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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三节 遭遇技术替代和市场替代：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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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1970年代末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此后经历了结构调整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两个趋势——重视消费品生产和大规模引进外国技术。在这个背景下，从出生起就属于国防工业的中国电子工业也开始了从“以军为主”向“以民为主”的转变，虽然这个转变并不容易(23)。1979—1980年，国家下达给北京电子管厂的计划任务连续下降，民用产品的比重已经明显超过军用(24)。尽管她的固定资产已经老旧，但仍然是一个具有较强技术能力并掌握着许多技术的企业。直到1980年代上半期，北京电子管厂仍然是属于军工企业，在国防现代化的热潮中为国防项目开发电子设备。但是，她很快就遭到市场变化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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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80年代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调整和大规模引进外国技术，一场半导体替代电子管的风暴逐渐向北京电子管厂袭来。收讯放大管曾经是她生产规模最大和最具市场优势的产品，其品种从开工时的11个发展到最多时的148个，年产量从开工年度的22万只上升到1960年代最高时的2860万只。在开工后的30年里，北京电子管厂在国内共销售收讯放大管17270万只，占同期全国电子管总产量的50％，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从1957起，工厂的收讯放大管就进入国际市场，历年都有出口，直到1983年还向18个国家（包括英、美、法）出口了超过20万只。但随着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对电子管的替代，北京电子管厂的收讯放大管市场到1980年代上半期急剧收缩，在仍然占据60％—70％国内市场份额的条件下只剩下30多个品种，而1985年的产量只有160万只——不过是顶峰时期的百分之几（《厂史》，第12页、25页）(25)。当技术替代袭来时，企业在原有领域的技术能力再强也会变成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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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急剧变化的形势，工厂做出了许多努力来适应这些变化。生产收讯放大管的二分厂在走访全国主要用户后，下决心在1983年把51条生产线压缩为26条，同时组建了半导体后部车间，着手试制了新产品，还组织出口电子管(26)。生产大型管的三分厂派人深入到边远地区，一年内走访用户400多家，为扩大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去掌握用户的要求和信息。市场部为打开上海地区的市场，经常到各整机厂上门服务，协助他们做样品试验。在电子管市场收缩的条件下，工厂生产的半导体分立器件迅速增加，为军用整机、电视机、民用电台、差转机、工业加热、仪器、收录机开发成套晶体管、集成电路和二者混合的具体方案，还与一些整机厂联合试生产收录机、收音机等。还上了一些新项目如砷化镓器件、液晶显示器等，各分厂还纷纷生产第二产品，如太阳能灯、电子手表、远红外加热器、音箱等（《厂史》，第97页）。利用闲工发展适销民品生产和劳务加工。除了保持过去的远红外、太阳能、各种高纯气体、玻璃制品、设备制造和模具加工以外，还研制了舞台灯具、卡片机等一批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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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产品对于企业产品结构的变化都只是边际性的，至少从量上来讲是如此，不足以抵销电子管市场的萎缩，更不足以使企业走上增长的道路。从今天事后的观点看，要实质性地改变工厂的产品结构，就必须通过足够的投资使企业能够生产大批量的新产品。从北京电子管厂的强项看，这样的新产品只可能有两类——彩色电视显像管和半导体器件（包括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但由于企业不仅受困于当时的计划体制，而且国家的技术政策又发生巨大转变，所以北京电子管厂丧失了以新的产品结构转向民用市场的机会。以下我们按照该厂的历史顺序，依次说明她是怎样失去这种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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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开始后的20多年时间里，彩色电视机（以下简称彩电）成为中国电子工业最主要的产品(27)。电视作为可以同时传送图像和声音的通信方式，在“文革”后安定下来的社会生活中成为家庭主要的娱乐工具，而外国彩电在中国市场上的出现，更加勾起人们的消费欲望，使整个社会迸发出巨大的需求。