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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3年的屠杀事件使明朝官府戒慎恐惧，不愿将对外贸易之门一下开得太大，但那丝毫未能阻止华人继续前来马尼拉。据兵部尚书在1630年上呈的报告，每年春天有十万名福建人出海，且是受贫困所迫，不得不然。为此，他反对封闭海疆，以免这数十万人走投无路，为了生活而造反作乱。根据一名西班牙王室官员的说法，到了1636年，住在马尼拉城里和周边的华人、日本人达三万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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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是在马尼拉做买卖的人，都很看重马尼拉这地方。这里是17世纪欧洲、中国两大经济体商业往来的地方，只要有白银流动，即使发生过屠杀事件，亦无法阻断二者的往来。双方各带来对方所想买和买得起的东西，从对方取得自己需要的东西。每年春天，有一艘西班牙大帆船——在菲律宾称之为马尼拉大帆船，在墨西哥称之为中国船——从墨西哥载着白银横越太平洋来到马尼拉。每年春天，还有三十至四十艘人称戎克（junk）的中国式帆船[9]，满载“丝、棉、瓷器、火药、硫黄、钢、铁、水银、铜、面粉、栗子、核桃、饼干、海枣、各种东西（纺织品）、书桌、其他珍奇物品”，从中国驶来。马尼拉贸易之利，吸引许多华人投入这一行。一如周起元所指出的，“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商人上船，走西洋、东洋路线出去做买卖。西行路线贴着福建海岸往南航行到越南，东行路线航行到台湾，再往南到菲律宾。“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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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班牙人而言，往来风险很高。从墨西哥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要花两三个月横渡太平洋才能抵达菲律宾，而回程则要花更久时间。大帆船要在7月之前启程前往阿卡普尔科，以免在菲律宾群岛间的危险水域遇上台风。因此，这是门高风险的生意。损失一艘中国式帆船，对生意冲击不算太大，因为货物分散在数十艘船上。与之相对，若是一艘西班牙大帆船在航行途中沉没，整个贸易季就都做不成生意，对双方都是严重损失。这种事发生颇为频繁，令主事者不敢等闲视之。从这一贸易开始到1815年这段期间，有十五艘西班牙大帆船消失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西航途中，有二十五艘沉没于更艰险的返程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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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意大利旅行家佛朗切斯科·卡雷里（Francesco Careri），记录了往东横越“由水陆构成的地球的将近一半距离”的路途艰险。西班牙大帆船要对抗“那里接二连三出现的可怕暴风雨。”如果船只未毁于暴风雨，也会有“令人绝望的疾病一年七八个月里都紧抓着人们不放。人们有时航行在赤道附近。有时寒冷，有时温和，有时炎热，足以让钢铁之人都捱不过去，更别提在海上只有劣质食物可吃的血肉之躯”。劣质食物导致坏血病——西班牙人称之为“荷兰病”——但若劣质食物吃光了，又可能让船员饿死。1630年代，有两艘西班牙大帆船的船员，为了免于饿死，将一百零五人丢到海里，以让剩下的人活下。最骇人的例子乃是在海上漂流超过一年而于1657年被人发现的“圣荷西”号。发现时，那艘船正在阿卡普尔科南方外海往南漂流，船上满是尸体，皆因饥饿、脱水而死，船上还装满着整个货舱的丝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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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马尼拉大帆船载着堆积如山的珍贵货品返回墨西哥，然后在墨西哥换取他们在美洲殖民地搜括的大批白银。从阿卡普尔科经官方登记出口的白银数量，在1580年代和1590年代，一年约三吨，到了1620年代，增加为一年将近二十吨，然后维持在一年约九至十吨的水平上。