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992231 第三，靠政府补贴生存。既然京东方在媒体眼中是每投必亏，而且技术落后，那为什么这个模式能够持续？媒体不敢直接攻击政府，于是就把矛头指向京东方。2009年7月31日《商界评论》杂志在题为《京东方大战风车》(28)的文章中说：“京东方敏锐地嗅出中国缺‘屏’，地方政府缺‘标榜’的现实状况，京东方开始向中央求助政策扶植，”在北京5代线得到北京市政府从土地、税收到资金等一系列扶持后，“借此东风之势，京东方开始由点到面，游说各地方政府加入阵营。”“但膨胀的野心和融资手段的不断成功，使得嫩苗被硬拔成一棵畸形的大树。如果说中国‘屏’是顶在一切头顶的阳光，政府就是在阳光下拔苗助长的始作俑者。”2010年8月12日《南方周末》题为《京东方：从资不抵债到180亿圈钱术》(29)：“京东方从一家资不抵债的电子军工企业，发展到现在180亿元的净资产规模，竟然都是来自政府、银行和资本市场的‘馈赠’。更令人惊奇的是，它提前进行巨额资产折旧，虽然亏了股民，但却让地方政府看到了利益，从而积极投资于它。”那么，地方政府看到的利益是什么？2013年1月7日《南方都市报》在题为《“烧钱王”京东方：绑架政府还是拉动产值？》的报道说：“京东方的扩张，与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不论是在北京、合肥，还是在重庆，京东方与当地政府的关系，都让外界艳羡不已。不过，也有声音认为，所谓密切关系，只是京东方捆绑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缘何如此大方，申银万国证券分析师余斌向南都记者表示，一是可以拉动投资，一个面板项目可以带动巨大的投资效应，进而可以带动就业；二是可以提高相关信息产业聚集效应。政府本身不会追求这笔投资的利润有多高，至少短期内没有投资回报，更谈不上利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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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92233 站在2014年的立场上看，上述媒体报道没有一条说对了。从京东方今天的状况出发，回过头再去看那些报道，任何人都可以确定：所有那些挖苦攻击京东方的媒体报道都做出了错误的结论和错误的预言。但在那段时间里，经过连年小人之心的臆想和揣测，最后连这些财经媒体及其记者们都对自己的话信以为真了，所以当2012年京东方再次盈利后，他们显得很错愕。例如，2013年4月2日《南方都市报》以《豪赌12年京东方翻身　面板企业能风光几时？》为标题，报道了京东方2012年主营业务赢利的消息。但正如标题所显示的那样，虽然不得不报道京东方赢利的事实，但还是要暗示这是市场波动造成的，难以持续——令人感受到这家报纸及其记者的酸楚心理。当京东方在2013年7月宣布把当年上半年的盈利预告调高到8亿元以上时，《南方都市报》在2013年7月17日发表题为《“烧钱王”京东方短期回暖？》(31)的报道，文中把京东方的盈利剧增归因为市场回暖，同时又以对产能过剩和OLED替代LCD的担忧来暗示盈利仅仅是“短期回暖”。当京东方于2014年4月宣布上一年度赢利23.5亿元之后，《南方都市报》发出一篇题为《京东方净利增8倍　推股东回报计划稳人心》(32)的报道，在报道事实的同时还不忘酸酸地加上一句：“京东方的扩张颇具争议性，而此前追捧京东方的大都为国资背景投资者，并不利于长期发展。在饱受诟病之后，京东方也做出了更为关注投资者收益的姿态，昨日其提出了股东回报计划和回购股份长效机制，欲以此收买人心。”话说到此，其实让人看出这家媒体及其记者的心理已经崩溃了。京东方赢利的消息之所以让财经媒体如此不舒服，是因为它们已经陷入了自己挖的陷阱——认定京东方不可能赢利，所以承认京东方的盈利就是让他们自抽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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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92235 其实当媒体和记者们还在纠结的时候，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们早就闻出金钱的“芳香”了。对投资机构动向极为敏感的《中国证券报》于2013年12月25日以“京东方变了！”(33)为题报道说：“京东方变了！在京东方人的眼里，这种改变来自于机构的态度转变。前几年，机构都躲着京东方走；而去年，来京东方调研的机构高达354家，几乎每天有一家机构登门。这种改变也来自客户。今年以来时有客户千方百计找到京东方总裁陈炎顺要订面板，客户上门求着订货，前几年简直无法想象，但如今京东方却无法一一满足要求，因为各条生产线都已经满产满销，只得婉言谢绝。在机构的眼里，京东方迎来了业绩拐点。在京东方人的眼里，公司综合能力大幅提升，似乎闻到了寒尽春来的气息……”——令人顿感春风扑面。回顾这段历史，那些挖苦攻击京东方的媒体报道之所以都做出了错误的结论和错误的预言，原因也很简单——大多数中国财经记者不懂工业，而且也没有心思去学习。可以成为媒体的一个教训的是，只有那些仅涉及客观事实的报道可以逃脱被嘲笑的命运，而凡是带有记者和媒体自己判断的报道无一不成为垃圾，从中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助理解中国工业史的营养。于是，以其多年不懈对京东方“劣迹”的追踪报道，中国一些财经媒体在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崛起的苦难辉煌历程中，终于为自己争得了只能冠名为“可耻”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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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92237 中国财经媒体成为笑柄所反映的问题，是财务逻辑从1990年代开始逐渐主导了中国社会对于工业发展的思维。