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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令威斯汀豪斯阵营欢欣鼓舞。在1889年8月底，又有了一个微小但辉煌的胜利。《纽约太阳报》周日版上出现了一篇针对哈罗德·布朗的文章，题目是“真丢脸，布朗!”和小标题“受贿于一个电力公司而去伤害另一个。”有人溜进布朗在华尔街的办公室，偷了他锁在办公桌里的45封信件。这些信件说明他确实被爱迪生公司和汤姆森－休斯顿公司资助、唆使和贿赂过，这两家显然都是威斯汀豪斯的对手。《纽约太阳报》报道，“大家都知道布朗不是个有钱人，但他能抽得出所有时间，逍遥自在地只为人类社会的利益，而不顾他自己，这对认识他的人来说是个谜。”但是形势变化不大。布朗请地区律师协助调查，并给提供小偷线索的人悬赏500美元。对其他的媒体，布朗依然口出狂言，“我揭露威斯汀豪斯系统完全出自一个正直人的做法，就像揭露一个骗子和杂货商明明卖的是毒物，而他非说卖的是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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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仲裁人特雷西·贝克给法官埃德温·戴提供了一份1 025页的完整证词记录文件，详细描述了各种不同类型电的接近死亡和实际死亡的例子，都是反驳凯姆勒的电刑将快速而无痛苦的观点的。但一个月后，10月12日，也就是在爱迪生从欧洲胜利归来几天之后，法官戴否决了科克兰，他立刻将案件上诉至纽约高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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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凯姆勒的案子一再拖延，但是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对爱迪生有利的事件：迄今为止最公开的高压电致死。这是一次骇人听闻的、公开化、如此多人亲眼目睹的死亡——发生在午饭时间，离市政府几条街的地方，高压电安全与否的争论又被重新激起。简直难以置信，在曼哈顿南部，这已是3天之内的第二起公开烧烤铺线工人的事件了。第一个是在10月9日，死的家伙是个放荡、野蛮的人，很大可能是这个人工作时已喝醉了。但是两天之后的星期五，10月11日，又发生了一件更糟糕的事，简直是糟糕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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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是在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几个西方联合公司的铺线工人正在中心街上，离宏伟的特威德法院一条街距离，高达40英尺的巨大木柱上工作，他们剪掉那些缠绕在柱子上和建筑物上废弃的电线。在他们的下面，一大群午间休息的人拥挤地穿过马路，交织在马车和卡车群之中。一个叫约翰·菲克斯（John Feeks）的工人跨在杆上，穿过悬挂着的电线，伸出手要去剪掉一段坏线，“突然他开始发抖和震颤，像触了电一样。他松开右手，想抓住一根电线稳住自己的身子，顷刻他手中就产生一道火光。之后在他手的周围出现明亮的火花和蓝色的火舌，空中腾起一缕烟。他的右手从电线滑开，仰面朝下倒在电线网上，电线横过他的喉咙和脸，把他吊在离地面40英尺的高空。他全身起火，蓝色火苗从他的嘴巴和鼻孔里冒出，火花流过他的双脚。然后鲜血开始滴下来，先是滴落到杆上，然后在便道上形成一大摊……一大群人聚集在下面，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可怕的情景。”随后有人狂呼救命，不断被吸引的旁观者们已经挤满了便道和马路，阻塞了所有来往的车辆。菲克斯的身体被众多交织的电线缠裹住，只是倾斜摇摆着但没有落下来。尸体就这样在桅杆上高高地吊挂了45分钟，直到电流被掐断，才被放到地面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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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在经过了这次最近的电击致死事故以后，群情激愤。菲克斯是个老实的公民和丈夫，长期被该公司雇用。库甘酒吧将一个锡制的饼干桶，钉在电线杆上当募捐盒，为菲克斯怀孕的妻子和孩子筹款。《时代周刊》（Times）报道说，“穿得破破烂烂的男人和女人们，排成长队往罐里扔钱。报童、擦皮鞋的和卖意大利水果的小贩都带来了几分的零钱硬币。麦迪逊街车的司机停在路边，跑到盒子那儿扔进一角硬币。”10个小时内竟收集了822.23美元。3天之后，这个数目增长到1873.5美元（菲克斯的周薪也不会超过1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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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休·格兰特（Hugh Grant）从病床上爬起，来到了市政厅，下令关闭曼哈顿所有高压电弧灯，并强制所有公司清除、修理和改造乱挂的电线。这里的居民几十年来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漆黑一团的情景，全都气得发狂，在没有了人造电灯之后，到处都是人们大呼小叫的抱怨之声。“昨天夜晚，这个城市又像在为丧失光明默哀一样。”《纽约时报》悲叹地报道，“到处都是黑暗和阴郁。”几个不愉快的事件发生了：纽约市电力控制委员会根据法律授权应为城市所有的电线修建的地下管道进展很慢；3个坦慕尼协会的专员拿着惊人的5 000美元的年薪，却几乎没有做一天的工作。