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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的成功吸引了其他想着要投身精酿啤酒事业的人,包括我的合伙人汤姆·波特,还有我自己。我们坐在老纽约酒厂的餐厅里,透过吧台后面20尺长的玻璃,看着那堆漂亮的铜制糖化锅,羡慕油然而生。那可是精酿创业人的梦想啊。1987年,莱克见了我们,他没有跟我们聊很多,但提醒我俩说,投身这门事业会让我们疯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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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没有什么兄弟情谊,也没有酿酒师联盟。”莱克说,“我要卖的货是当时市场上不存在的。超市货架上没有精酿啤酒的空间。酒吧、饭店没有留给精酿啤酒的扎啤酒头。你能找到的只有气泡十足的淡黄色啤酒。我不想与人分享我得到的公众影响力。很多想建酒厂的人要见我。而我的感觉是‘我干吗要帮他们?让他们像我一样自己去摸索吧’。”[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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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莱克对那些想见他的人收取每小时100美元的咨询费。那些掏钱的人当中,包括了码头街酿酒公司(Dock Street Brewing)的创始人杰夫·瓦尔,以及波士顿啤酒公司的创始人吉姆·库克。库克是制造业的专家,效力于大名鼎鼎的波士顿咨询集团,他认为每小时100美元的收费是合理的。库克本人在波士顿咨询公司收的咨询费是每小时250美元。库克前往莱克在曼哈顿的办公室,付了4个小时的费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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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回忆道:“吉姆·库克是那种哈佛大学MBA的风格。他满脑子都是市场策略。他的祖父是一名酿酒师。我肯定我当时给了他奥维茨的电话号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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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的老纽约酒厂在1987年关门歇业,离开业还不到两年。投资莱克建酒厂的前景合伙人投资公司在一个项目中下错了赌注,造成公司倒闭,这让莱克欠下了银行巨额的债务。他把新阿姆斯特丹商标卖给了F.X.玛特,之后玛特又将其卖给了一家总部在纽约的酒类经销商。莱克的酒厂关门后,新阿姆斯特丹品牌在市场上挣扎了没几年,最终淡出了公众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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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莱克对建实体酒厂表示后悔。“无论你在哪里经营,根本问题在于业务量是否能够经济、高效地产出。”他在接受《新酿酒商》杂志采访时表示,“你必须投入大量资源用于生产设备,这分散了你能用在营销和销售上的资源。”[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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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进入啤酒行业,你不一定要拥有自己的实体酒厂。”莱克说,他当初应该坚持与玛特酒厂的合约代工模式。“玛特赚到了钱,我赚到了快乐。这是我干过的最有意思的事情。但我不会再投资从事精酿啤酒生意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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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精酿啤酒的先锋创业者们,除了解决生产的问题以外,产品定价也是让人头疼的事。美泰克一开始把铁锚的终端零售价定在每瓶43美分,但很快发现定价必须比这高两倍。麦考利夫的新奥比昂淡色艾尔啤酒售价每瓶95美分。莱克的新阿姆斯特丹最早定价4.99美元/6瓶。比尔·纽曼的啤酒定价是3.84美元/6瓶,比加拿大进口的莫森啤酒便宜0.25美分。这是个理想化的定价思路。事实上,零售价是零售商定的,而不是酒厂。所有零售商都会试图把价格拉到整数。6瓶啤酒定价3.84美元看起来很不错,但纽曼没有意识到零售商对价格的控制问题。其他小酒厂当时也没有意识到。总体上,精酿先锋的酒厂都瞄准了进口啤酒的价格。这样的定价思路离未来的21世纪精酿啤酒价格还相差甚远,如今6瓶精酿啤酒的价格可以达到10美元或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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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第一代的精酿酒厂创业家向先锋一代学习了很多,尤其是莱克和纽曼。接下来的10年,数以百计的小型精酿酒厂在美国每个州崭露头角。这场革命将继续滚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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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酿啤酒革命 第二章 政府官员、作者、教师以及社区、组织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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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弗里茨·美泰克挽救铁锚酒厂是20世纪60年代精酿啤酒界的标志事件,那么20世纪70年代,两次立法上的重大更新是对这个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我认为,那个年代的圈内人,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些立法举措将奠定精酿啤酒革命的发展基石。但事实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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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国会通过法令,针对年产量低于6万桶(约7040吨)的啤酒厂,联邦消费税在原来每桶9美元的基础上,下调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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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整个美国的啤酒厂数量不超过45家,其中相当一部分地区性的小酒厂都处于破产的边缘,其中包括:位于费城的克里斯蒂安施米特、位于波士顿的哈芬莱弗(Haffenreffer Brewery)、位于华盛顿的奥林匹亚酒厂(Olympia Brewing)以及位于宾夕法尼亚的匹兹堡酒厂(Pittsburgh Brewing)。美国酿酒商协会(BAA,Brewers Association of America)当时不过是一个类似俱乐部的组织,会员们每年在佛罗里达劳德代尔堡的Pier66酒吧天台聚会一次,一起喝酒,吃东西,跳舞,然后抱怨当时小型啤酒酿造行业的窘境。玛特酒厂的CEO尼克·玛特把协会比作“终极悍将俱乐部”。[1]协会主席比尔·奥谢是亨利·金的朋友。亨利是代表大酒厂利益的贸易组织美国酿造协会(USBA)的主席。