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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不为也，实难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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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红飚曾在大会上对职工讲过：“要丢掉幻想，靠自力更生，生产自救，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救自己”，但他还是对政府抱有期待。1991年春节前，已经被连续亏损压得喘不过来气来的张红飚给国务院主管工业的副总理邹家华写了一封信，陈述了北京电子管厂遇到的困难，希望国家能给予重视和支持。到了5月份，北京市电子办主任陆首群突然找张红飚谈话，问他为什么给领导写信。原来，邹家华把张红飚的信批给了北京市市长陈希同，陈批给了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吴仪，吴批给了经委主任阎承宗，阎又批给了陆首群。结束谈话时，陆主任在报告上又添了一句话：“退还张红飚厂长。”求救信绕了一圈回到写信人自己手上的这件事，也算是表明中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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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7月，在张红飚的提议下，连续三天召开厂级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北京电子管厂的出路。在这个会上，他提出要做体制性的改革，其设想是：以产品为主体，把工厂分立为若干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实体（专业厂）；把企业改建为技、工、贸、金融、服务五位一体；实行股份制，向社会融资。这个设想引起激烈讨论，张红飚也坦言：同意他这样改革的，就一起往下走；如果不同意，他就立即辞职走人——7年了，他已经坚持不了了。最终大家基本同意他的思路，并决定成立两个工作组，分别设计改革方案和清理核定资产。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准备，工厂于1991年年底召开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党委会、工会和职代会主席团、团委会、科技委的“五委”联席会议。张红飚在会上正式报告了改革方案和实施步骤，经“五委”会分别讨论同意并做出支持决议后，正式上报市经委和电子办并在来年得到批准。1992年5月18日，工厂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以北京电子管厂为前身的北京东方电子集团公司正式成立，张红飚成为第一任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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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那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人事安排。1992年7月初，北京市电子办主任找张红飚研究企业领导班子（当时尚未明确除总经理之外的其他领导任职）。张提出可以有两个方案，一个是他在班子中，另一个是他不在。对方立刻提出，如果张不在的话，就应该找一个能够跨世纪的干部接班（意味着接班人只能是30多岁）。话谈到这里，张红飚心里已经明白(61)。1992年9月4日，市政府电子办在北京电子管厂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议，宣布由北京电子管厂副厂长兼总会计师王东升担任北京东方电子集团（北京公司）总经理和北京电子管厂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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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21年后的2013年3月25日，我们在京东方总部对张红飚进行了访谈。他最后的结束语是这样说的：“（那些年）我做了几件事，但不是我个人做的，是全厂的领导班子一起做的。那段历史我不想再说了，一说我就非常难受。当时上下同心同德，职工都非常体谅领导，领导也非常体谅职工，这非常难得，把这些年都挺过去了。我们失掉了很多机会，那就是命运，所以我后来对（王）东升他们说，‘你们赶上了好时代，就发挥吧’。”张红飚已经70多岁，看上去既不像知识分子也不像当过领导的干部，更像是一名工厂的退休工人。那天，当他走进京东方总部时，几乎没有人认识他，当他告别后走入酒仙桥街头的人流时，也不会有人注意这位矮小的老人……在北京电子管厂走向衰落的阶段，他与命运抗争了7年，最后以失败告终。回顾历史，张红飚当时的一些做法不一定都正确，但他的抗争为京东方后来的崛起打下了第一根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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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电子管厂（772厂）是中国的第一个电子管厂，始建于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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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电子管厂的第一任党委书记熊杰是长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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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云龙是电视剧《亮剑》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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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种基金后来随计划体制的收紧而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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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项工作也得到苏联大功率发射管专家瓦西里耶夫的帮助，见（《厂史》，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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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虽然没有来自文字记录或访谈的直接证据，但不难从逻辑上看出周凤鸣的调动所反映出来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在“大跃进”高潮中（1958年）下放工业管理权限时把北京电子管厂下放到北京市，所以北京市才可能调任周凤鸣为北京市电机局局长，其目的显然是想发展地方电子工业——1950年代末开发彩色显像管的决策是来自市里而不是部里。随着中央于1961年重新集权和上收企业，周凤鸣又于1962年被调任国防部第十研究院副院长。周凤鸣任北京电子管厂厂长之前是北京市的干部，所以在北京市具有人脉关系，也对北京市有感情。他对于北京市发展电子工业的意见受到市领导的重视，而且他确实利用了中央的资源支援北京市。因此，周凤鸣又被称为“北京市电子工业的奠基人之一”。周凤鸣后来任国防部第十四研究院院长，1978年被任命为国家经委副主任，1980年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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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55年1月，苏联政府主动提出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发展原子能技术和工业的援助。同年1月15日，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中国发展核工业的决策。1956年11月，人大常委决议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原子能事业部），后改为二机部（见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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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防工业由重工业部下设的兵工总局负责。1952年8月，中央政府把重工业部划分为第一机械工业部（主管民用机械工业）和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国防工业，由赵尔陆任部长）。1956年，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主管核工业）。1958年2月，又把一机部和电机制造工业部与负责国防工业的二机部合并为一机部，同时把三机部改为二机部。1960年9月，再次把国防工业（即原二机部所属单位）从一机部划分出来，成立三机部，仍然负责国防工业建设。1963年2月，在组建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之后，又把原三机部按航空工业、常规兵器、造船工业分设为三个机械工业部，即三机部（航空工业部）、五机部（兵器工业部）、六机部（船舶工业部）。1964年，决定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航天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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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部分内容的信息来源见《厂史》，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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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745厂于1989年更名为成都东方电子材料总厂，1994年改制为成都虹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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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700厂已经纳入今天生产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北京七星华电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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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四机部于1964年4月撤销718联合厂（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建制，将其分立为部属的706厂、707厂、718厂、797厂、798厂及751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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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1977年10月由北京电子管厂革委会拟定的《七七四厂五年科技工作设想（讨论稿）》中有这样一段话：“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我们认为一部分有继承性的产品可以在车间试制，但非继承性的新品在车间试制周期特长往往被生产挤掉，此外我们不从新设计新结构新工艺预先试验掌握，没有技术储备，不摸索和掌握新技术发展方向，就会跟不上形势发展，落后，必须考虑成立设计所”（北京电子管厂档案，该文件第11页）。其实这是想重新建立设计所——在几十年之后读到这些文字时，真感到“字字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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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该厂于1980年代末搬迁至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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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见《厂史》，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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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现在是中国振华集团永光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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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北京东光电工厂是由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改建，1970年验收投产。1980年建成1344平方米洁净车间，并从外国引进前部工序的关键设备组成生产线（见《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第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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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关于我厂经济情况的报告》，1989年12月19日，北京电子管厂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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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张红飚访谈，2013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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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57年，在周凤鸣主持下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的规划，建设801、802厂房。801主要用于发展钨钼丝生产，目标是满足全国电光源生产的需要。802用于大功率发射管、充气管、超小型管、陶瓷管，并建立产品设计所。资金来源是厂长基金（57页）。802厂房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投资5000万元（297页）。后来未全部实现，钨钼厂被迁往三线，另建超小型管厂（山西775厂），所以801厂房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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