媒体又一次发泄着愤怒：无视公共利益的电力控制委员会不站在公众一边，他们阻碍市长加速地下线路建设工作的努力——城市陷入一片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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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克斯事件终于推动了托马斯·爱迪生走到幕前。不再在幕后指挥哈罗德·布朗，爱迪生神采奕奕地站在前方，成了真正的直流电阵营的统帅。在这场反对“刽子手电流”的圣战中，爱迪生本人第一次发出了响亮的战争口号：让交流电灭亡！在11月的《北美观察》（North American Review）杂志中，爱迪生吼叫着，“殉难”的菲克斯提供了可怕又真实的证明——电压必须根据法律规定受到限制。爱迪生已经听到了要求埋设地下电线和重建城市街道安全的“民声”。但是他坚持认为，这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交流电线“只能给人工修理口、房屋、商店、办公室、代理电话、低压系统和高压电流机器本身带来死亡。”直流电从来不能高过700伏特。就交流电安全电压而言，“我亲自看见一只健康的大狗，被168伏特的交流电迅速电死……我很难说出多少是安全的电压。”然后他提到他自己的公司已经购买了ZBD专利，“至今我一直劝阻他们不要把这个系统公布于众，起码没有我的同意，他们绝不能这样做。我个人的愿望是彻底清除交流电的应用。它们是多余和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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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流之战愈演愈烈，乔治·威斯汀豪斯决定从1889年秋天起，雇用一个叫欧内斯特·海因里希斯（Ernest Hethrichs）的匹兹堡报社记者，利用媒体宣传自己的公司。海因里希斯第一天上班时，威斯汀豪斯特地路过向他致意，并解释了自己的目的，“我希望看到的是，报纸上印出的东西是精确无误的。事实是不伤人的。”不久以后的一个清晨，海因里希斯坐在威斯汀豪斯的棕色塔楼里的办公桌旁，浏览着一篇攻击交流电和威斯汀豪斯的文章时，这年轻人被激怒了，他跳起来，连门都忘了敲，就冲进了老板的办公室。威斯汀豪斯坐在他那宽大的布面椅子里，正镇定地读着一样的报纸。当他看到海因里希斯被自己也在读的文章搅得如此不安的时候，这位匹兹堡工业家抬了下头，问海因里希斯，“好啦，为什么那么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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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不认为我们应该说些什么来反击这些诽谤和谎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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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斯永远不会忘记威斯汀豪斯看他那几秒钟的眼神。这时，只有壁炉台上方的木钟在寂静中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威斯汀豪斯笑了，“海因里希斯，他们告诉我，你是个玩惠斯特（Whist，类似桥牌的一种游戏）的高手啊，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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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承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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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那你明白这个说法的含义吧？不要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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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斯听后很困惑，惠斯特纸牌与爱迪生的诽谤又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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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汀豪斯解释道：“现在说正经的，所有这些交流电的敌人都在帮我们大忙。我们正在获得许多免费广告……就实用性和商业性来说，交流电系统比直流电领先多了，是无法相比的……这种对‘致命的交流电’的宣传，是他们在帮我们的忙，我们在以巧拨千斤。他们希望依仗他们的势力、他们的影响力，就能达到阻止事物前进的目的。这在自然法则中是根本做不到的……至于那些对我个人的攻击，当然很无耻，但是我的尊严和良心是不会让我用与之相同的武器去反击的。此外，我觉得自己的道德品质和商业声望已经很好，不会不堪一击。但是我将准备一篇文章给《北美观察》杂志，回答爱迪生先生对交流电的指责，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让你发表的……让别人畅所欲言，结果是，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的人格降低到和恶意攻击者一样的水平，反而会得到更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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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观察》第12期根本没有改变爱迪生对威斯汀豪斯的敌意，因为威斯汀豪斯对手写了一篇直率强硬的文章《答爱迪生先生》。