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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尼古拉·特斯拉来到匹兹堡，协助开发他的交流感应发电机和多相系统时，他见到了当时41岁的威斯汀豪斯。他立刻产生了无比钦佩之情，特斯拉记叙说，“即使仅从表面观察，威斯汀豪斯的潜在能力也是显而易见的。身材魁梧、体型匀称、浑身散发着工作的朝气，一双眼睛清澈明亮，行动敏捷，步伐轻快——他身上显现出少有的健康和力量。像丛林中的雄狮一样，他每一次深呼吸都兴奋地闻到他的工厂的气息。”特斯拉参观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威氏车间，会见了工程师们，之后匆匆地回了一趟纽约，安排妥当后又返回匹兹堡，担任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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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1888年的突然被认可和一夜之间的暴富，特斯拉在匹兹堡工作的几年，是一段从发明创造到商业成功的艰苦历程。首先，尼古拉·特斯拉那大肆宣传的感应发电机，结果并不像威斯汀豪斯希望的那样对公共运输业起重要的作用，它不适用于快速增长的公交电车。其次，如在哥伦比亚学院展示的那样，人们担心的是，特斯拉的多相感应机不能与威斯汀豪斯的单相交流中心电站相契合。特斯拉很早就决定理想的频率是60转，他的交流感应发电机都是按此设计的。但威斯汀豪斯的工程师们设计的中心电站全是用的两倍以上的转速，即133转。特斯拉坚持中心电站必须做相应改变，否则交流发电机永远不会工作，这个意见并没有得到他的新同事们的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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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汀豪斯工程师们不愿认可特斯拉的观点并进行如此大的改动。像历来很多未成功的电力先驱一样，威斯汀豪斯的工程师们，对这个才华横溢的家伙声称他们所知所做的东西是过时的、没有必要的，而深感不满；对他骤然间获得的荣华富贵以及被知识界奉为和爱迪生一样，甚至超过爱迪生的为人也颇有微词。享誉世界的作家马克·吐温在1888年11月的日记中这样悄悄透露，“我刚刚看到了一台由特斯拉先生最近取得专利权的电机图纸说明，它刚刚卖给了威斯汀豪斯公司，这将给电力工业世界带来一场革命性的进步。它将是自电话发明以来最有意义的专利。”马克·吐温这回说的可是真话，但是他的话极大激怒了威斯汀豪斯的工程师们。几个月过后，他们和几家电力期刊报纸得到满意的结果：特斯拉是个吹牛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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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匹兹堡又受挫的特斯拉很沮丧，决定返回曼哈顿。“在乔治·威斯汀豪斯的匹兹堡工厂里工作了一年，”他后来记叙道，“我体验了那种要恢复自己曾中断的研究的极度渴望，尽管这里有诱人的工作，我还是要回到纽约做我的实验室工作。”1889年的秋天，特斯拉迅速把自己安置在格兰特街的新实验室里。特斯拉的朋友和传记作者约翰·奥尼尔这样写道，“他厌烦透了……因为感觉到有关他发明的提议没被采纳。”他还告诉奥尼尔说，“我在匹兹堡不能自由开展工作，必须依赖别人。做创造性的工作我必须是不受约束的。一旦处于那种无拘无束的境地，我的思维和创造力就像尼亚加拉瀑布一样从大脑中涌出。”有人猜想，那些固守自己地盘的电力同行中的许多人，会产生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快感，因为特斯拉从威斯汀豪斯那里离开了，并没有做到生产出一个可以供公司200个中心电站商用的交流感应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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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秋高气爽的天气随着10月来到了吵吵嚷嚷的曼哈顿，整个社会正高速运转着，在德尔莫尼克饭店举行主教宴会时，让爱迪生高兴的是铜价的下跌、他的灯泡专利胜诉和特斯拉在工作中的退缩。当然也出现了新的和有力量的竞争对手。在大众的眼里，电流之战的两派——爱迪生和威斯汀豪斯，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还在继续争斗着。但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这场战役的还有其他主要电力公司，如马萨诸塞州的汤姆森–休斯顿公司，它已从生产电弧灯发展成建造交流电中心电站。汤姆森–休斯顿公司的查尔斯·科芬（Charles Coffi n），一个永不安分的人，正向往着参加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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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帝国：爱迪生、特斯拉、威斯汀豪斯三大巨头的世界电力之争 1889年3月29日，星期五的黎明，当天空中出现了第一道灰色条纹，约翰·霍特（John Hort）醉醺醺地从布法罗滨水区的一个闷热吵闹的酒吧走出来。他28岁，长着深色大胡子，眼皮浮肿，是个不错的果菜贩子。霍特是许多下等酒吧的常客，星期四晚上，他又是一夜狂饮，灌了4个小时的啤酒及威士忌。