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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1703989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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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四节 北京电子管厂的最后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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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管厂公开亏损引起北京市经委的关注，并对工厂进行了调查。1986年10月，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带一些相关委、局领导到北京电子管厂现场办公，决定在1987—1990年的4年间对工厂实行“大包干”，其主要内容是：（1）由北京市财政借给工厂2000万元，4年后归还；（2）前两年扭亏为盈，后两年共上缴利润2500万元；（3）工资收入增长与经营绩效挂钩。当时国务院正在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虽然承包制更适合分散经营的农业，而不是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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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大包干”，张红飚开始推行他称为“模拟集团公司模式”的改革：实行内部分解大包干的承包责任制，撤销总厂市场部，把总厂职能部门的人员从600多人精简到300多人，充实分厂和基层；对各分厂实行自主经营，模拟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从总厂开始向下层层签订承包合同；把干部任命制改为聘任制，竞争上岗。对于因产品无销路而被迫停产的厂内单位，工厂组织职工去搬卸大白菜、折书页订书、女工打毛衣等等；富余女工由领导干部带队到长城饭店、丽都饭店等六大饭店去干保洁服务，车队多余人员由领导带队去首都机场内开车送旅客登机、托运物品，纸盒印刷厂实行个人承包；把厂里用不了的氧气装瓶外销，而且为了扩大外销试行了厂内职工参股分红；为留住计算机和自动化的技术人员，试点申办了民营（集体）的软件开发公司，除保留工资、厂籍外，其他一切自收自支……1987年，销售收入比上一年增长了近30％，实际亏损额比计划亏损额减少近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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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无奈之举，而且也的确会在短期内激发职工的积极性，但当时很少有人能够认识到，承包制导致的下放权力和分散经营，最终会导致组织的离心力。由组织内部各单位自谋生路所导致的收入差距会在组织内部产生矛盾，而且因为资产结构而无法“自负盈亏”的单位最后还是会要求领导帮助。更重要的是，承包制会使管理者在向下转移了责任的同时，失去对于组织过程的管理控制——“责、权、利”确实在任何时候都是统一的。同样的逻辑也反映在国家层次上。事实上，政府在1980年代实施的企业改革——从利润留成、“利改税”、“拨改贷”到经营承包责任制——在“扩权让利”的同时，也把调整企业生产性资产结构的责任推卸掉了。当承包指标层层分解到个人并广泛采用计件工资制时，这种责任实际上被推卸给了每一个普通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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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管厂那时已经是一个被“榨干”的企业。张红飚在总结工厂在“六五”时期的表现时说：“工厂开工三十年，产品老、设备旧、厂房破、工艺技术落后的问题一直没有及时解决。在七千多台仪器、设备中，役龄在二十年以上的占40％多，四五十年代的设备仍占不少数量……在这五年中，人均创利只有1442元/人、年，人均留利300余元/人、年，用于改造的人均170元/人、年左右。特别是工厂每年还要拿出大约300万元的费用建职工宿舍……”(44)。事实上，张红飚在上任第一周就发现动力分厂的煤气储罐上打了20多个补丁，让他冒了一身冷汗。为了不让这些储罐变成“定时炸弹”，他在企业处于亏损的时期仍然投入2000多万元（包括部里给的一点钱），把这些使用了几十年煤气、氢气、氧气储罐给更新了(45)。即使在那种条件下，北京电子管厂仍然保持着产品开发。如张红飚所说：“我厂每年约有30多项新品通过鉴定，水平都是很高的，就是因为没有形成生产能力，所以效益不明显，正如广大职工反映的，我厂新品科研项目是墙内开花，墙外红……”(46)。1989年5月，北京电子管厂开发生产的12A X TA电子管还在北京首届国际博览会上获金奖（北京市经委 1992，第400页）。让新产品形成生产能力就必须有投资，但改革措施给企业留下的利润，充其量只能激励企业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生产性资产，但却不足以使企业改变生产性资产的构成。如果能够实质性地调整产品结构就必须挤进由政府控制的项目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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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管厂的领导很清楚这种生存威胁，所以一直在想办法进入彩电工业。