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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德·布赫并不是将非洲黑仆入画的唯一荷兰画家。许多荷兰画家画非洲人，而且通常把他们画在室内，显示拥有他们的白人家庭没把他们当成外人。事实上，拥有黑童仆（而且通常是男童）的人，想要炫耀自己所拥有的黑仆。那就像受聘作画的画家，将委聘人心爱的中国瓷瓶入画一样。那既象征你的个人财富、高尚的资产阶级品味，还象征你有见识，知道在你所活跃的社交领域里，这些是有意义的表征。如果你是女的，你的黑奴是个男童，有他一同出现在画中，还能突显你的肤色、你的白皙、你的性别、你的高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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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牌人》里的那个男童，就是这幅画中的门，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一个以旅行、移动、奴役、混乱为特征的世界。这个世界这时正渐渐渗入低地国的日常生活，把活生生的人从土生土长的地方带到遥远的异地。至于那个男孩，除了知道他出现于画中，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如果不是生于代尔夫特，那么他大概是糊里糊涂地被当时的贸易网、捕捉网——运人如运货般容易的网络——抓住的倒霉鬼之一。但能够活着，就表明他运气不错。有太多人被卷进全球移动的漩涡之后，未能活着脱身。就连自愿而非被逼卷进那漩涡的人，也往往未能幸免于难。葬身17世纪那个漩涡中的，两种人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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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那股无休无止的移动浪潮，将许多人分散到全球各地。为了估算在这波移动潮中丧命的人数，我们将跟着五群先人的脚步，走上将人抛掷到人生地不熟的遥远异乡的五条旅程。他们是：非洲东南岸纳塔尔地区（Natal）的三个男子、爪哇海岸外某岛上七十二个男子和男孩、韩国济州岛上一个荷兰人、福建沿海一个意大利人、马达加斯加岛上两个在返乡途中的荷兰水手。范·德·布赫笔下的那个黑人男童，那个安然抵达代尔夫特但从此未回乡的男孩，他的命运乃是这五个旅程之人的缩影。最后，我们会以17世纪基督徒非常关注的一个旅行故事——东方三博士的旅行故事作结，以思考维米尔为什么在家里挂了一幅这个主题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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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三个男子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时，正看着同船的伙伴越过面前宽阔的河流，朝着他们所希望的莫桑比克方向，渐渐消失在非洲大地。那个高大肥胖的男子是个葡萄牙人，斜倚在轿子里，抬轿人替他搭了简陋的顶篷。有一个中国人、一个非洲人照顾他。非洲人、中国人叫什么名字，如今不详。帝国的奴隶除非是犯了殖民地司法编年史所认为值得记录的罪，否则官方文献很少明载其名。但我们知道那个斜倚轿中的葡萄牙人叫什么名字，因为他是他们的主人——塞巴斯蒂安·鲁博·达·席尔维拉（Sebastian Lobo da Silve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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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博（意为“狼”）被认为1640年代澳门最胖的人。1647年2月，他被送回葡萄牙受审。九年之前，他到澳门接下总督这个肥缺，从而全权掌管澳门与日本之间的海上贸易。鲁博在里斯本时花了大价钱才买到这官位，心想上任以后，靠着澳门独占中日贸易的关系，可以海捞一票。澳门能独揽中日贸易，是因为中日两国政府不愿直接通商往来，但允许葡萄牙人充当中间人。从葡萄牙的澳门殖民地载中国的生丝去日本长崎，回程载运日本白银，只要途中不遭荷兰人掳走船只，一趟获利达一倍之多。但是鲁博时运不济。他于1638年买下这官位，但是不久之后，日本就以葡萄牙商人违反禁止带传教士入境的规定，取消葡萄牙人的贸易资格。1639年，一名葡萄牙船长以身试法，遭到驱逐。1640年，又有一名船长偷闯日本，结果和大部分船员同遭处决。此后，只有欣然同意不把天主教传教士偷带进日本的荷兰人获准到长崎贸易。再无船只从澳门前往日本，鲁博再也赚不到那样好赚的贸易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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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的贸易受阻之后，鲁博转而诉诸其他生财之道，例如逼那些需要他说好话的澳门富商借钱，但他根本无意归还。