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依靠大量引进外资加速经济增长的政策导向下，中国工业逐渐放弃了技术上的自主开发，要发展稍微有点技术含量的工业，也无非就是引进生产线或合资那些“短平快”的做法；在经历过“全民经商热”和“一切向钱看”之后，资本市场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股票投机中获利，导致中国的资本市场具有强烈的投机性；对于企图利用市场短期波动赚钱的人和机构来说，关于市场波动的“信息”远比关于工业的知识重要；随着重视“理财”远超过工业发展的财经媒体一片繁荣，记者行当的进入门槛降低，学过高中作文的人就能“胜任”；占据政策话语权的经济学家从来就不懂工业和技术（原因很简单，经济学教科书上根本就没有这些内容）；在政府内部，对于工业的经验和知识随着机构的变动大量流失。在这些条件下，中国社会的“主流”对于工业发展的认识越来越浅薄，对于高技术产业更是越来越陌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诸如京东方这样的企业不得不长期忍受孤独，也就没什么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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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92239 由于京东方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媒体上的“好题材”，于是不懂装懂的人也赶来“淘金”。2011年9月1日，一位“网络名人”在自己的搜狐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京东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悲剧》(34)。该文写道，“中国A股市场有一家绝妙的企业，身为历史悠久的国有军工企业，背负中国显示器赶日超韩的重任，投入数百亿，依然在泥潭中无法挣脱。地方政府扶植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企业，却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京东方一个篮子里，最终酿成了中国高科技领域与证券市场的悲剧。”该文以挖苦的语气历数了京东方进入TFT-LCD工业后的经历（主要是建线、融资和亏损的情况），称京东方因缺乏核心技术而“一直气喘吁吁跟在日韩等国的企业之后”，于是“在京东方的豪赌中，投资者未能获益，政府同样未能获利。在资本市场，树立起一个负面标杆，即只要是战略性企业，不管赢利前景如何，都会万千宠爱集于一身”。“如京东方或者中石油这样的企业往往树起民族与经济安全两面大旗”，但“这家把‘困难时期即将过去’挂在嘴上的企业，十几年来带给投资者的是苦涩与失望”。“京东方并不孤独，日本政府主导的电子产业失败，数字时代是美国企业的天下；美国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抗癌计划同样折戟，有雄心有战略并不等于成功，原因很简单，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乔布斯诞生在哪个车库里，因此所能做的只有让市场给予乔布斯群体更多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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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92241 如果仅仅是描述京东方“越投越亏”倒也没什么，搞笑的是这位“网络名人”自以为掌握着中国高科技工业发展的真理并占据着道德立场，所以此文一开头就断言：“中国的高科技行业必须另立标准，另建市场，否则只能在永远落后一步的巨额亏损中，被国际领先企业拖垮。如同美国的星球大战拖垮了羸弱的苏联经济，面板争夺战让中国企业不堪重负。”以此为立论的基本依据，此人在文章结尾时不禁文采飞扬：“培育高科技产业，首先要建立高科技体制，让风投为新科技插翅，让企业承担成本，让税收显示优惠，让本土的标准呵护企业，而不是让投资者成为风投家，让银行成为高科技企业的出纳，让资本市场成为亏损者弘扬民族大义的演讲场。”只是这番话太廉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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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92243 此文指责京东方的最根本依据，就是中国发展高科技行业“必须”而且可以“另立标准，另建市场”。如果这个依据是真实的，那中国另立个CPU标准不就超过英特尔了，另立个操作系统标准不就超过微软了，再立个大飞机标准不就一举超过波音、空客了吗？如果“另建市场”，在全球化条件下就只能通过闭关自守、政府管制——作者不是自我标榜为市场派吗？中国是后进国家，要赶超就首先要掌握领先者开发的技术、进入领先者开拓的市场，然后再通过创新超过去（创造别人都没有的东西是跻身前沿时才可能的）——在TFT-LCD工业领域，所有这些努力都必须依靠进取性投资战略的支持，而京东方当时遇到的困难恰恰是因为做出了这样的努力。这位网络名人先是自己杜撰了一个站不住脚的依据，再以此去指责别人，除了哗众取宠，连问题的症结何在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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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92245 搞学术的也有人来“淘金”。