1984年，电子工业部推行彩电国产化，准备通过合资引进技术，再上4个彩管项目。为防止“一窝蜂”，国家计委、经委、电子工业部决定采取招标的方式确定资格。北京电子管厂厂长张仲文（张红飚的前任）带队参与竞标，凭借较高的技术能力水平而战胜其他两个竞争对手，获得项目资格（可以与日本的索尼、松下和美国通用电气谈判）。尽管张仲文当时“满心想着电子管厂终于有翻身之日了”(47)，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北京市本来就想上彩管项目，但没有技术能力参与竞标，于是就支持774厂竞标。项目资格一旦拿下来，北京市就告诉刚刚被电子工业部下放到北京市的774厂，这是北京市的项目：第一，北京市只与松下合资，不接受别的外国厂商；第二，未来的合资厂单独建，尽管厂里和部里都认为项目应该落在北京电子管厂（这样不仅可以把生产场地计入股份，而且可以振奋职工情绪）。北京市也有自己的道理：如果下放企业再被中央收回去，彩管项目就“飞了”。1985年，北京市政府决定与松下建立合资企业，而松下提出的条件之一是中方谈判代表张仲文必须在合资企业任职，所以北京市于1985年年底将其从北京电子管厂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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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经市政府安排，与松下合资的中方投资单位确定为北京电子管厂、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北京分公司、工商银行北京信托投资公司、北京显像管厂4个单位。在确定中方股比时，市政府以北京电子管厂财务困难为由，只分配给10％的股份。张红飚坚决不同意，坚持必须占中方股份的至少一半，哪怕靠贷款来投资。实际上，由于工厂月月不能按时发工资，而且银行利率已涨破11％，所以厂领导班子的多数成员也不同意投资。但张红飚坚信这件事关系到工厂的前途，表示哪怕勒紧裤腰带、不发工资也要争大股，否则赔了一个厂长（指张仲文）和近百名技术骨干还落得这么个结局，实在是“太亏了”。最后市里让步，由北京电子管厂获得中方股份的50％（即合资公司全部股份的25％）。经北京市经委协调，张红飚设法从工商银行获得1.5亿元贷款，工厂自己出了500万元（一次拿不出，是分期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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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9月8日，北京市当时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公司（BMCC）成立，中日双方各占50％。不过，由于中方股东分散，所以松下是该企业的大股东，完全控制着企业。北京·松下由北京市经委直接管，北京市副市长张彭担任董事长，而总经理和主要部门的经理都由松下派出。北京·松下于1989年7月正式投产，后来成为一个非常赚钱的企业。不过，北京电子管厂在最初的几年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帮助——既没有什么发言权，得到的分红也只能用于还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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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的初期阶段，企业管辖权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变更影响了企业的命运。774厂和其他的下放厂是在1988年才真正办理交接手续的。张红飚记得交接会是在751厂开的。电子工业部的一位副部长在讲话时说了一句：“无可奈何花落去”，而北京市市长陈希同马上接了一句：“飞来飞去是一家”(48)，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北京电子管厂在其全部历史中下放给北京市3次，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2次下放后又都被收回，这是最后一次。后来机械电子工业部(49)又想把北京电子管厂等企业收回去，但因北京市不同意而作罢。在这个过程中，部里因为企业已下放而不愿再投资或给项目，而地方政府也因为担心下放企业又被收回去，也不愿再投资或给项目，于是下放的原部属企业成为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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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北京电子管厂在销售收入比上年增长24.9％的条件下实现14.3万元的盈利。销售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包括产品结构的优化、承包的激励作用和通货膨胀的因素，但实现长期增长的关键仍然在于改变产品结构。正如张红飚在1989年1月23日职代会的讲话中所言：“我们这几年苦，苦就苦在没有规模产量的产品上。”为了实现产品结构调整，工厂在那些年里做了一系列的努力：向北京市、电子部、国家经委等部门上报了工厂的“七五”改造规划，即使被砍掉一多半，也还包括双栅场效应管后部引进线、集成电路和分立器件后工序生产线、彩管配套引进生产线（低熔点玻璃和支杆玻璃、工模具、电子枪零件）、微波功率管生产线、节能灯引进线和电力升压改造等项目。