12月2日加入起事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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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应对,总督随之下令将马尼拉城里和附近港镇甲米地(cavite)的华人全数处死。甲米地的最高行政长官阿隆索·加西亚·罗梅洛(Alonso Garcia Romero),决定秘密执行这命令。他以保护安全为名,请甲米地所有华人关上门户,集中到与外界隔绝的西班牙官方建筑里。他还请各修会的神父前来接受已皈依基督教的华人告解,替非基督徒的华人施洗。然后他向那些乖乖聚集的华人宣布,要把他们以十人为一组,带到更安全的马尼拉城内,但其实是要把他们带去砍头。西班牙人处理掉约三十组人之后,下一组人要走出去时,有个华人注意到,有个卫兵割下其中一名华人身上的钱袋。突然间,华人觉得最高行政长官的安排是个骗局,是要抢他们钱(还没有人看出是要取他们性命),于是群起鼓噪。华人开始攻击看守他们的卫兵,卫兵逃到外面,关上唯一的出口,并拿重物堵在门外。一队火绳枪兵包围那栋建筑,进入屋里,把里面的华人杀光。有个西班牙编年史家认定华人图谋造反,要把甲米地的西班牙人通通杀掉,因而宣称甲米地屠杀乃是“上帝大发慈悲之举”。他估计死亡人数达一千三百人。只有二十三名华人得以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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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事的华人围住马尼拉,但马尼拉防御工事完善,而且西班牙人可以坚守,不怕弹尽粮绝。三个星期之后,华人决定进攻,于是越过帕西格河攻击。但最后,华人不得不退走,而且被逐出这一地区。西班牙士兵经过一处烧毁的村庄时,在教堂废墟里发现一尊孤零零的未受损的基督雕像。士兵将之呈给科奎拉,科奎拉随之宣布,这尊雕像经历火灾而幸存下来,乃是神迹,然后在部队前头高举雕像,声称上帝站在他们那一边。几天之后,一名已改信基督教的华人在帕西格河对岸的村子里,挖出他先前埋下的关公雕像。关公是战神,也是商人的保护神,改信基督教时,照理他就该把那雕像毁掉,但为防日后不时之需,他还是把它埋在屋后。据西班牙人后来所知,关公重见天日时,承诺会助信徒作战。但那是不可能实现的承诺。只要他们的火力劣于对手,只要祖国的统治者对他们的死活不闻不问,商业之神就不可能打赢帝国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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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最后将起事的华人余众团团围住,请了一名耶稣会士前去说服他们投降。华人坚称他们是在受到攻击后才反击的,但还是同意化干戈为玉帛,前提是西班牙人得让他们到海边,返回中国。科奎拉不同意。他接受投降的条件正好相反:华人不得离开菲律宾。这位总督知道马尼拉的繁荣富强,不能一日没有华人。若要保住这个殖民地,他需要华人返回马尼拉,双方关系一切如旧。华人虽然没有谈判的筹码,但他们能看出恢复原样的好处。1640年2月24日,八千名战士放下武器。他们被押回马尼拉,参加城墙外的凯旋游行,游行的先头队伍是西班牙骑兵队,接着是他们的土著盟军,再后是战败的华人。总督科奎拉骑马走在队伍最后面,在他正前方,用竹竿高高举着被熏黑的基督雕像——那尊从烧毁的教堂捡回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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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不是让菲律宾数千名华人遭屠杀的原因。但若不是白银在太平洋两岸搭起的桥梁垮掉,这些事就不会发生。白银供应中断,使西班牙人、华人双方都感到焦虑,使小矛盾得以迅速恶化为大冲突。财富所能激起的暴力,在《持秤的女人》里看不到。准备称钱币重量的卡塔莉娜·博尔涅斯镇静平和,浑然不知在更广大的世界里种种的抢夺与冲突中,白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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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称白银重量的人,并非每个都能如此冷静。富尔亨西奥·奥罗斯科(Fulgencio Orozco)于1610年抵达波托西寻找发财机会时已经五十岁了。他虽然是贵族,但穷到偿还不起八百比索的债务,也无力替她女儿治办两千比索的嫁妆。奥罗斯科的社会地位使他得以和波托西的上层人家搭上关系,并通过其中一户人家的介绍,在精炼厂觅得工头的工作。那是美洲出生的白人才会干的工作,西班牙出生有身份有教养的人不屑一做,但奥罗斯科穷困潦倒,只要能赚到银子,什么工作他都肯做。奥罗斯科工作很卖力,但工资仅勉强能糊口。他一心想赚更多钱,于是离开精炼厂,寻找更快的生财之道。在波托西奋斗了二十个月,赚得的钱仍远远不够女儿嫁妆所需,奥罗斯科开始精神错乱,想自杀。最后他沦落到皇家医院,咒骂基督在他急难时弃他于不顾,痛骂撒旦未能有始有终促成奥罗斯科认定的可以让他一举致富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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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斯科的大声叫嚷引来众人围观,众人判定他被恶魔附身,于是请来奥古斯丁修会的神父安东尼奥·德·拉·卡兰查(Antonio de la Calancha)驱魔。奥罗斯科不接受他的帮忙,有部分热心的旁观者主动替他请求恶魔离开他身体,这叫他怒不可遏。他愤而抓起神父的十字架,往其中一人额头砸去。