根据官方纪录，17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大帆船运了将近七百五十万吨的白银到马尼拉。加上走私的白银，总数至少翻倍。这些白银并非全部流往福建。有些转到澳门，经葡萄牙人之手流入中国——别忘了，1625年在华南沿海搁浅的“吉亚”号，就是欲从马尼拉运送白银到澳门。但大部分白银运往福建，消失于中国经济里。据目前最可靠的估计，17世纪上半叶，中国输入了五千吨白银，其中约一半产自日本，剩下的产自西班牙辖下的美洲矿场。美洲生产的白银，有一部分往东运到欧洲，再经印度洋运到中国，但大部分由美洲直接往西横越太平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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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大量的白银输入，突显了中国境内官方政策与民间商业之间脱节的荒谬。一方面，明廷深信若开采银矿，必会在开采聚落里引来人心腐化和社会动荡，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形，朝廷想尽办法来限制银矿开采。另一方面，商人却将大量白银输入华南。1630年代，冯梦龙在闽北任寿宁知县时，加派兵力守护在一个世纪前就由皇帝下诏关闭的该县境内的七座银矿。冯梦龙派兵戒护，以防游民开采旧矿坑，讽刺的是，福建商人此时却成吨地运进美洲白银。但这样的内部矛盾情况，正是17世纪上半叶中国所处的境地。官府努力防止无钱无势的人积聚私人财富，唯恐助长叛乱势力，另一方面，民间的商贾却通过海外贸易积累庞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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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轻易就流入中国经济，是因为需要白银弥补小交易所用到的铜钱的不足。铜钱是标准货币，也是明朝政府征税时所收的钱币种类。白银流入中国如此之多，使中国人深信其供应永远不会匮乏。他们还认定，外国人控制白银的供应来源，不必辛苦工作，就有白花花银子任他们花，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生活叫人艳羡。事实上，就有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建议方济会的传教士利用这种心理传教。“人天生爱钱，如果把银子送人，没有人不会追随”你的教义。方济会传教士石铎琭（Pedro de la Piñuela）将这段交谈放入常用的对话之中，引起的回应可想而知。“这不是在追随教义，而是在追随银子。”但是他接着谈到，即使真要那么做，实际上也不可行，因为他的修会没有源源不绝的白银可以分发。“如果人为了银子而上门，一旦银子用完了，他们就会跑掉。来自西方的白银并非用之不尽，而人的贪欲却是永无止境，一旦再没有白银可给他们，他们对基督教的追求会不会像白银一样也跟着告吹呢？”而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白银终有穷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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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供应源源不绝的期间，其在中国催生出奢靡之风。它使人得以积聚财富，拥有现金，进而助长虚荣性消费和社会上竞比豪奢的风气。有能力享受这新富裕的人热情拥抱这文化，花大把银两购买昂贵物品、古玩、豪宅，并乐在其中。但是在17世纪之初，这波豪奢消费的新风气引来强烈反弹。观念保守的士大夫，认为银子是终会让人失望的虚幻之物，银子使他们不得不对时代的腐败发出沉痛警告。知县张涛就是对白银经济大为惊骇的人士之一。1607年，张涛奉派到安徽歙县当知县，该县住了几个当时最有钱有势的富商。可想而知，张涛到任之后，双方互相看不顺眼。1609年，张涛在县志上痛批不义之财、炫富摆阔、道德沦丧的社会现象。原本维持社会团结的伦理基础逐渐崩毁，原本维系乡村生活的互惠义务不再受到遵行。他把这归咎于对白银的贪求，利令智昏、腐蚀人心的狂热追求。白银不可能是储存财富的单纯媒介。白银没有固定用途或实际价值，却可无限制地换取其他所有东西，因为这一本质，白银让富人得以自由积累个人财富，同时剥夺穷人的生存凭借。