更令澳门富商不满的是，他喜欢炫富摆阔，无视官场习俗。他一身可笑的“摩尔人装扮，穿戴大量金饰和天蓝色丝织衣服，头戴红帽”，在澳门四处走动。贪婪使他与议会——由澳门的大商人组成的机构——为敌，双方水火不容最后演变为街头械斗，甚至把火炮搬上街头互轰。1642年夏末，国王派人前来处理，但该人竟遭鲁博掳走，关在私人地牢里8个月，最后被活活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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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在中国遥远南疆的澳门街头爆发的乱象，相较于当时袭卷华北城市的乱局，根本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几股起义军正在华北和官军作战，而且各股起义军虽然都想推翻摇摇欲坠的明朝政权，却往往各怀鬼胎，彼此互斗。1644年，原来在驿站当驿卒，后因中央政府经费短缺精简人事而遭裁员的李自成大胆出兵北京，拿下京城。崇祯皇帝曾不顾大臣反对，试图调葡萄牙炮手到京支持，如今眼见曾宣誓保卫王朝的人全弃他而去，随之在紫禁城北端的煤山自缢。群雄并起的局面，并非如此轻易就被其中一股势力拿下。一个多月之后，一支由满汉合组的联军入关，扑向北京，将李自成赶出他掌控还不牢固的北京城。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拥孝庄文皇后的七岁儿子福临继位，是为清世祖，明朝正式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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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一位新总督从葡萄牙的果阿殖民地来到澳门。在这之前，有人在里斯本参了罗博好几本，新总督的任务就是起诉鲁博。新总督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才把鲁博绑上武装商船，押往欧洲。船于1647年2月离开澳门。陪伴鲁博的有三个人：不离不弃的兄弟、中国籍仆人以及被派去在这趟航程服侍他的非洲奴隶。船在距好望角还有一段距离之处搁浅，今天称该地叫纳塔尔。上岸的众人推断，若要活命，最好的办法乃是往北走到莫桑比克，但是以鲁博的状况，那不是最好的办法。鲁博太胖，而且被豪奢淫逸的生活弄坏身体，每走几步路就需要休息。他的兄弟用钓鱼线做了吊床式的轿子，以优渥的计日工资，说服原在船上当仆役的几个人用这轿子抬着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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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到一天，那些抬轿人受不了这工作，决定把鲁博丢给几个再也走不动的修女。罗伯的兄弟出面，威胁利诱，说服十六名水手接下这工作。他承诺给予丰厚报酬，同时威胁他们，若未能将罗博押回里斯本，向国王交差，他们难逃罪责。于是他们启程，丢下那三个修女，抬了一星期，眼看存粮愈来愈少，这时再高的价码都买不到人卖命。来到宽阔的大河南岸时，这些水手心知不可能将鲁博抬到对岸，于是用布替他搭了小遮篷，把他丢在那里。他的中国奴仆和非洲奴隶别无选择，只能留下来陪他，下场将和他没有两样。鲁博的兄弟留下来陪了几个小时，然后还是离开，追赶先走的伙伴，最后回到葡萄牙。他所遗弃的那三个人，则就此杳无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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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时，非洲人可见于东亚，但走出东亚的中国人非常罕见。明朝法律禁止人民出国，未经官府同意而出国，一旦回来，一律问斩。但是两百多年来，已有许多人前往东南亚经商、工作，且顺利溜回中国，并未遭严厉处罚。只要这些来来去去的海商未输出火药之类军事物资，大部分官员睁只眼闭只眼。但是当外国人的奴仆则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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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7年，葡萄牙人在澳门设立殖民地，此后一直有中国人前去讨生活。许多人以自由之身前去，但有些人却是以奴工身份沦落澳门，他们若不是自己卖身为奴以偿还债务，就是因为遭掳走被贩为奴。在明朝，只要对方心甘情愿，且有白纸黑字为据，纳人为奴并不犯法。但勾结外国人进行人口买卖，则是王法所不容，广东的省级官员对此提防甚严。中国政府严格禁止人口买卖，因而1614年葡萄牙人与中国官员谈判之后，不得不同意五条基本规章，其中的第二条就是禁止买卖人口（另有一条规章禁止葡萄牙人在澳门纳“倭奴”，也就是日本奴仆）。