但由于“拨改贷”后企业筹措资金困难、项目审批过程复杂缓慢贻误了时机，这些项目的进展都比原来的计划大大推迟(50)。北京电子管厂还曾经想为北京松下合资彩管项目上配套的玻壳线，以便把玻璃分厂带起来。但电子工业部不同意这个提议，北京市也因此不同意（否则北京市就得出钱），该玻壳国产化项目给了河南安阳的一家企业(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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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北京电子管厂的销售收入和利润（1982—1991）资料来源：根据北京电子管厂档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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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那样困难的时候，北京电子管厂的人仍然保持着内心的骄傲。1980年代末，北京市的明星企业首钢一度想兼并774厂。那时，首钢实行承包制，积累了相当的资金实力，但同时又受到不能扩大钢铁生产规模的限制。于是，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首钢试图介入半导体集成电路进行产业转型。一次，首钢派公司电子部部长来和张红飚商谈，但双方谈得很不愉快。张红飚还记得那位女部长盛气凌人，上来就说要把工厂全收了，问值多少钱。张红飚回答说，固定资产值2亿多元，但不能只给这2亿多元就行——“我告诉你，五六十年代，北京市最有名的两个企业是‘东周’‘西周’，我们是‘东周’，你们是‘西周’。就是到了80年代初，你们的利润额也连我们厂的零头都不到。你们之所以能有发展，是因为得天独厚地得到国家政策，实行定额承包制，超过定额的全留给企业，所以你们才发展。我们渴望这样的政策，但没有，我们必须年年如数上交。现在你们来接管我们这个厂，我不是看不起你，你们首钢没这本事”(52)。与774厂“谈崩”后，北京市电子办就让首钢和878厂谈。1989年，北京市政府将878厂（东光电工厂）和其他几个工厂划拨给首钢公司(53)。后来首钢还是管不起来，878厂又回归电子办管(54)。1990年代初，首钢与日本NEC公司合资引进技术生产存储芯片(55)，最后以失败告终（周程 2011，第215-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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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压垮北京电子管厂这头“骆驼”的那根“稻草”是1985建成的“811”工程（耗资6000多万元）。这个工厂从1957年开始生产半导体以来的第一个洁净厂房以及一条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线，在军方不再大批量订货后，虽然还有军品采购，但品种多、用量小，难见效益；改做民品又需要补充投资，反而成了工厂亏损的最大来源，每年需要400多万元维持。张红飚想过很多办法(56)，最后找到的一个办法是把811生产线租赁给一家香港外商。对方到厂里考察过，愿意用这条线上自己的电路，用于玩具等产品。这个项目经过向国防科工委、电子部、北京市经委和电子办多次请示和协商后获得批准，并在一位副市长和各主管部门领导的出席下签订了合同。租赁不仅将使这条线从亏损变成盈利，而且还将采用中国第一条64K的生产线。但在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香港外商说什么也不肯再来北京履行合同。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这样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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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北京电子管厂又重新陷入亏损状态。那年一开年工厂就遇到资金、能源、材料的紧张，下半年的全国经济增长在控制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下放缓速度，导致市场疲软。工厂在销售收入下降的同时，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都越来越大：退休人员越来越多（当时退休干部职工已达到4100多人），负担的职工住房、医疗费用越来越重。在1984年的一份文件中，厂领导曾经引用“群众”的话说：“774厂好比是一艘庞大的航空母舰，沉不下去也跑不快，又大又笨调头慢”(57)。但5年之后，这艘航空母舰终于开始沉没——她被国防订单锐减的“鱼雷”击穿了一个洞，又被半导体替代电子管的“鱼雷”击穿了一个洞，最后被租赁“811”生产线失败这颗水雷再炸穿一个洞，同时又没有任何手段去补上这些洞，于是只能下沉——虽然不是瞬间沉没，但趋势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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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衰退一直延续到1991年，脆弱的北京电子管厂也陷在亏损的风雨中飘摇。实际上，北京电子管厂走向衰落的原因就是在成本和负担不断膨胀的条件下，始终没有能够转向新产品的大批量生产。1990年在工厂举办以《真正过几年紧日子，与企业共渡难关》为主题的职工演讲会上，厂办秘书姚京平说：“我厂‘资金、原材料、能源、外汇、运输’十分紧张，尤其是资金紧缺，犹如一口即将干枯的井。