如此造成的不幸后果，就是“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对此现象，张涛慨叹：“金令司天，钱神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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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罪过归咎于白银或许可一抒胸中之郁气，但在16、17世纪之交时，任何欲阻止白银使用的提议终归徒然。白银已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没有人去思索使用白银的利弊，除非是在没有足够银子购买生存所需的东西时。这种情形一旦出现——王朝命脉受到气温降低和疫病威胁的晚明，这个情形常常出现——人们就很愿意将白银斥为经济里的祸害。张涛之所以痛恨“金令”的危害，可能和他走马上任时碰上的经济问题有关。他于1607年接任知县时，发现米价因当地水稻遭春雨冲毁而上涨。平常每斗（相当于10.75升）米价不会超过半钱（钱是白银单位，一钱重3.75克）。但随着春天渐渐过去，张涛发现米价上涨将近两倍，达到1.3钱（4.6克）。这时他介入，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官仓的储米，这一措施马上奏效，市价下降，危机缓解，稻米得以以接近正常价格的市价恢复流通。张涛认为当地对白银的依赖，就是米价上涨的祸因。在他眼中，当地经济若没有白银，米价不会上涨到那个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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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于中国的白银变多，造成了物价上涨？经济学理论认为，货币供给增加，会带来通货膨胀，但是从现有的证据，难以查明这点。1640年代初，人民愈来愈难填饱肚子时，物价的确狂飙，这点不难查明。17世纪之前，一场地方上的危机可能使当地米价上涨一倍，甚至两倍，但也仅止于此。1540年代和1580年代，则各出现一次短暂例外，每十公升米价涨到超过6克白银的非正式价格上限。1620年代，价格上限开始变动。根据上海居民的记载，1639年，一斗米要价1.9钱（相当于十公升米6.6克白银）。但是那和1642年春天所发生的完全不同。货币价值暴跌，一斗白米上涨到5钱（每十公升17.5克白银）。有好几年的时间，上海的米价维持在每十公升7～10克白银的高价位，然后1647年飙涨到14克。这几个价格，当然只有有银子的人才负担得起，没有银子的人，唯一的买米钱是小孩。1642年，在上海西南方的一处市场，一斗米——勉强足以让一人捱过一星期——可以换两个小孩。此后要到20世纪，中国才再次碰上如此严重的货币贬值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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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年代让明朝垮掉的因素，主要不在其货币制度，而在寒冷气候的冲击和随之而来的传染恶疾、谷物产量下跌，以及为了遏止北方满人入侵而产生的庞大军事开销。但那时的人觉得钱是让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明朝在1644年覆灭之后，清初的某些才智不凡之士，认为白银（其中一人称其为“害金”）促成贪聚钱财等负面、有害的经济行为，进而破坏穷人的生活稳定、鼓励富人奢靡浪费。至于白银对国家财政管理的影响，据时人的说法，“倚银而富国，是倚酒而充饥也。”白银取得了它永远不应取得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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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有经济史学者指出，可能还有另一个因素发挥影响——1630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物价上涨，不是因为白银供应的长期增加，而是因为短期紧缩。其症结就在马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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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华人在马尼拉的贸易，一直处于脆弱的平衡状态下。供给或可动用现金一出现小问题，就可能引发更大的信心危机，使整个贸易停摆。而1638年，这样的情形开始浮现。