两年后，这些规章刻在一块大石板上，石板立在澳门中央，以时时提醒葡萄牙人勿忘他们所同意遵守的：不准买卖“唐人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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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清清楚楚刻在石上，但是中国官员知道，法律挡不住穷人涌进澳门这座金山找工作。官府大概会想隔离中国人和外国人，但老百姓无意遵守这样的措施，特别是离乡到澳门所得的好处，显然大于这些规定所欲维护的任何道德义务。有位官员就抱怨，“每岁不知其数”。官府关注此事，主要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是财政的考虑。问题症结在于让人出国，所属的县就少了课税的人头。多一个人到澳门当奴仆，中国就少一个纳税人。澳门耶稣会神学院的院长公开反对买卖中国孩童，支持中国官方的政策，但还是未能挡住为澳门提供劳力和服务。使澳门得以运行不辍的中国人持续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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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博所搭的船若顺利返抵里斯本，他的中国籍奴仆就会成为欧洲境内罕见的中国人之一。已有一些中国人在他之前来到欧洲，一部分是以教士助手的身份来欧，接受耶稣会士的培训，一部分是被当做珍奇之物带到欧洲，让大国君王和开明学者开开眼界。那艘船未能完成旅程，因而鲁博的那名奴仆就给困在他主人的世界和他祖国的世界之间，进退不得。鲁博一旦死去，他的奴仆身份随之结束，他的生存机会也跟着消失。17世纪的贸易旋风，把许多人从某地卷起，撒落到别的地方，而他很快就会成为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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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风险很大。欧洲公司把船愈建愈大、行程愈来愈紧凑，以便船只纵横四海时可装载更多的船货，更能抵御攻击。但船只愈大，航行于近海水道时操纵就愈不灵活，遇上暴风雨时愈难安全靠岸避难，愈难逃过较小但更灵活的船只攻击。因此，17世纪船难仍然频频出现。道理很简单，船难和远航船数成正比。17世纪头十年，有五十九艘荷兰船和二十艘英格兰船航往亚洲。到了1620年代，数量增加为一百四十八艘荷兰船和五十三艘英格兰船。愈多船出海，愈多船沉没。除了数量变多，竞争压力也是原因。为了胜过竞争者，船长竞相加快船速，冒更大的险。结果，更多船员和乘客被抛到更偏远的海岸上，流落到想象不到的地方，需要想尽办法才能活下来。更多文化因这些船难而碰撞在一块，不得不想办法迅速化解往往代表非我族类的明显差异——肤色、衣着、肢体语言、语言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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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绕行好望角的荷兰船只而言，1647年这年特别不祥。四个月前，“新哈勒姆”号（Nieuw Haarlem）在其第四趟往返巴达维亚的返程途中，在好望角附近沉船，乘客被困在该地将近一年才获救。生还者一回到阿姆斯特丹，就游说荷属东印度公司让他们回到非洲的最南端，垦地殖民。该公司并不热衷于在海外占领非从事贸易所必需的土地。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把贸易力量当做军力来施展，通过贸易占领土地，但荷兰人与此不同，他们只想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四处游走。经过五年的密集游说，有些生还者终于得以回到1647年他们上岸的地方，在该地开垦定居。那是第一批远赴好望角垦殖的荷兰人，为南非步入白人殖民、黑人为奴的社会体制揭开序幕。这套体制花了三个世纪建构而成，然后在20世纪末期经过几十年动荡岁月才告以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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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冒险活动为少数幸运儿带来财富，为其他的人增添了憧憬。有些人志愿签约跑船，投入漫长的海上航程。从中发财致富——甚至安然返乡——的机率可能不高，但总比死守在家乡来得好。就连留在家乡的人，都做着出海发大财的白日梦，在脑海里一面过冒险的干瘾，一面认为出海淘金的人处处得面临船毁人亡的威胁，自己幸灾乐祸地洋洋自得。海上航行漫长，处处隐伏危机。疾病、脱水、饥饿，常使船员葬身大海。暴风雨扯裂船身，一片船板都不剩，让人看不出曾有船只或船员曾航行其上。陌生的海岸线一再误导船长，未标示于海图的暗礁扯破船底，乘客落海，船货沉入海底。