现在该投的料由于没钱买而严重影响生产，各个分厂都感受深刻。也许大家有所不知，我厂买煤的钱都是向银行贷来的”(58)。从这些封存在档案中的发言稿里，可以感到工厂陷入绝境的气氛，尽管职工心中仍然怀有希望。事实上，由于长期拖欠工资，出现了职工生活困难的状况。在酒仙桥地区，已经出现774厂老职工到菜场捡白菜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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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在距离北京电子管厂大约1公里的地方，北京·松下正像一颗明星冉冉升起，吸引了领导们的目光。1989年1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在北京市副市长吴仪的陪同下视察了北京·松下的建筑工地；国务院总理李鹏于1988年12月14日和1989年10月18日两次视察了北京·松下，并在第二次视察时为之题词：“希望把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办成国际第一流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的典范”；同年11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出席北京·松下的开工典礼，北京市副市长吴仪致辞；1991年4月2日和9月13日，国务委员李铁映和机械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也分别视察了这个合资企业(59)。显然，引进了“外国先进技术”的合资企业被认为是代表了中国工业发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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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管厂被遗忘了，而且已经陷入绝境。在1992年3月19日召开的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该厂总会计师王东升做了《深化改革降内耗，奋力扭亏图自救——关于财务情况的报告（提纲）》(60)。用这份在尘封档案中找到的文件的原话，可以比我们现在用任何语言都能更准确、更生动地描述出工厂当时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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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全厂重要生产单位，有8个亏损，4个持平或微利，亏损户在增多；可比产品成本比90年提高了12.5％，费用增加了509万元。为了补亏和解决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的各项生活费用，企业增加借款124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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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1991年底，企业累计账面亏损（即明亏）达2895万元，潜亏达3563万元，两者相加达6458万元；1991年底，企业更新改造资金和职工福利基金赤字达6191万元，企业流动资金借款、专项贷款、租赁借款、基建借款、投资借款共达30625万元。‘八五’进入还贷高峰，92年应归还中租租赁借款和工商行专项贷款就达2000余万元，企业有国家流动基金3695万元，企业流动基金624万元，借入流动资金4538万元，各项生产性、应付款3049万元，后两者相加称为流动负债共计7587万元，各项可变现的流动资产6011万元，企业流动资产抵不了流动负债；至于厂房、设备、产品、人员等“四老”状况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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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的困境下，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又很差。以1991年为例，全厂仅固定费用5480万，干不干一天16万。保本收入需超过1.2亿元，实际收入只达保本收入的60％。若考虑职工福利和企业维持费等因素，固定费用达到8000万元，即干不干一天23万，企业生存销售额需1.6亿元，实际只达生存线的46％。91年劳动生产率为7382元/人年，只有市电办系统的35％，全国电子器件行业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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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企业严重亏损，生产技术设施日益陈旧，人员负担越来越重，国家不管，只有靠借钱来维持，借了钱又增加亏损，给你项目投入钱又出不来效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亏损不断增加，企业陷入了经济恶性循环的困境中，难以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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