“怀胎圣母”号（Nuestra Señora de la Concepción）这艘当时西班牙所建的最大船只在那年夏天离开马尼拉，往东驶往墨西哥。季风延迟了这艘西班牙大帆船的起航，等到帆船终于起航时，船长做出奇怪的决定，让船走来时紧贴赤道上方的路线，而非往北到日本、再折往东边驶向加利福尼亚的标准路线。船上载了总值四百万比索的已申报货物，还载了大批未申报货物。在那不久前，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还大力取缔西班牙大帆船上的走私货，以防杜出口漏税，但这次大帆船出航，他却直接主导，让它未经申报就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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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斯蒂安·乌尔塔多·德·科奎拉（Sebastián Hurtado de Corcuera），1635年被派到马尼拉当总督，之前在秘鲁服务了八年，最初担任要塞指挥官（他在佛兰德参加过对荷兰人作战的军事会议，并以此自傲于人），后来担任财务官。前往马尼拉就任途中经过阿卡普尔科，看到该地大帆船贸易贪污严重，大为震惊。他在来年呈给国王费利佩四世的报告中，表示管理阿卡普尔科之类的地方，“用天使会比用人来得恰当”。除非委以“朝廷里最无私、最有干劲的官员”，否则“陛下的财库要为此付出代价，因为每从陛下的船只赚进一千比索，就必然有官员另外中饱私囊了一万比索，陛下的财库因此减少许多收入”。三年后，为了打击阿卡普尔科官员的贪污，科奎拉特意不让“怀胎圣母”号编列应有的船货清单。他以为没了船货清单，阿卡普尔科的海关关员就无从克扣其平常的回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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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奎拉欲保住“怀胎圣母”号的船货，立意良善，但做法过了头，因为他不用那些能干的高阶军官，而把这艘西班牙大帆船交给他最宠爱的侄子佩德罗（Pedro），而年纪轻轻的佩德罗毫无航海和指挥经验。船一驶出马尼拉港，佩德罗的指挥权就名存实亡。1638年9月20日，“怀胎圣母”号穿行于马里亚纳群岛之间，该群岛位在从菲律宾往夏威夷约四分之一距离处（要再百多年，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驶进夏威夷群岛，夏威夷才为欧洲人所知）。船上军官忙于争辩，疏于注意航行危险，以致大帆船偏离航线，撞上暗礁沉没，船货撒落珊瑚礁床上。船上四百人，只有数十人得以上岸保住性命，向人描述这段遭遇。科奎拉所极力隐藏的那批船货，未能抢救上岸。如今，在海滨捡拾漂流物的人，仍可在该船沉没的海岸上，捡到明朝瓷器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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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同样的惨剧再度发生，“怀胎圣母”号沉没的损失，本来还可以承受。来年春天，满载白银的西班牙大帆船“圣安布罗休”号（San Ambrosio）在驶往马尼拉途中，触礁沉没于吕宋岛的东岸外。那年夏天从马尼拉回航墨西哥的西班牙大帆船也告沉没，这次沉在日本岸外。这三起沉没事件重创了马尼拉的贸易活动。整个体系摇摇欲坠，几近瓦解。就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白银生产来说，这危机来得最不是时候，因为替跨太平洋交易提供资金的白银，这时供应量已开始萎缩。波托西的白银产量在1610年代中期已开始下滑，到了1630年代，已无法完全负担西班牙商人在马尼拉进货的开销了。眼见收入将日益减少，波托西的市政委员心急如焚，赶紧派人到马德里，请宫廷支援。波托西“一直以其庞大财富支撑整个王国，直到最近才感到力有未逮”，他们的代表在公开信里如此宣告。众委员请求国王给予波托西的白银矿主某种财务特许权，好让生产得以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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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白银产量下降的同时，欧洲人与日本的贸易也开始受到新的限制，而日本是供应白银给中国的另一个主要来源。以澳门为基地的葡萄牙人，掌控对日贸易数十年，但1620年代日本归于一统之后，中央集权政府决定限制与外国人的往来。