随着酒吧间里闹哄哄的气氛，霍特的话变得多起来，喋喋不休地向周围的人谈论着他的妻子蒂莉，说她是个无耻的荡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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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8点时，霍特回到了戴文森街526号的家中，那是一个跃层的小屋，他把大门猛地推开，进了阴暗的房间。在小厨房里站着31岁的蒂莉，这个风韵犹存的女人还穿着便服，身边是4岁的小女儿埃拉。霍特用醉眼凝视着站在炉边、手里拿着煎锅的蒂莉，冲着她狂吼，说她是个妓女，然后摇摇晃晃地走到牲口棚，在那里，他的6个工人正在装水果和蔬菜。霍特的年轻雇员都知道，当他们的老板发酒疯时不要惹他。其中的一个人注意到，霍特走进一个铺着草的马厩，抓住一把挂在墙上的斧子，又回头去了家里。很快，寒冷的清晨里传出搏斗的尖叫、桌子嘎嘎乱响的声音和有节奏的重击，之后安静下来，只有轻微的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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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玛丽·里德夫人急忙冲到霍特的房门前，高声喊着，“霍特夫人！”但她只听见微弱的呻吟。然后，她立刻跑到房子的侧面，看见霍特从后门出来，手上、胳膊上、胡子上到处都是血迹。“霍特先生，”她疯了似的问道，“你都干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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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她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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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夫人恐惧地看着他，“不，你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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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冷冷地答道，“是的，我把她杀了，我将被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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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里德夫人跑去求救时，霍特又一次回到了房子里。一个到附近探望父亲的人，听到里德夫人悲痛求救的叫声时，赶快戴上帽子跑了过来。后来，他这样描述道，“我打开厨房的门往里一看，一位妇女趴在地上，手和膝盖向下，满身是血，头发披散开，她痛苦的身躯扭来扭去。我关上了门。”他镇定了一下后，又打开了门，“一个男人站在我面前，在用什么东西擦着双手。他双手沾满了鲜血，迈步跨过倒在地上的女人。”那吓坏了的过路人对要走的霍特说，“这是残忍的暴行，先生，我们得去叫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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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霍特继续走向后面的马厩。他的一个年轻雇工看到浑身是血的老板，吓得一动不动。“去叫警察，”霍特命令他，“我杀了我妻子。”看那男孩还在迟疑，他又说道，“我已经干了，我将被绞死。”然后霍特又晃悠悠地去了酒吧。当警察逮捕他时，他正在要着威士忌。“给我根绳子，”茫然的霍特要求说，“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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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急救马车冲进了院子，头部被砍伤、失去知觉的霍特夫人被抬上了急救车，送进了菲奇医院。在医院里，外科医生们也回天无术，她在午夜去世。实际上霍特不是约翰·霍特，而是威廉·凯姆勒（William Kemmler），蒂莉也不是他真正的老婆，只是他的情妇，她姓齐格勒。他们两人各自扔下已看不上眼的配偶，带着４岁的女儿埃拉离开了费城，想到繁荣的布法罗开始新生活。现在不但再没有什么新生活，他反而被当地报纸起了个绰号：“南戴文森街的斧头杀手”，而且将由于被新死刑方式处死而臭名昭著。在蒂莉被杀后不到一星期，《布法罗晚报》就大肆宣扬说一种可怕的命运在等待着这个杀人犯：电刑。如果罪名成立，杀人凶手凯姆勒就将被处以电刑——这一恐怖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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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法罗警察局的电工提出非常有道理和令人疑惑的问题：“那些所谓的专家说，他们能立刻将人电死。我倒要明白他们怎么能够做到……有的时候人会被电死，但那只是意外事故。但现在他们怎么计算电的致死强度呢？……他们可以让犯人坐在一把金属椅子上，但通上电之后也许只能将他电成瘫痪。这将是多么可怕的刑罚！