而一如亚德里亚诺·德·拉斯·科特斯所发现的，发生船难后，如果上岸处的居民已开始对商人和其枪支心存戒心，或已开始觊觎他们所带的货物，则安然上岸也并不代表性命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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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7世纪人大大着迷于海上灾难故事，也就不足为奇了。从17世纪初，各种体裁的作家就喜用这类故事一飨读者。就连莎士比亚在创作生涯的末期，都禁不住市场需求，写了部有关船难的剧作。其《暴风雨》虽然纯粹为迎合大众口味而写，如今却被誉为他最扣人心弦的剧作之一。17世纪头几十年出版商赶印出版了好些讲述船难经历的书，其中最畅销的莫过于威廉·班特固（Willem Bontekoe）的《难忘的东印度航行纪事》（A Memorable Description of the East Indian Voyage）。班特固以1619年他指挥“新霍伦”号（Nieuw Hoorn）航越印度洋为起点，描述六年航行期间多灾多难、让人悚然心惊的冒险经历，令读者看得津津有味。他自称是为了故乡霍伦的家人、朋友而写（他和两个兄弟都担任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船长），心想大概没有一个人会对这故事感兴趣，因此读者若对这书大失所望，要怪就请怪出版商拿走他的手稿并出版销售。班特固写下他的冒险故事时，事情已过了二十年，但嗜读这类故事的大众并不介意。这本书狂卖，出版商发了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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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伦”号的去程途中，料想不到的灾难就找上门。横越印度洋时，有个水手弄翻提灯，引发火灾。船员拼命灭火，但火势失控，一路烧到火药库，引发爆炸。许多船员被炸死，更多人溺毙。有些人在船身炸断之前逃上两艘救生艇，但班特固最后一个弃船。爆炸的威力把他炸离船上，受伤又头昏的他靠着仅剩的力气紧抓住一根桅杆。救生艇上的人最后将他从海上救起，然后七十二名男人和男孩往东漂流两个星期，放眼望去，只见汪洋大海。随着粮食愈来愈少，水手动起杀人充饥的念头，而矛头就对准那些在船上服务的男孩。所幸，在饥饿夺走他们性命之前，两艘救生艇漂上苏门答腊的一座离岛，所有人得以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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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船难不能归咎于班特固，但他一抵达荷兰殖民地，立即遭到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巴达维亚总督扬·科恩（Jan Coen）训斥。这时科恩甫接任该职不久，是该公司较有实权的领袖之一。荷属东印度公司已开辟出一条横越印度洋的新路线，但班特固未走此线。公司鼓励旗下船只不要绕过好望角，再往北到马达加斯加，再朝东航行，因为这会使船只置身于不利的海流和强劲的海风之中，而应在抵达好望角后往南，利用西风东航。西风会带船只轻快横越印度洋南缘，然后船只要在往东航行过头，撞上澳洲西侧的岩岸之前，转北航向巴达维亚就行。班特固绕过好望角，走了旧路线。他在航海日志里记载，“我们的人个个身体健康，且我们不缺水。因此我们让所有的船帆大张”，借此说明他为何作此选择。但到头来，他多花了许多没必要的航行时间。从阿姆斯特丹到巴达维亚的旧航线要花十一个月，但新航线把航程缩短了三四个月。班特固原可以在那场爆炸发生的三个月前，就抵达巴达维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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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霍伦”号的生还者很快就发现，他们所登上的岛绝非无人岛。上岸后不久，他们发现一个熄灭不久的篝火，旁边有一小堆烟叶——这证明那岛上的马来人已懂吞云吐雾之乐。该岛岛民也已知道不要贸然现身于新来者之前，而应该躲起来，评估对方实力和意向之后，再现身接触。隔天早上，马来人出现，与他们谈判。荷兰人这边有三名水手来过亚洲，懂得的马来语足够让对方了解他们的意思。马来人问的第一件事，是荷兰人有没有带火器。荷兰人的火绳枪早已在船只爆炸时荡然无存，但他们够精明，谎称他们枪藏在船上。由马来人的一道道提问，还有他们愿意拿粮食换取荷兰币，水手知道他们对荷兰人的贸易活动颇有了解。该岛岛民知道巴达维亚总督名叫扬·科恩，还知道荷兰商人一向带有值钱商品，因此打算隔天伏击。马来人攻击未得手，但荷兰一方损失了几条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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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特固和手下搭救生艇逃回海上，最后和荷兰船联系上，由荷兰船载到巴达维亚，并在航行于东南亚周边海域的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船上找到工作。