新成立的德川幕府自1635年起禁止日本人出国，且极力要求葡萄牙人不要再带外国人到日本，特别是德川幕府视之为从事煽动叛乱的传教士。1637年，德川幕府严格限制基督教信仰，凡是进入日本的外国传教士，一律处死。有个与总督科奎拉往来甚密的耶稣会士，在那一年易容改装潜进日本，但不久就被发现，经过一番拷打之后，最后以违反禁令的罪名被斩首。有一艘葡萄牙的船只在1640年来到日本，希望重启贸易，结果大部分船员遭处死，只让少数人活着回去，好让澳门当局清楚，日本不再欢迎葡萄牙人上门。澳门断了对日贸易，元气大伤，从此未能完全恢复，渐渐萎缩成乏人问津的殖民地。此后，唯一获准继续和日本通商的欧洲人是荷兰人，而且荷兰人只能在长崎港的一个小岛上活动，受政府严密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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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马尼拉雪上加霜的是，1628年，明思宗崇祯皇帝即位，对荷兰人无休无止的海上劫掠感到厌烦，于是重新祭出禁止海外贸易的措施。马尼拉贸易停摆了两年，之后又恢复往日盛况。但1638年中国再度祭出该禁令，驶往马尼拉的中国帆船由1637年创下新高的五十艘减为十六艘。来年，明廷里支持开放海疆的一派得势，海外贸易禁令撤除，但1639年三十艘满载货物的中国帆船出现于马尼拉时，却因为“圣安布罗休”号的沉没，西班牙人手中白银不足，导致那批船货未能完全脱手。除此之外，新西班牙（即墨西哥）的总督为了阻止白银流出，已连续三年管制中国货进入阿卡普尔科。他认为拿白银换廉价的中国进口货，乃是在榨取新西班牙的经济，从中得益的只有马尼拉的商人。科奎拉为何坚持不让“怀胎圣母”号上的货物列入船货清单，这是另一个原因。他想规避那些新的管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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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况造成的结果，就是将近十吨原本会抵达马尼拉的白银未能抵达，从而造成贸易停摆。1639年11月19日晚上，马尼拉东南方卡兰巴（calamba）村，数百名中国农民冲进路易斯·阿里亚斯·德·莫拉（Luis Arias de Mora）的住所，微妙的平衡态势随之瓦解。这事发生之前，那些农民主动表示愿为西班牙人进入丛林种稻，以换取缴税优惠，但是实际开垦之后，西班牙人的做法令他们痛心。西班牙人并没提供资源，而承诺给予的免税期也只是空话。华人聚落暴发传染病之后，那些农民把矛头指向莫拉。莫拉曾任马尼拉的华人保护者一职，这时是该农业屯垦区的行政首长，很不得民心。他利用首长职位，竭尽所能搜刮华人。他深知华人对他不满，但没想到他们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因此暴民冲进他屋里时，他睡得正熟。农民把他拖到屋外，痛骂一顿之后，将他处死。接着，起事农民浩浩荡荡地前往马尼拉，请求从轻发落他们的罪行，改善他们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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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从八连火速赶来调解的华人代表团能得到被派来平乱的西班牙人的完全配合，这场小暴乱或许就不致扩大。但是双方谈判期间，一名西班牙低阶军官可能不知双方已谈定停火，竟攻击起事农民的侧翼部队。华人起而反击，其他的西班牙军队跟着投入厮杀，原本可望化解的战火再度燃起。起义的消息一传开，吕宋岛的华人跟着响应，加入叛乱阵营。起事民众集结在帕西格河（Pasig River）一岸，与河对岸的马尼拉隔河相望，准备攻击。住在八连的华人极力保持中立，但还是在12月2日加入起事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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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应对，总督随之下令将马尼拉城里和附近港镇甲米地（cavite）的华人全数处死。甲米地的最高行政长官阿隆索·加西亚·罗梅洛（Alonso Garcia Romero），决定秘密执行这命令。他以保护安全为名，请甲米地所有华人关上门户，集中到与外界隔绝的西班牙官方建筑里。他还请各修会的神父前来接受已皈依基督教的华人告解，替非基督徒的华人施洗。然后他向那些乖乖聚集的华人宣布，要把他们以十人为一组，带到更安全的马尼拉城内，但其实是要把他们带去砍头。