电视广播以英国和美国为先河，到1950年代初，苏联、法国、意大利、西德和日本等10多个国家开始了黑白电视广播。1954年，美国首开彩色电视节目。在整个1960年代，世界的彩电技术和生产迅速发展。到1960年代后半期，电视机已经在发达国家普及，半导体器件开始逐步替代电子管。进入1970年代，率先实现彩电全晶体管化和集成电路化的日本工业逐步取得优势，成为世界彩电工业的领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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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工业的起步并不晚，但在后来的年代里发展缓慢，拉开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中国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是1958年3月由712厂（天津无线电厂）在模仿苏联技术的基础上研制出来的（同年10月，北京和上海两个电视台相继正式开通），后来的批量生产由773厂（成都红光电子管厂）提供显像管，774厂提供电子管，718厂提供部分元件。在整个1960年代，中国黑白电视机的年产量不足1万台。1970年初，为跟上世界潮流，政府曾经组织过“全国彩电大会战”，提出开发自己的彩电制式（标准），实现晶体管化，彩电要普及到大队（村）。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开始考虑从国外引进彩色显像管制造技术，四机部组团先后去日本、美国考察和谈判，但由于1974年的“蜗牛事件”，致使引进工作中断(28)。从1971年9月712厂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彩电到1980年底，中国生产的彩电不过5万多台（同期生产了几百万台黑白电视机）（《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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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并正式结束“文革”之后的1977年，中央重提引进彩电技术，并在1978年取得引进谈判的突破，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技术建设陕西咸阳彩色显像管厂（4400厂，后来的彩虹集团）。随后，国家又批准从日本引进三条彩电生产线，分别安装在北京电视机厂、天津无线电厂和上海电视一厂，并先后于1981—1982年投产。至此，通过技术引进发展彩电工业的政策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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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技术引进”的大门打开之时，中国工业发展的动力源也在发生转变。从1978年开始，伴随着“分灶吃饭”式的国家财政体制改革与行政审批权力的下放，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大大增加。在久被压抑的消费需求被释放出来时，彩电成为消费热点，而通过引进生产线进行组装生产又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于是，在巨大市场需求和较高利润的诱使下，全国各地在1980—1985年期间迅速引进了112条彩电整机生产线（另有15条黑白电视机生产线），生产出50多个品牌，但其中由中央政府审批的只有6条线(29)。在所有引进的彩电生产线中，除极个别的引进香港、德国的外，其余全部从日本引进。这些生产线依靠SKD（全套零部件）和CKD（关键件）进行组装生产，其后果是大量进口彩管和元器件。当中国生产的整机达到一定规模后，日本厂商压低整机价格，抬高散件价格，在向中国大量出口整机的同时也出售装配线，导致中国市场上的散件货源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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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失控局面和外汇不足，国务院在1985年发文严禁各地继续引进彩电整机生产线。1985年6月，电子工业部在天津召开第一次全国彩电国产化工作会议，提出以“引进、消化、开发、创新”为方针，从整机、配套件、元器件到原材料都要逐步实现国产化，并于1986、1987、1988年又相继召开了第二、三、四次全国彩电国产化会议。在后来十多年的时间里，国家批准了超过300亿元的总投资，累计引进彩电配套电子元器件生产线286条，通过引进和合资建立了7个彩色显像管企业，建立起除核心芯片之外的完整CRT电视产业链。在整个1980年代，电子工业中凡是搭上彩电“快车”的企业都得到发展，凡是被落下的就会陷入困境。令人不得不多想想的是，中国最早研发彩电核心技术的北京电子管厂就是被落下的一个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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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大规模引进的浪潮把国内原有的电视技术/产品轨道及其产业基础冲到了一边。从那时直到现在，官方始终没有承认（或没有认识到）的事实是，由于彩电整机（终端）制造业的发展是从引进开始的，所以它所需要的包括显像管在内的元器件技术也只能从提供了整机技术的国外来源引进(30)。事实上，彩电国产化就是通过引进元器件生产技术（注意：不是开发技术）来实现的。