2013年第6期的《中国工业经济》发表一篇以京东方为案例讨论“企业寻租与政府利益输送”的文章（步丹璐，黄杰　2013），两位作者是财务会计背景。就学术而言，这篇文章毫无价值。不过，如果有人想体验一下什么叫学术界的“脑残”，或闲极无聊时想娱乐一下，倒是不妨翻来看看。文章提出的基本论点是：（1）在财政分权的制度条件下，地方政府为获得政绩而盲目引进投资，而上市公司会利用地方政府的盲目竞争，以项目投资为手段获得当地政府的补助（该文把政府认购定向增发股票和贷款担保全部包括在补助之内）；（2）政府提供的补助不但没有对上市公司的业绩起到积极作用，反而使其更加依赖“寻租”；（3）这场寻租游戏会造成多方的福利损失。既然如此，全文也就出现了一个基本的逻辑问题：在这场企业毫无效率的寻租游戏中，地方政府获得的“最大化利益”到底是什么？作者在文章开始部分就宣称他们有一个重大发现：“为了引进投资，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的投资项目给予直接的财政补贴、融资支持、地方稀缺资源，导致上市公司对地方经济的投资资金基本由地方政府承担”（第136页）。如果按照文章所称京东方无效率的断言，那确实就只能得出这个结论，但这个结论的逻辑是可笑的——地方政府承担全部费用请来没有效率的企业，那能得到什么政绩呢？这个逻辑倒是把读者逼到了死角：如果地方政府不是脑残，那文章作者就是脑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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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92247 “脑残”的根源是作者对京东方所处的工业和京东方在该工业中的竞争过程没有任何了解，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京东方是干什么的。文章的全部证据仅仅是财务报表的数字，但如果不了解工业内容就玩弄数字，只能建立起虚假的因果关系。例如，作者以京东方的业绩从2005年开始下滑乃至亏损为理由，指责京东方在2008年以后的所有投资项目都是投资收益为负（同上，第140-141页），以此来证明京东方得到的补助越多业绩就越差。这个连时间顺序都不对的说法，以大而化之的财务数字抹杀了工业投资项目的实质内容。于是，当2008年之后京东方的生产线一条接一条地投产并在2012—2013年进入新一轮大规模盈利时，文章的所有论点也就都崩溃了。从这一点上说，该文作者的认识水平丝毫没有超过媒体记者。仅凭财务数字来判断，21世纪初年的中国彩管工业仍然是一朵鲜花，但它随后在短短几年之内被技术替代风暴扫得片甲不留，难道是因为地方政府的投资突然变成“盲目”而企业的行为突然改为“寻租”吗？再例如，为了证明京东方在地方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政府补助，该文在表2列出京东方在各地项目的投资额和获得当地支持金额的对比（同上，第140页）。仅挑出两个最显眼的例子：在鄂尔多斯项目上，京东方投资0.02亿元，而获得地方政府补助36亿元；成都4.5代线，京东方投资0.01亿元，获得当地补助、定向增发和担保贷款共约70亿元(35)。于是文章声称，京东方在鄂尔多斯的投资回报率为1800倍，而成都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为6988.45倍（同上，第141页）——简直是惊天暴利。但是，不知为什么这两位财务会计专业背景的作者，把通常所说的“资本杠杆率”说成是属于利润率指标的“投资回报率”？如果京东方能够得到这么高的“投资回报率”，为什么作者还指责京东方“行业中等偏下”的资产收益率？只能说，作者或者是专业资质不够格，或者是在耍花招。不仅如此，该表列出的京东方投资金额是在当地建立项目公司的初始注册资本金（按京东方的惯例，在地方建线时首先注册成立一个公司运作项目，然后才开始筹资对生产线建设投资）。如果作者知道建设鄂尔多斯生产线的投资是220亿元，而建设成都4.5代线的投资是34亿元，还会这么计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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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92249 该文仅凭财务数字在臆想和捏造因果关系时也经常出现极富喜感的议论。例如，为证明京东方在地方投资的目的是建立可以“寻租”的政企联系，该文说：“……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司也面临更多的政治干预以及社会责任，京东方每在一个地方建立新公司后，就在当地大量招聘，如京东方投资0.02亿元建设的京东方鄂尔多斯源盛光电在2012年的招聘规模达到400人。自从京东方获得大量政府补助以来，京东方员工人数迅速上升，从原来的9000人左右上升到2009年的12000人，又迅速上升到2010年的17000人，2012年上升到将近23000人，比同行业同规模公司平均数3000人高出7倍，因而我们推断京东方在获得巨额补助的同时也承担了解决就业的社会责任”（同上，第144页）。虽然该文没有交代哪些是“同行业同规模公司”（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的主要上市公司只有京东方一家），但“原来的9000人”指的是京东方只有一条生产线时的员工规模。从产业规模上看，在员工人数上升到“将近23000人”的2012年，京东方已经有四条生产线满产满销，同时还有两条生产线在建，资产规模增加了n倍，产量增了n倍，难道员工人数不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增加？