西班牙人处理掉约三十组人之后，下一组人要走出去时，有个华人注意到，有个卫兵割下其中一名华人身上的钱袋。突然间，华人觉得最高行政长官的安排是个骗局，是要抢他们钱（还没有人看出是要取他们性命），于是群起鼓噪。华人开始攻击看守他们的卫兵，卫兵逃到外面，关上唯一的出口，并拿重物堵在门外。一队火绳枪兵包围那栋建筑，进入屋里，把里面的华人杀光。有个西班牙编年史家认定华人图谋造反，要把甲米地的西班牙人通通杀掉，因而宣称甲米地屠杀乃是“上帝大发慈悲之举”。他估计死亡人数达一千三百人。只有二十三名华人得以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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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事的华人围住马尼拉，但马尼拉防御工事完善，而且西班牙人可以坚守，不怕弹尽粮绝。三个星期之后，华人决定进攻，于是越过帕西格河攻击。但最后，华人不得不退走，而且被逐出这一地区。西班牙士兵经过一处烧毁的村庄时，在教堂废墟里发现一尊孤零零的未受损的基督雕像。士兵将之呈给科奎拉，科奎拉随之宣布，这尊雕像经历火灾而幸存下来，乃是神迹，然后在部队前头高举雕像，声称上帝站在他们那一边。几天之后，一名已改信基督教的华人在帕西格河对岸的村子里，挖出他先前埋下的关公雕像。关公是战神，也是商人的保护神，改信基督教时，照理他就该把那雕像毁掉，但为防日后不时之需，他还是把它埋在屋后。据西班牙人后来所知，关公重见天日时，承诺会助信徒作战。但那是不可能实现的承诺。只要他们的火力劣于对手，只要祖国的统治者对他们的死活不闻不问，商业之神就不可能打赢帝国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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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最后将起事的华人余众团团围住，请了一名耶稣会士前去说服他们投降。华人坚称他们是在受到攻击后才反击的，但还是同意化干戈为玉帛，前提是西班牙人得让他们到海边，返回中国。科奎拉不同意。他接受投降的条件正好相反：华人不得离开菲律宾。这位总督知道马尼拉的繁荣富强，不能一日没有华人。若要保住这个殖民地，他需要华人返回马尼拉，双方关系一切如旧。华人虽然没有谈判的筹码，但他们能看出恢复原样的好处。1640年2月24日，八千名战士放下武器。他们被押回马尼拉，参加城墙外的凯旋游行，游行的先头队伍是西班牙骑兵队，接着是他们的土著盟军，再后是战败的华人。总督科奎拉骑马走在队伍最后面，在他正前方，用竹竿高高举着被熏黑的基督雕像——那尊从烧毁的教堂捡回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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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不是让菲律宾数千名华人遭屠杀的原因。但若不是白银在太平洋两岸搭起的桥梁垮掉，这些事就不会发生。白银供应中断，使西班牙人、华人双方都感到焦虑，使小矛盾得以迅速恶化为大冲突。财富所能激起的暴力，在《持秤的女人》里看不到。准备称钱币重量的卡塔莉娜·博尔涅斯镇静平和，浑然不知在更广大的世界里种种的抢夺与冲突中，白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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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称白银重量的人，并非每个都能如此冷静。富尔亨西奥·奥罗斯科（Fulgencio Orozco）于1610年抵达波托西寻找发财机会时已经五十岁了。他虽然是贵族，但穷到偿还不起八百比索的债务，也无力替她女儿治办两千比索的嫁妆。奥罗斯科的社会地位使他得以和波托西的上层人家搭上关系，并通过其中一户人家的介绍，在精炼厂觅得工头的工作。那是美洲出生的白人才会干的工作，西班牙出生有身份有教养的人不屑一做，但奥罗斯科穷困潦倒，只要能赚到银子，什么工作他都肯做。奥罗斯科工作很卖力，但工资仅勉强能糊口。他一心想赚更多钱，于是离开精炼厂，寻找更快的生财之道。在波托西奋斗了二十个月，赚得的钱仍远远不够女儿嫁妆所需，奥罗斯科开始精神错乱，想自杀。最后他沦落到皇家医院，咒骂基督在他急难时弃他于不顾，痛骂撒旦未能有始有终促成奥罗斯科认定的可以让他一举致富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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