换句话说，当中国通过技术引进在自己的国土上复制日本产业链的时候，中国原来的产业链也就被彻底替代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只有原来生产终端产品的电子企业成为彩电发展的主力和主要受益者——与北京电子管厂同为“7”字头的四机部直属企业，如天津无线电厂（712厂）、南京无线电厂（714厂，即后来的熊猫集团）、四川长虹（780厂），都是因为进入彩电工业而得到发展。但是，诸如北京电子管厂那样的核心元器件企业却被落下了——除非成为配套的引进单位，否则就得不到进入彩电市场的入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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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4厂与电视工业素有渊源，她为中国第一批黑白电视机提供了电子管，并早在1959—1960年就尝试过研制彩色显像管。在1970年代的“彩电大会战”中，她研制出来18英寸彩色显像管（1974—1978年），工艺技术已基本过关并做出了合格产品，但因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而没有产业化，只好放弃。厂里还研制了高反压行输出管4S30（晶体管），1974年做出了样管，可以满足16英寸以上的大屏幕电视机的要求，深受用户欢迎，但后来为确保军用管3DA36的上马而放弃生产。1973年，她为配合国家引进彩色电视机计划，曾经筹建彩色显像管厂并参与了四机部为引进而同美国、日本等4家公司的谈判，后因“蜗牛事件”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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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之后重提引进计划时，国家决定不在北京建立彩色显像管厂，由中央政府引进的彩管项目后来建在陕西咸阳。这样的决定是在政治层次上做出的，其理由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说得清。陕西咸阳彩管厂是电子工业部在计划体制下的最后一个大项目，其建设过程是一场“大会战”，774厂筹划过彩管项目的人也被抽调过去参加援建。此外，在建设过程中，774厂更是在部里的组织下，派出一拨拨专家去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就毫无报酬地再回来”(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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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得到彩色显像管项目后，北京电子管厂仍然尽力争取其他的配套项目。1977年7月，774厂向四机部综合计划局写报告，请求将国家拟引进的彩色电视机配套集成电路生产线安装在本厂(32)，但四机部于当年12月决定把这个项目放在无锡742厂（原无锡江南无线电器材厂）（车运洪 2010）。当北京市在1980年代大力发展彩电工业时（当时曾有两个知名品牌“牡丹”和“东风”），774厂又因为是部属企业而与之无缘。于是，北京电子管厂没有搭上1980年代前半期的那班彩电“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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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北京电子管厂被第一轮彩电发展浪潮给甩下后，1980年代中期发生的另外两个事件决定性地影响了企业的命运。第一，企业被从部属下放地方。1985年，响应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电子工业部提出《电子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设想》，其中心内容概括为“企业放下去，行业管起来”（《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第95页）(33)。到1985年年底，电子工业部178个部属企业已下放168个（同上，第95-96页），其中北京电子管厂和其他十几个电子企业（多数在酒仙桥地区）下放到北京市，北京市政府还为接收和管理这些企业而专门设立了电子工业办公室（以下简称市电子办）。由于中央并没有统一规定要求部属企业下放，而且其他5个军工部都没有下放企业，所以电子工业部的下放决定在业内是存在争议的(34)。同时，电子部并没有下放4400厂（咸阳彩色显像管厂）和742厂——前者是炙手可热的明星企业，后者被部里当作发展集成电路的基地。不管怎样，至少对于当时的北京电子管厂来说，下放地方是加重而不是减轻了她所遇到的困难。第二，国防工业大缩编。北京电子管厂在“六五”期间（1981—1985年）的年销售收入一直在6500万元上下波动，因为产品结构长期未能得到根本性调整而不能稳步增长。只是因为军品订货比较稳定，收入也没有大幅度下跌。但是当国家于1985年决定大规模裁军并削减军费后，工厂就遭到了致命的一刀。1986年，北京电子管厂的国防订货额大降70％左右，民品订货量也因进口的冲击而下降，两者的影响使当年的有效订货金额比1985年减少2100万元（其中半导体减少1350万元，电子管减少750万元），即比前几年的正常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同时，中国经济从1985年开始了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由于国家调资，提高折旧率，增高各种费用标准，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等价格，使企业开支增加，超过了自我消化能力的可能。