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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关键时刻，汤姆森－休斯顿公司机灵的查尔斯·科芬却悄悄地走在了前面。乍看上去，这个公司偷偷摸摸地加入这场冲突的决定有些蹊跷，因为汤姆森－休斯顿公司一直是交流电的支持者，而且两年以来都向威斯汀豪斯交许可证费。但是自从前一年，威斯汀豪斯输掉了高拉德－吉布斯变压器的专利官司以后，一切就都结束了。摆脱了与威斯汀豪斯的许可证联盟关系后，汤姆森－休斯顿公司开始积极与爱迪生公司对话，寻求合并的机会。科芬开始秘密地帮助布朗，为3个监狱购买威斯汀豪斯的二手交流发电机。这是个关键性的胜利。现在直流电阵营得到了他们的“杀人”交流电机——威斯汀豪斯生产的发电机。在7月4日那天，当别人都在忙着听爱国演讲和观看内战老兵游行时，布朗却潜心于电刑，他告诉科芬，“我经受了巨大的压力和诱人的报价，但我无论如何还是坚守了信中的协议，没有试图改用其他机器以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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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当完全清醒的凯姆勒在奥本火车站下车后，他就被立即押到奥本监狱。奥本监狱，一座灰色的砖石的堡垒，环绕着20英尺高的厚围墙以及看守塔。监狱恐怖不祥的外表，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茂盛的绿色常青藤和欢快地叫着的棕色麻雀衬托下，变得柔和多了。奥本监狱建于1817年，地处和监狱同名的小镇，在布法罗和奥尔巴尼之间的繁忙的伊利运河上，是纽约州的第二所监狱。虽然监狱内关押有1 200个犯人，但除了那叽叽喳喳的麻雀声外，这里死一般的寂静。全部犯人都穿着著名的黑白道的狱服，而且所有人都得遵守监狱的严格管理制度。“犯人之间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交流。”监狱看守说，“他们的眼皮必须是永远下垂的。当他们每日进行‘奥本’走步时必须前后紧挨着，无论到哪儿都必须将一只手搭在前面人的肩上。”在这1 000多个犯人中，你只听见压低的一步接一步前移的脚步声。奇怪的是，凯姆勒这个被判死刑的人，却被监狱的固定看押模式排除在外。他有一个干净的单人牢房，被允许穿普通衣服，日夜看守着他的卫兵给他大声念《圣经》和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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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7月，科克兰律师不断地上诉，使阻止凯姆勒的电刑判决取得了进展。卡尤加县法官埃德温·戴（Edwin Day)授权布法罗的律师特雷西·贝克（Tracy Becker）担任仲裁人，根据证据决定，到底电刑比传统的绞刑更少一些痛苦，还是更残忍、非常规而违反宪法。哈罗德·布朗被安排出席听证会，当然这在爱迪生阵营里引起骚动。在听证开始前的两个星期，爱迪生的电力总工程师英国人亚瑟·肯内利，与布朗取得了联系。“爱迪生先生提醒，”肯内利说，他们希望布朗意识到“唯一有影响的、反对电刑的争论点在于，电刑是否是酷刑。罪犯身上与电极相连的地方可能会被烧焦，而避免这种现象的合适电流量还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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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会的第一天是在星期一，7月9日，在雄伟的正义大厦里科克兰约定的办公室举行。从敞开的窗户，传来楼下各种不和谐的嘈杂的声音：报童呼喊着当日新闻的大标题，小贩拼命叫卖筐里的玉米，还有驾车人催马向前的吆喝声。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科克兰兴奋地重复论及两个基本问题：各种不同领域的电力专家是否对此议题涉及的专业电有所了解，了解到什么程度？如何才能保证迅速和无痛地致死，使电刑不成为对威廉·凯姆勒残忍的和非人性的刑罚，而又怎么看待确实有很多人受到电击后仍安然无恙的实例？和所有杰出的辩护律师一样，伯克·科克兰的法律策略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制造一个流水线的人群，这些人本身就经常受到灯和电线的电击而安然无恙，让他们来质疑电刑快速无痛致死的可能性。他还将介绍一个令人惊奇的证人（作为一个喜剧插曲），一条名叫达什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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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证人就是哈罗德·布朗。刚一站上台，他就受到科克兰的盘问。科克兰从布朗确认自己的职业为电力工程师问起，说他并没有受过这个领域的正规教育并得到认可。布朗承认，他不是美国电力工程师学会的成员，也没有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但他坚持认为，他在西方联合电力公司和布鲁斯电力公司工作了13年的资历，与任何学历相当。“我目前特定的工作是应客户要求设计机器，或作为电力机械买卖的中间人……或以专家身份给有关电力方面的问题当顾问。”他宣称，“我现在不代表任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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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克兰把问题转到奥本监狱的发电机上时，布朗看起来挺高兴。“那机器真的在那儿吗?”布朗沾沾自喜地问道，当然了，那是个威斯汀豪斯的交流发电机。两天的询问下来，布朗没有承认什么。但他不得不承认确实有一条狗，埃杰克斯，它在布朗的杀狗实验中，经受了无数次电击而没有死，活了下来。不过布朗强硬地说，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凯姆勒电刑中的实际操作，保证他将迅速、无痛苦地死亡。总的来讲，《纽约时报》报道说他“经受了品质和忍耐力”的考验，“没有显现出不安和慌乱”。有一点确定无疑，就是从布朗自愿担当反交流电的先锋起，他的财富就有了明显的增长。