电流之战进入了长期的“为控制电灯生意的阶段，其激烈程度超过了以往历史上任何商业之争。数以千计的人与此有金钱利益的利害关系，而且可以想象，许多人完全是站在个人利益角度上来看这场战争。”威斯汀豪斯做了如下归纳：1888年，纽约市有64个人死于机动车事故，55人死于其他交通事故，23人死于煤气中毒，而总共只有5人死于触电。勇敢的威斯汀豪斯这样描述爱迪生珍爱的直流电中心电站，“许多有能力的电力工程师认为，它在许多方面都是有根本缺陷的；事实上，它的缺陷只有用交流电才可以弥补。它注定将被更科学和无论在哪方面（取决于用户或建筑物的占有人）都更安全的感应系统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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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的争论都被铜价的涨跌影响着，因为铜价决定着变压器的造价，但是威斯汀豪斯以两记重拳结束了对爱迪生的反击。第一个是爱迪生阵营中痛苦的内讧。威斯汀豪斯说，8月在尼亚加拉瀑布召开的爱迪生公司年会上，底特律爱迪生电站的经理提出的一项决议被通过了。它要求母公司提供“一种灵活的方法使他们电站扩大经营规模，为此应有比三相系统高些的电压和相应少些的铜耗。”爱迪生自己的阵营在分裂，在要求交流电！威斯汀豪斯最有力的重磅炸弹就是“三年来购买电灯照明机器的客户，他们有充分的自由从任何公司购买产品，但其中大部分倾向于用交流电系统，所以如今交流电系统中心电站电灯照明的规模起码是直流电的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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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幕前之后，爱迪生就再没有退缩。他现在要充分利用他的卓越声誉和威望来劝说公众和政治家们：世上有一种安全的电流，那就是他的低压直流电，它的送电线被安全地铺埋在地下；而危险的电流——高压的交流电，它只是用明线送电。他的目标是，如此引起公众恐慌的交流电应该在美国被法律规定禁止使用。这样他就可以将威斯汀豪斯赶出阵地，恢复自己公司已经不稳的最高地位。可以预言，正在逐步升级的电流之战的下一个战场将在州立法机关，在那儿，爱迪生和布朗希望用政府禁令来消灭威斯汀豪斯的高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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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回合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Richmond），原南方联邦的首都。威斯汀豪斯聘请了有力的律师和一个长期以来的爱迪生敌人，史蒂文斯科技学院的亨利·莫顿（Henry Morton）教授当专家。1890年2月12日，爱迪生自己在弗吉尼亚州参议院出场做第一证人。会议厅里挤满了人，想一睹这位美国最受爱戴的发明家的风采，爱迪生日渐加重的耳聋使他几乎什么也听不见，也无法回答委员会的问题。这位曾经妙语连珠的伟人并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能言善辩。爱迪生被动地跟随着莫顿教授，他早就因当众蔑视爱迪生灯泡而出名。此刻，莫顿拼命诋毁他的宿敌。他声称交流电与爱迪生危言耸听的看法正相反，如果操作规范，是一种绝对温和的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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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引人注目的证人是当地使用电弧灯的居民，他们急切地想保护这一蒸蒸日上的事业，不受那些好战的北方佬们伤害。有些人甚至是当年南部联邦士兵的儿子，因此立刻引起公众同情。“第一个被叫上去的人只有一条腿，架着双拐……他言谈流畅有力……最后，他嘲笑那关于3 000伏特是危险电压的建议，他大声疾呼，‘先生们，为什么？费尔法克斯县的公牛比那电流更危险!’”威斯汀豪斯一班人立刻发现这里有它们最好的同盟军，对政府代表来说，他们比德高望重的北方人爱迪生或莫顿教授都更有说服力。爱迪生忽略了这股有力的电弧灯的游说力量，现在在美国任何规模的城市都有一些电弧灯站。如果禁止高压电，这些当地的公司也将倒闭。爱迪生阵营会在弗吉尼亚失利，但这并没有动摇爱迪生和布朗的决心，他们继续展示他们的证据——布朗残忍的杀狗实验。在其他州和加拿大，他们坚持要通过立法机关来消灭交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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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年底到1890年年初，纽约高等法院的法官德怀特（Dwight）驳回了凯姆勒和科克兰的上诉，认为看不出电刑有什么残忍和不人道的地方。他的观点是残酷的惩罚只包括“火刑、车裂、炮轰烧死、吊在铁索上饿死、剖腹和在十字架上钉死。”当科克兰听到让人失望（但是预料之中）的裁决后，他立刻宣布，“将继续上诉。”1890年春天，科克兰又一次失败了。这次法院指出，关于残忍的问题，纽约州死刑委员会已经在决定用电刑取代绞刑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4月底，报纸开辟论坛日，竭力杜撰出一些为即将到来的电刑做准备的事情，比如描述凯姆勒的遗嘱，他的低落情绪和他的“带条纹的”原松木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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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克兰的上诉落空之后，监狱发表了凯姆勒的声明