三年后的1622年6月，班特固参与了荷兰人攻击澳门的行动。罗雅谷的火炮有一枚击中荷兰船，引爆火药桶。诚如班特固所委婉陈述的，那场爆炸“使我们的人不知所措” 。荷兰人未能攻下澳门，只好退兵，然后荷兰人在海上封锁葡萄牙人，骚扰中国人的海上运输，直到那年夏天结束。如果荷属东印度公司无法拿下澳门，他们可以逼中国人在沿海其他地方另行通商往来，因此才会有三年后的夏天，“吉亚圣母”号搁浅，生还者遭中国民兵威胁的事件。红毛给了中国沿海居民最重要的教训：害怕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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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夏天的小冲突延续到秋天，然后来自班特固船上的四名水手和两名船上服务生，在那年秋天被困在中国沿岸。那六人搭乘一艘小船，奉命看守一艘掳获的中国船，不料出现暴风，将他们吹上岸。船只被毁，但他们保住性命，且保住他们的火绳枪。枪浸了水，无法开火，但他们挥舞枪支威吓，警告任何人不得靠近。上岸后的第二天，他们从某户人家拿到火，得以点燃火绳。那天稍晚，他们在海滩发现六具中国人尸体，是其他荷兰人射杀的，心想当地人必定会寻仇报复。果然不久后，那批荷兰水手遭到包围，但包围群众不敢靠太近，只是远远看着他们。为了让中国人不要再靠近，荷兰人对空鸣枪以示警告。他们后来颇为得意地回报称，中国人被那声音“吓坏了”，但无疑已见过火绳枪。他们还说，中国人“盯着他们看，一脸不可置信”。那些荷兰人可能是那些中国人第一次亲眼见到的红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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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的武器只有刀和长矛，无意挑起战端。他们未挑衅红毛，反倒决定采取安抚、包容这一上策，于是他们示意荷兰人前去村中庙宇，比手画脚，表示会请他们吃东西。荷兰人心存戒心，生怕中计。结果多虑了。那些中国人想必认为，人饿着肚子时，行事会比吃饱肚子更缺理智。荷兰人吃完那顿饭，下到海边，冀望能引来路过的荷兰船只的注意。对他们而言，未动刀动枪打上一架，实属幸事，因为“他们子弹袋里所剩的火药，不够打四发”。他们充满焦虑，在海滩度过一夜，隔天早上，简单造了一艘临时筏子，逃到海上而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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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六名男子和男孩运气不错，才得以化险为夷，保住性命。像他们这样跟着船长航行全球的基层船员，若非福星高照，往往很难安然返回家乡。接下来的冬天、春天，班特固辖下的船员，陆续有人丧命，叫他们大为灰心——而中国人丧命的人数，当然更多。来自不来梅的亨德里克·布吕伊（Hendrick Bruys），在1623年1月24日死于中国毒箭。来自米德尔堡的克莱斯·科内利斯（Claes Conelisz）死于3月17日。隔天晚上，他们失去升上二副不到六个星期的扬·格里茨·布鲁佛（Jan Gerritzs Brouwer）。最悲惨的莫过于4月19日身亡的一名年轻小伙子。他们掳获了一艘中国式帆船，把它拴在班特固的大船上，然后四天前，未留下姓名的他爬出那帆船的货舱小便，就在这时，他的同伴正在他后面测试新装上的一具火炮。炮弹直直打来，打断他一只腿。四天后，船医截掉那只腿以防感染，过了不到一小时，那个小伙子就一命呜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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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保住性命的人，还得面对伤病的折磨。那年5月，班特固的执勤任务快到尾声时，他手下仍有九十人，但其中身体状况足以干活的几乎不到一半。不过，靠着这仅剩的人力，班特固还是得以完成他在中国沿海的最后一次战果：截获一艘驶往马尼拉的中国式帆船，船上有二百五十名乘客和打算供那年运往阿卡普尔科卖掉的船货。班特固没收那艘船和所有船货——他写道那批船货值“数千元”——把倒霉的乘客和船员运到澎湖群岛。那时荷兰人在澎湖替其贸易基地建造防御工事，正需人力。后来中国官员说服荷兰人放弃那基地，退到台湾。但那批劳工并未遣返，而是运到巴达维亚的奴隶市场贩卖。因为这种海盗行为，长崎一名日本翻译才会说，“驶往长崎的中国船一见到红毛的船，就像老鼠见到了猫一样”。荷属东印度公司主张，贸易是所有国家的天赋权利，因此，碰上不承认这权利之国家的船货，可以理直气壮予以没收。班特固服膺该主张，就成了其中的一只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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