他的办公室从不时髦的西54街的荒野搬到了45街的黄金地段，而且，他现在是个为美国最著名的发明家和电学家熟知的同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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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听证会重新在科克兰的办公室里开始。那天的证人对科克兰极为有利。丹尼尔·吉本斯（Daniel Gibbens），一个无精打采的纽约市电力控制委员会的特派员，目睹了布朗的杀狗实验，因此对能否有快速和无痛的电刑持怀疑态度。他一副苦相地说，只记得狗实验“是我经历过的最可怕的情景之一。那些狗因痛苦而翻滚扭动，只能用嚎叫和让人可怜的哀吠来发泄它们的愤怒。”就电力本身而言，吉本斯说，在不同的人和动物身上是很难估计出它的效力的，“就和威士忌对不同的人起不同的作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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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科克兰带上来一位古怪的先生，亚历山大·麦卡迪（Alexander McAdie），哈佛大学毕业生，现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信号服务实验室工作，在那儿他全心地研究着电灯。科克兰问这个年轻人，他是否认为电椅致死可行。他停顿了一下，回答道，“它的致死效果取决于对象的抵抗力和电流通过身体的路线……它可能只会使一半身体瘫痪，而另一半仍正常……它可能可以杀死人，但一旦没有立刻杀死的话，他就将被炭化——被烧焦……是的，我想会把他的皮烧焦。”这位奇怪的麦卡迪先生，一个曾经搞气象研究的人，告诉大家，他曾在暴风雨中站在华盛顿纪念碑的顶上，任凭闪电通过了全身——而他此刻还在这里讲故事。可以想象科克兰对这一颠覆性的证词有多高兴。“把凯姆勒炭化烧焦”——这难道不残忍和无人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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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上午会议形成的怀疑气氛，午饭以后科克兰带上来了一个他寄予厚望的名叫达什的狗，“它长得真壮……个头很大，是苏格兰长毛牧羊犬和圣伯纳犬杂交的后代。”据说达什曾被西方联合电力公司摇曳的交流电线击中，甩到4英尺高的空中，完全失去知觉，大家都担心它会死，但几小时后它又活了下来。达什就是一个活犬证据，一个这么大的哺乳动物可以被电击后，失去知觉，然后又逐渐恢复生命。那是否可以预言凯姆勒也会如此呢？这个信息让政府不安，因为他们希望凯姆勒的生命随着电刑永远地逝去。将人二次致死难道能不被认为是残忍和不人道的吗？这天是以埃尔布里奇·格里，纽约州死刑立法委员会（New York State Death Commission）的会长带来的好消息而结束的，他说，他将放弃乘游艇的夏日旅游，而参加第二天的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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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将死亡的问题引向无痛苦结局的方法，科克兰已经引起了人们许多反对意见和怀疑，足以让州政府和布朗担心不已。7月17日，在达什成功出现的第二天，哈罗德·布朗焦急地要求得到对电流之战的最有力支援：世界著名的电力奇才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的出场。如果爱迪生说电椅是可行的，谁还会考虑其他人的意见？一年多以前，爱迪生写给索斯威克先生的那封信已经认定，总的来说，电——特别是威斯汀豪斯的机器——是可用来执行电刑后，这位大师还从未在任何公共场合露面或就这一问题发表过任何意见，只是允许别人替他作战。现在他第一次从幕后走出来，没有他的影响力，布朗和州政府可能就输给了雄辩家科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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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一个不太常有的阴雨凉爽的天气，第一次公开作为直流电阵营领袖的爱迪生出发了，他来到科克兰的律师事务所。那里已挤满了急切的旁观者，想亲眼看见这位举世闻名的发明家作证。哈罗德·布朗作为他的随从参谋。由于爱迪生的耳聋，就产生了叫喊式的询问和爱迪生大声的回答，“可能大街上都能听到”，《纽约时报》这样报道说。在一个问题上，微笑的爱迪生把椅子拉到科克兰旁边，这样一来他可以用那只好点的耳朵听清。又是一次大声的争论，是关于人的平均承受力是多少欧姆的问题，既然承受力是个整体的概念，有的人承受了大的电击而活下来，而有的人却倒地死去，人们怎么能确切地知道呢？但是爱迪生知道。他说在来之前，他已用他实验室里的250个人就承受力做了实验。这位让人敬畏的科学家和发明家，这位把电灯带给世界的伟人，在回答科克兰的问题时是毫不含糊的。科克兰用爱尔兰语调问道，“根据您的判断，有人工电流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致人死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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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爱迪生说，用手指抚摸着他抽了一半的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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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死亡吗?”