治安官赶来驱散群众,结果只让场面更为混乱。安东尼奥神父做了一次驱魔仪式无效,又做了一次,但结果只让奥罗斯科更为发狂。他一再想让神父了解,恶魔不在他体内,而是站在他床头边。他体内无魔可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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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神父束手无策,对他的病人脸色一变,质问:“像你这样贵族出身的人,怎么会像个异教徒或犹太教徒般胡言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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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知道我为什么痛恶基督?”奥罗斯科厉声反击,“那是因为他把财富赐予烂人和平民,却让我这么一个有身份有教养而责任沉重的人陷入贫穷。我来秘鲁是为了赚钱替我女儿筹办嫁妆,他却一再夺走我所赚的所有东西,迫使我眼睁睁看着别人在我失去钱的地方大赚金银。这城里是否有人跟我一样卖力工作,却一无所获?我亲眼目睹许多人比我还轻松,比我花更少时间,却更容易地就赚进数千比索,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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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斯科的沮丧,不只在于发现自己穷困,还在于发现在商业经济里,努力、正派、贵族身份不代表就能发达成功。钱未落在老实勤奋的人手上,高人一等的阶级身份也给不了任何保障。安第斯山区土著人原来称波托西为“不适合人居的地方(puma)”,而对奥罗斯科而言,波托西这时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不适合人居的地方。神父卡兰查想改变这论点,于是以同情口吻告诉他,好人可能因上帝要他们发财而致富,但在波托西,大部分人靠偷抢拐骗和高利贷致富。上帝或许以财富回报行事正派的人,但财富不必然只归于那些受了上帝赐福的人。特别是波托西人,他们“热衷于追求财富,有点沉迷于肉欲”,鲜少是受上帝赐福的人。卡兰查如此坦承,乍看似乎不当,因为身为神父,他理当宣扬上帝会让世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基督教宣扬此主张的同时,也总是不忘要信徒相信,上帝行事神秘莫测,这类事情的是非善恶不归人来判断,所有善行、恶行会在最后审判时得到评判、清算,借此让信徒勿对上帝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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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卡兰查把神学论点摆在一旁,向奥罗斯科提出一个交易。如果围在他病床边的人——这时候包括八到十名宗教裁判所的神父(他们从别人口中得知奥罗斯科在此大发异端言论,于是前来一探究竟)——拿出两千八百比索满足他的需求呢?他愿不愿意背弃恶魔,请求上帝原谅?奥罗斯科变安静,但仍不置可否。他要亲眼看到钱。为了证明无意骗他,四五名神父出去,从宗教裁判所掌控的资金中领出银子,拿到检验室称出奥罗斯科所需的白银数量。他们甚至还核算了将那些银子送回西班牙得花多少钱,才回到奥罗斯科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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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办法奏效。那天晚上,装成几袋的银子送到他床边时,这个发狂的人忏悔,称颂上帝,向神父告解自己所犯的罪。那天深夜,他累到说不出话,凌晨时分就去世了。为了让人皈依主,花上两千八百比索,还有运送费用,代价不可谓不大,但教会很满意这笔交易(和波托西的其他任何公共机构一样,教会积聚数量可观的白银)。慈善义举发挥了不可思议的功效。债务清偿,嫁妆办成,灵魂得救。而让这一切得以实现的媒介——也是让那男子陷入绝望而后死亡的东西——正是从波托西挖出的白银,是等着卡塔莉娜平静地称出其价值的那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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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八个雷亚尔合一个比索,一个比索值26.4487克的纯银。1728年之前,比索纯度达到0.931,使这钱币的实际重量为28.75克。英格兰人将比索(peso)翻译成piece,于是英语里出现pieces-of-eight这样的说法,意为合八个雷亚尔的比索。译注:雷亚尔是旧时西班牙和其南美属地的货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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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政府将产珍珠的海底也纳归国家管理,同样因为担心财富落入私人之手会危及王朝稳定。就珍珠而言,只有蜑家——广东一带的船上人家——可以在政府许可下采收珍珠。但华南最厉害的潜水采珠人,是通过自学而精通采珠本事的十岁男孩。他们潜到未遭搜寻过的海底,扳开珠蚌的壳,将珍珠含进嘴里,然后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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