:“我已做好准备接受电刑。我是有罪的，必须得到惩罚。我已准备去死。我很高兴自己将不被绞死，我更倾向于用电刑，它将不给我任何痛苦。我很高兴是德斯顿先生为我合上电闸开关，他是稳当和可靠的。如果是个虚弱的人来做这件事，我将会害怕。我的信念十分坚定，是不可动摇的。他们说我没有皈依宗教，我不在乎他们怎么去想，我知道我得到了什么。我很高兴能死。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兴。”立刻谣言四起，说凯姆勒因在监狱等待太久，以至有些神经错乱。报纸不得不出来辟谣，说凯姆勒神智健全，只不过是听天由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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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新的电刑器具”呢？在《北美观察》的1889年11月号上，发表了托马斯·爱迪生的开战声明，敦促法律制裁交流电，哈罗德·布朗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电椅将如何工作。他形象化地描述了即将到来的情景
:“处决犯人的小屋里挤满了监狱长官们，他的手和脚浸泡在能迅速透过皮肤保护层的碳酸钾溶液里，在这一阶段，将测量电阻……罪犯脚穿湿毛毡拖鞋，走到椅子那儿就位，他的手和脚又一次被浸在碳酸钾溶液里，脚盆一头接着电极，洗手盆另一头接通另一电极。有了这样完备的联结，将不会有烧焦皮肉的可能，也可以降低电流对人体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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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的控制调节盘将显示机械是否运作正常并记录下电压的每一波动。副监狱长将启动电闸开关。犯人的呼吸和心跳将立刻停止，而电流将结束他的生命……接着会出现肌肉僵硬，但5秒钟之后就会消失，没有挣扎或呼喊。崇高的法律得以维护，但没有导致人身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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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底，25名当初担任了州第一次电刑实验的证人又聚集在奥本县。哈罗德·布朗令人奇怪地没有出现。几乎可以肯定，他一年前被《纽约太阳报》揭露是爱迪生和汤姆森–休斯顿公司的走狗后，他的利用价值就大大削弱了。当他担任州电刑专家的合同在5月1日到期时，也没有再续约，也许是监狱方排斥他。他曾急切地、不屈不挠地追求着用威斯汀豪斯的交流电来执行电刑，此刻态度却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对记者声明道，“您可以放心，我很高兴能摆脱这不愉快的职责。”阿尔弗雷德·索斯威克博士，布法罗的牙医和电刑的主要倡导者，自然在奥本出现。这个高大的、留着一圈白胡子的博士，和其他到场的人一样，都对电椅的丑恶外表大吃一惊——杀气十足的超大橡木座椅，有着宽宽的扁平扶手，带一个粗制的脚踏和带孔的木座。椅子上有很多厚厚的皮制固定带，而最让人看不下去的是，一个硕大的皮脸罩套住犯人的面孔，拉到后面像个项链，中间有个浸湿的海绵块。索斯威克解释道，“我是反对这种装置的，但现在的安排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不能失败。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这次实验的结果，如果我们稍不小心，就会有闪失，整个系统将受到破坏。我信心十足，凯姆勒将会立即死去……我想根本不会有什么毁容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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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的准备就绪，一个法律书记员到了奥本，说凯姆勒的案件又一次上诉了！一个新的律师，上诉专家罗杰·舍曼（Roger Sherman）替他辩护。他到监狱去看凯姆勒，但是被拒绝，于是留下了不少法律文件就匆匆返回曼哈顿。舍曼拒绝承认他是被威斯汀豪斯雇用的。当索斯威克博士和其他的证人，包括从布法罗来的仲裁人特雷西·贝克听说电刑暂停后都十分懊恼。为了平息这种情绪并为电刑做些预备练习，德斯顿指示，用这电椅先电死一头小牛。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由于舍曼又一次争辩用高压电刑是残忍和不人道的，凯姆勒的案子被送到了美国高等法院。但是在8月初，交流电阵营的请求又一次被拒绝了。主法官梅尔维尔·富勒（Melville Fuller）说，死刑就应该是“没有人性和野蛮的——不仅仅是消灭生命。”同时，在爱迪生的总部，人们得意地关注着事态发展，“既然威斯汀豪斯的发电机要用于处死罪犯，为什么不给这个事实一点公众印象呢？从此以后，我们就说罪犯被‘威斯汀豪斯’了或被宣判威斯汀豪斯了，与在法国一样，吉勒提（Guillotine）博士的名字与断头台永世长存！”爱迪生的部下尝到了在电流之战中，这最重要却最荒谬的胜利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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