美国酿造协会创立于1862年,是为了响应国会在美国内战期间征啤酒税成立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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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加入美国酿酒商协会的肯·格罗斯曼,回想起当时2美元的税收下调对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说道:“到处都有小酒厂倒闭,我觉得奥谢去找了亨利·金,说:‘我们得做些啥挽救这一局面。小酒厂没法和大厂竞争,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全国最终将只剩两家酒厂,这真是很糟糕。’……亨利有着极强的号召力,奥古斯特·布什公司(August Busch’s)、斯特罗酒厂(Stroh’s)以及其他所有酒厂都支持这项减征2美元税收的提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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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酿造协会中,安海瑟布什(AB,Anheuser Busch)和康胜是两家最有影响力的成员。[3]亨利·金从1962年到1983年负责美国酿造协会的事务。这家全国性的协会有175名员工,其中有57名律师。在1995年的精酿酒商大会上,亨利·金在演讲中回忆道,协会录用他的时候,比尔·康胜明确了亨利·金的首要任务:“我们不需要你学酿酒,我们要你摸清楚所有和这个行业相关的法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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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这事放在了心上。奥谢找到亨利·金寻求帮助,希望能够促成减税法案。亨利·金说服了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杰·皮克尔去推动这项立法。亨利·金与当时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尔伯·米尔斯也有一定的交情。亨利说:“我觉得我们的提案能够顺利提交上去。我们走访了麦芽厂、啤酒花加工厂、玻璃厂、纸品公司、铝铁制品加工厂,还有工会,联合他们一起向各自对应的国会议员提交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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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希望通过呼声表决的方式通过这项法律提案,这样的话,那些南方的立法委员可以避免尴尬的唱名表决,因为他们代表的地区有很多禁酒主义者。在最后一刻,一位俄亥俄州的议员要求唱名表决,导致这项提案惨败。八个月后,在一些大啤酒厂和伽罗葡萄酒家族的支持下,亨利终于促成国会通过了这项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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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福特总统受到了多方压力,包括禁酒主义组织、教会团体以及公共利益科学中心(CSPI)——一个反对酒精饮品的游说组织,也是啤酒行业的宿敌。为了促成这项法案,亨利·金求助了福特总统的一位老乡彼得·斯特罗、比尔·康胜以及奥古斯特·布什三世——他与福特总统的一名经济顾问有交情。福特总统有10天时间,选择签署通过或搁置否决这项立法。最终,他在第九天签署通过了这项减税法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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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靠这每桶2美元的减税,每家年产量低于200万桶(约238481吨)的啤酒厂,每年可以最多省下12万美元的税务开支。从此,年产200万桶这一门槛成为了美国定义“小型”啤酒厂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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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的重要立法,就是家庭自酿啤酒的合法化。家酿啤酒对于精酿啤酒革命的发展有着绝对重要的意义。第一章里写到的五位精酿啤酒先锋中,有三位都是从家酿啤酒玩家开始的。其中最成功的先锋肯·格罗斯曼在创立内华达山酒厂前,就经营过一家家酿专卖店,服务于家庭自酿玩家。他自学了弗雷德·埃克哈特撰写的《论拉格啤酒》(A Treatise on Lager Beers)和戴夫·莱恩的《啤酒酿造全书》(Big Book of Brewing)。格罗斯曼的代表作内华达山淡色艾尔啤酒(Sierra Neveda Pale Ale)是加州淡色艾尔啤酒风格的标杆,这款啤酒仍采用家酿啤酒中普遍运用的瓶内发酵工艺。瓶内发酵指的是在啤酒装瓶时,往瓶内投入少量的酵母,使装瓶后的酒液继续进行瓶内发酵和熟成的工艺。杰克·麦考利夫在苏格兰服役期间也阅读了《啤酒酿造全书》,开始自酿啤酒。马休·莱克在创立老纽约酒厂前,也曾在纽约威切斯特县的自家厨房里酿过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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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79年2月1日前,这些家庭自酿者做的事都是违法的,这是美国禁酒令时期遗留下的法令。1978年10月14日,卡特总统签署通过了联邦交通立法提案HR1337。这条法律包括了修正案3534,规定自1979年2月开始,在家中生产啤酒成为合法行为。这条立法提案的起草人是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加州民主党人。加州的家酿啤酒爱好者抱怨,1933年美国禁酒令解除后,自制葡萄酒得到了合法化,但自酿啤酒却仍未解禁。克兰斯顿修正案的核心内容就是,任何家庭可以以个人或家人饮用为目的酿造啤酒。拥有至少两名成年人(18周岁以上)的家庭,每年允许免税生产啤酒少于200加仑(约75708升),拥有一名成年人的家庭,须少于100加仑(约37854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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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项新的法律不断影响着精酿啤酒运动。家酿啤酒的合法化,为年轻一代成为家酿啤酒爱好者提供了土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把兴趣爱好变成自己的职业,酿造手工精酿的啤酒,并且会一直有新鲜血液注入这个行业。[6]此外,2美元的减税法案在1991年进一步提升了其效力。1991年,国会把联邦啤酒消费税由原来的每桶9美元提升到每桶18美元,而年产量低于200万桶的小型啤酒厂,仍保持每桶7美元的税率。这次提税的名义是所谓的奢侈品税,由总统老布什签署通过——他违背了自己当年著名的庄严承诺:“请看准我的口形:绝不增加税负。”有趣的是,所有那些针对如游艇、珠宝等的奢侈品税都被废除了,只有针对啤酒的联邦消费税进行了上调,而啤酒是最贴近工薪阶层的饮品,很难与奢侈品扯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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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斯曼说,小型酒厂继续享受每桶7美元的低税率,而大酒厂则税率翻番,许多人对这次政治举措表示赞赏。他说,亨利·金不想参与1991年的那场税改斗争,但又说:“我不知道真相究竟如何……那场美国酿酒商协会的会议我在场,我们另立了一个分支叫做‘饮品利益联盟’(Coalition for Beverage Interests,COBI),成员包括了胡德普尔酒厂(Hudelpohl),鲍勃·普尔也在,奥古斯特·谢尔酒厂的泰德·马蒂也在……大概有10到15家酒厂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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