科克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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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爱迪生仅有的说明就是，“犯人的双手（被放进）一个有水的罐子里，水经过碳酸钾稀释，再与电极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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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您认为用多大的电流可以烧死一个人呢？”科克兰大声问。《纽约时报》记者记录了以下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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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可能“‘几千马力吧……你就可能把他烧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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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小小烧一下，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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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不是，’爱迪生说，‘是炭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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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爱迪生先生，用这个极其邪恶的威斯汀豪斯发电机，’科克兰用尽他的讽刺之功来引导这个问题——‘如果它开始邪恶的运作，那您估计需要多长时间来烧死一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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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的体温会比平常提高3到4摄氏度，过一会儿他就成木乃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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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乃伊，’科克兰先生兴奋地叫道，‘现在我们抓住电力科学的本质了。可如何做呢?’‘高温蒸发掉他全身的水分，于是就剩下个木乃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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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而然地，科克兰询问到爱迪生和布朗的真正关系，后者官方的职务是州电刑专家。是否爱迪生曾经给过他什么推荐信？从来没有，爱迪生一口否认。可能他忘记或是忽略了—1889年3月22日，他在布朗紧急要求下写的证明书，以证实布朗对斯克兰顿市长的诚意。爱迪生说，他和布朗之间的交往，严格限制在只允许布朗使用他在西橙郡的新实验室，一个同样提供给其他无数工程师和科学家的优待。又问了几个问题后，科克兰先给爱迪生点上吸了一半的雪茄，请他退席了。第二天报纸的头条新闻都是关于哈罗德·布朗和爱迪生公司的：爱迪生说电可以致死，电力奇才在凯姆勒案子中以专家身份作证，他认为人工电流可以将人迅速无痛地电死—1 000伏特的交流电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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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克兰像勇士般努力着，想证明伟大的爱迪生不幸忽略了电的特殊方面——对人体的效力和它迅速无痛致死的能力。但是爱迪生一贯趾高气扬的态度和斩钉截铁地断言主导了那一天。历史学家特里·雷诺斯（Terry Reynolds）和西奥多·伯恩斯坦（Thedroe Bernstein）争论道，“爱迪生的声望可能压倒了科克兰的关于（爱迪生）忽略了电在活生物上产生效力的阐述。”当然有些报纸认为他的证词是关键性的。例如《奥尔巴尼期刊》（Albany Journal）记述道，“凯姆勒案件终于有一个懂电的专家。爱迪生先生可能是全美国最懂电流和它的破坏力的权威人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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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克兰又不辞辛劳地开了几个会议，从一些目睹人被电死或听说过人被电击后而又幸存的医生们那儿取证。科克兰煞费苦心地设计了关于生命力的基本议题，但是苦于他们这方没有人可以与爱迪生的声誉和地位媲美。试想，如果世界闻名的伟人爱迪生都倾向于用电椅，交流电阵营在这场电流之战中几乎必败无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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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纽约人被8月的炎热折磨得发昏时，电学家们来到了凉爽的尼亚加拉瀑布，对爱迪生、布朗和计划中的电刑大发不满。一个人气愤地对国家电力电灯协会的同事说，“我们到这儿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电力应用的，使世界恢复活力，使它成为一个文明的载体，而不是一个折磨人的工具……我的意思是，让我们一起谴责这种行为……不能让那受电刑的罪犯临死发出的最后呻吟弥漫在这个国家。”与会者一致同意，迅速派代表去见纽约市长，尽快撤销电刑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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