二是由于订货量下降，产量随之下降，但固定费用却有增无减，使产品单位固定成本大幅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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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初，张红飚被任命为北京电子管厂的第七任厂长。他是北京人，1958年从北京男8中高中毕业后，被保送成都电讯工程学院(35)，学习半导体技术（军工性质）。1963年毕业时，系主任想留下张红飚做教师，四机部系统的研究所也要人，但张红飚却表示希望到工厂——“我喜欢去工厂，我也是在北京电子管厂实习的……当时觉得工厂特别好、特别大，我就想在工厂干。我也拒绝了保研”(36)。他在北京电子管厂工作了20多年，1984年被调到电子工业部的企管司。当时国务院正在鼓励各工业部下放企业，张红飚按照部领导指示对部属企业走访了3个月，包括714（南京熊猫）、742（无锡集成电路厂）、713（江西景德镇厂）等大厂，还有位于南昌、湖南、湖北、陕西、甘肃的企业。他一路开了好多座谈会，但没有一个企业赞成下放的。张红飚调研回来后写了报告，报给部党组成员一人一份，如实反映了企业的意见：一致不同意下放。他回忆说：“二十几个厂的人均留利才80多块钱，你说能活吗？我就觉得不能放。特别是‘三线’很穷，我去陕西的山沟，走到那里心都酸了。那里牛可以进车间，羊可以在车间拉屎。三线厂的技术人员都呼吁，‘我们已经听党的话献了青春，我们的孩子走不出来，我们一世又一世不能留在山沟里，如果下放就更没人管了。’我在报告里说‘献了青春不能再献子孙’。”但他写的报告引起领导不满——“司长批评我说部长都发火了，问怎么写这样报告。还问我‘你知道部长是怎么想的吗？’”张红飚回忆此事说：“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我这个人没有非分的想法，不知道看人眼色向上爬。”(37)于是，张红飚就被调回774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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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飚上任不久就发现工厂的资金枯竭，连续11个月不能按时发工资，但财务报表却是月月盈利，令他极度困惑。这个谜直到请来一位财政部的处长后才说明白，原来中国工业企业的财务统计采用“滚动法”——从工厂建成开工起就一直滚动，所以当期的实际亏损状况被历史上的盈利所掩盖了。这位处长同时解释，中国企业也可以采取西方国家那样反映当期盈亏的统计法，但需要主管部门批准。张红飚决定向上级报告，让企业戴上亏损的“帽子”，以争取政府的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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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厂30年来的第一次亏损给全厂职工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也引起了强烈的质疑，用张红飚自己的描述来说：“有人说，1985年还上缴利润1500万元，怎么你才来一年就亏损400多万元？没本事趁早滚蛋！”(38)张红飚不得不在全厂干部和党员大会上报告了“虚盈实亏”的真实情况：完成上缴利润的钱来自工厂的福利费和被上级主管——电子工业部的电子器件公司——抵扣的国家下拨的新产品试制费、抗震加固费、知识分子住房费等等(39)。一旦了解了真相，工人们就表现出真正的“爱厂如家”精神。在厂长接待日里，许多职工跑来向张红飚提建议，还有的来表达心情：“我没有特殊本事，今年该换劳保服装，我不换了，旧的缝缝补补再用三年，为厂节约开支”；“我每天从工资里省一毛钱，积攒起来交厂里”；“我每天下班后捡破烂卖钱支援厂里”……不知张红飚当时是否落泪了，但他确实说这些话“催人泪下”，并表示：这份情领了，钱不能收，工厂要靠改变机制和调整产品结构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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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太容易去指责老国有企业的“技术落后”“经营不善”“观念僵化”等等。但如果把北京电子管厂的那段经历置于更宏观的历史脉络中，就不难看出，决定这些军工企业命运的力量其实是政策的剧变。到1980年代中期，官方形成的观念是，既然中国工业的技术比外国落后，就应该扔掉并去引进“先进的外国技术”（往往连企业一起扔掉），连对国防工业也是如此。中国第一架大型客机运10是那时被抛弃的，老红旗牌和上海牌轿车也是在那前后被废弃的，还有那些不为人知的许许多多项目。那些企业在突然失去任务、市场和上级帮助后，连一个过渡期都没有就被要求自负盈亏了。将近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回顾这些企业走过的路时，只能说它们被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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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北京电子管厂从1957年起就开始生产半导体，但在此后的20多年里，却始终没有一个专门的半导体生产厂房。在近30年里，半导体的技术和生产是北京电子管厂半自发地发展起来的，从来没有被上级行政部门认定为重点。因此，从产品技术到设备、厂房，都是工厂自己开发并在原有的基础上改造出来的。