如果电击未能致死，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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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对威廉·凯姆勒的审讯进行了整整4天，这个“斧头杀手”一直弓着腰，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5月10日，陪审团裁定他犯有杀人罪。5月13日，在雷电交加的暴风雨天气中，法官宣判他死刑，并处以电刑，同时将有当地媒体到场。这个案件吸引全国上下很多人关注的主要原因是凯姆勒将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被处死。在纽约市，哈罗德·布朗，此刻是纽约州官方电刑专家，提请他的盟友们注意，“一个新法令下的判决上周五到了布法罗——一个畜生用斧子砍死了一名妇女。”布朗很久以来就把交流电看作“执行电刑的电流”。仿佛是个巧合，第一个电椅的受刑者来自布法罗，也是死亡学者阿尔弗雷德·索斯威克医生的家乡，在用电刑取代绞刑上起了关键作用的人；同时也是威斯汀豪斯建立交流电中心电站的第一个城市，在那里，亚当－梅尔德伦－安德森高级百货商场的４层楼都被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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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的春天，爱迪生和布朗有了合法的真人牺牲品。由此，电流之战进入了最残忍、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阶段。在直流电阵营里的，当然是布朗和托马斯·爱迪生，两个人都为能有一个活人来合法地、与众不同地被“杀人的”威斯汀豪斯发电机执行电刑而欣喜若狂。这可是了不起的公关成就，人们会永久地将交流电与死亡、犯罪联系在一起。另一阵营自然就是威斯汀豪斯，他决心沉着应战，挫败那些诋毁他机器的卑鄙行为，他的全部心愿——就是带给人类社会日常生活的光明和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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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威廉·凯姆勒在布法罗受审时，这个杀人犯的所有财产，包括卖掉他所有的菜车和马匹，总共大约有500美元。但是凯姆勒坚持，他绝不会花钱请律师，因为他一是要用这笔钱给蒂莉安葬，将她放进一个有银把手的棺材里去；二是将剩下的钱给他的小女儿埃拉，供她成长之用。但是，当凯姆勒被宣判死刑之后，一个叫伯克·科克兰（W.Bourke Cockran）的法律界当红明星，前纽约国会议员，突然站出来为凯姆勒说话。他有力地争辩说，判定电刑是违反联邦宪法和州法中关于禁止施行酷刑的规定的。他的高额辩护费是不是出自威斯汀豪斯呢？虽然众说纷纭，但是没有确凿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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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最冷血的交流电与直流电的战斗中，不是威斯汀豪斯，而是科克兰领导着公众进行反击。35岁的科克兰作为一位成名的鎏金时代的演说家，当时已确定将返回国会再工作一个任期，他深悉斗争中的政治性和法律。这个纽约坦慕尼组织的高层大亨，是个爱尔兰移民，17岁时来到曼哈顿，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良好法语教育背景。他身材高大威严，长着狮子般的脑袋，深深的眼睛，有着一张刮得干干净净、富有表情的脸庞，他总是那些被击垮了的人的朋友。同时他也是被高薪聘请的企业律师，例如，他给约瑟夫·普利策，这个拥有著名的《纽约世界报》的人担任执行律师。科克兰后来的法律客户还有当时许多著名公司——铁路局、公共事业机构、航运公司等。但在此刻，他的律师事业正飞黄腾达之时，作为这件重要判决案的反对方，这位声音清晰流利（仍然带着爱尔兰语调）的律师将为一个杀人犯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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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克兰正在忙着为凯姆勒的电刑上诉，哈罗德·布朗却在拼命加快可怕的电刑器具的工作准备。每一步骤和进展，他都能得到托马斯·爱迪生的鼎力相助。首先在3月初，当布朗必须为纽约州监狱当局做新的演示时，帮助布朗的一个爱迪生公司职员急切地写信恳求他的老板，“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内我都在努力买、借，甚至偷一个威斯汀豪斯的发电机，但是迄今为止尚未成功。恐怕我们不得不打扰您……是否可以重新缠绕您的西门子交流发电机的电阻，以使我们能得到起码1 000伏特？”于是，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州政府说应该为奥本（Auburn）、辛辛（Sing Sing）和丹内莫拉（Dannemora）监狱购买3台发电机，而且应该通过布朗购买，但条件非常苛刻：只有在“第一次电刑后证明这个工厂能够达到目的时”，州政府才支付大约7 000美元。用他那新的华尔街地址，布朗在3月27日给爱迪生写了一封诈骗性质的信，声称他需要5 000美元才能继续进行下去，“但布罗德街16号（爱迪生公司总部）的人们不接受，除非得到您的批准。如果我能够通过健康署将全国的交流电全部停掉，您认为值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