她的半导体车间分散在全厂10个地方，与电子管车间互相交叉，因为没有超净措施致使半导体器件可靠性差、成品率低，而设备落后导致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1/70。从1978年起，北京电子管厂就不断向上级报告，请求将半导体厂房和设备更新的改造升级列入国家计划。直到1981年7月，国防科工委和四机部才根据军工的需要批准了这个改造计划（《厂史》，第59页）。该工程在774厂内被称作“811”，于1983年动工。由于当时半导体制造设备仍然受到西方对华禁运，所以工厂经香港转口购买了一些关键设备，然后自己设计生产线。但是，当国防科工委的一位副主任来参加开工仪式时（1985年），他却告诉工厂领导：“剪彩开工之时就是停产之日”——因为军方对这条生产线将不再会有任何任务下达(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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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很难不提一个问题：北京电子管厂（乃至中国电子元器件工业）是否能够发展起来半导体工业？半导体工业的“产业规律”与电子管工业极为不同，技术变化速度更快而且生产设施的投资强度越来越大。因此，如果北京电子管厂或其他中国企业能够在半导体领域成功，就需要这样几个条件：第一，企业必须果断地转向以半导体为主，领导人的注意力和精力都要集中于这个方向，企业所有的资产和人员都必须向这个方向调整。第二，企业必须进行较大的投资，以使产品开发和生产工艺跟上行业的技术进步速度。第三，企业必须拥有足够充分的决策权，否则无法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技术和市场变化。第四，企业能够保持与下游终端产品企业的市场联系（无论需求是来自军方、计算机还是消费电子产品和工业仪器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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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当时北京电子管厂以及所有其他中国企业都难以达到上述要求。即使如此，半导体工业的失败也不是命中注定，因为中国的改革在继续，中国的经济也在增长，只要这些企业能够在市场上活下来。但是，军事订单的突然中断和大规模引进外国“技术”的狂潮，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窒息了中国电子元器件工业可以继续演进的市场空间。根据专门生产集成电路的东光电工厂（878厂）的厂史记载：1985年以前，该厂的TTL电路年销售额超过1000万元，1985年下降了约60％，1986年又比1985年下降了约60％，军工订货只有以前的15％。“尤其严重的是近几年来，通过各种渠道大量进口几亿只电路，严重冲击了集成电路市场，使各集成电路厂开工不足，迫使集成电路不断降价”（《北京东光电工厂厂史》，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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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红飚回忆，为了给502雷达和相阵控雷达做配套，他亲自去14所和雷达厂，都谈得蛮好。当时前6级的管子都试出来了，就差最后100瓦的半导体管子没有做出来。他和对方的总师谈好，最后一级实在不行就先用电子管，以后做出来再替代。他说：“我回来对王思强说，你带队把它攻下来，我想跟他们那儿要点试制费。”但到那时，军工研发的思路也发生变化，张红飚没想到所里领导通知他说：“我们决定买国外的”。张红飚非常懊丧，还找电子工业部的一位副部长发了顿脾气——“部长说，人家有自己的考虑。我说你们都不负责任，将来谁对这个国家负责。我说主导技术应该是自己掌握，如果只靠人家，早晚一天人家稍微动点手脚（我们）就瘫痪。这是军工非常致命的问题。”那时，部队的有些东西也想靠从美国进口，包括飞机上用的。张红飚对这种变化很有看法，但没法说。他说相阵控雷达是非常重要的雷达，后面的发展就是预警机。他后来再回电子工业部工作时给中央也写过很多建议，但上面没有人重视——“计委一挡，科技部一挡，没有专门的国防科工委，机构变来变去的，部门削弱得很厉害，再加上没有自己的主导思想……我觉得这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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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后来的确市场化了，但那些从1950年代就开始发展半导体技术的中国企业却没有能够生存到那一天。无论与世界先进水平有多大差距，这些企业在中国被封锁的年代一直在做技术，但当市场需求消失后，它们只能抛弃技术。随着一个又一个中国核心元器件企业的倒掉，被巨大的消费需求和买来的组装线撑起规模的中国电子工业，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间经历了一个“去技术化”的过程。等到中国政府在美国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1991年）之后再次“发现”半导体工业的重要性时，便“自然而然”地在丧失原有工业基础的条件下依靠引进生产线来发展它（如908、909工程）——这是中国半导体工业至今也没有发展起来的另一个原因。于是，北京电子管厂的“厄运”就变成了中国电子工业的“命中注定”(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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