——由于作者脑子里没有工业内容，所以员工人数增加的原因就被他们“推断”是政府补助的增加。但如果政府花点钱就能增加就业，那为什么政府不直接做此事，还要通过外来的、无效率的企业倒一道手呢？这个说法倒证明了该文确实是一篇遵循“财务逻辑”的“典范”之作：工业企业的资产和能力没有任何意义，有意义的只是财务数字——尽管玩弄财务数字的结果是逻辑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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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92251 为什么京东方的扩张需要那么多的投资？为什么京东方在亏损时还要继续投资？——这不仅是关于京东方的两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关于发展中国高技术产业所绕不过去的基本问题，必须从产业逻辑上予以正面回答。就京东方的历程而言，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与三个事实相关——产业性质、后进者地位和企业的目标，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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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92253 第一个事实：产业性质。TFT-LCD工业属于半导体类的工业。自从1947年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晶体管之后，半导体工业的崛起展示了一条与传统工业截然不同的轨迹——遵循“摩尔定律”的高速技术进步与高强度投资互为因果的动态演进。包括集成电路（芯片）和显示器在内的半导体类工业有一个基本特点，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一代产品需要相应的一代生产设施。例如，在汽车和其他机械产品工业，同样的机床可以生产不同型号的产品，但在集成电路和显示器工业，产品的变化要求全部生产设施的变化（不仅包括设备，还包括厂房）——即一代产品一代生产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技术进步速度和规模效应对于竞争优势至关重要，所以半导体类工业的投资强度非常大——企业只有不断地投资才能保持竞争优势，甚至只是为了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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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92255 直到包括京东方在内的几家企业于21世纪初年进入TFT-LCD工业时，中国工业几乎没有经历过这种竞争——技术进步每天24小时不停，而为推出一代新产品所需的生产线动辄就要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已经习惯于用短平快的商业思维看待工业的中国社会，对于这种高技术工业极为陌生，所以对京东方以如此高强度的投资和建设速度进行扩张感到不适应。由于陌生而引起的不理解是情有可原的，但以财务逻辑去攻击京东方遵循产业逻辑的行为，其结果只能是让攻击者自己显得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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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92257 同样的问题在媒体最近对发展中国集成电路工业的讨论中被提出来。2014年6月10日的《经济参考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芯片企业投入不及国际巨头1/10　产品做得出卖不出”的报道(36)，其中援引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的话说：“目前投资一条月产5万片的12英寸芯片生产线需要50亿美元。为建设新的芯片生产线，2012年韩国三星投资142亿美元，美国英特尔投资125亿美元。而我国中芯国际和上海华力两个12英寸的芯片领先企业平均每年投资不到5亿美元，不到国际一流公司的十分之一。”根据该报道，中国半导体设备企业更是面临“缺钱”的问题——“该行业周期长、投入多、见效慢、风险大等特性，让市场投资者望而却步。”这种情况无非再次证明，后进国家如果仅仅依靠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市场机制，就没有可能发展高技术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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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92259 第二个事实：京东方是后进者。与技术变化缓慢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不同，高技术工业的领先企业凭借其规模和技术优势，会对后进者形成进入壁垒（即从后进者角度看的门槛），而且这种壁垒还在迅速变动——后进者与领先者的差距越大，进入的门槛就越高。在技术进步速度快和规模效应大的高技术工业，后进者无法仅凭劳动成本低克服这种壁垒，往往需要付出比先行者更大的投资成本才能跨过门槛（对技术的掌握、劳动者技能的提高无不伴随着投资），而且后进者进入的时间越晚，需要克服进入壁垒的投资强度就越大。即使能够成功进入，也不意味着企业可以凭着现有资产带来的利润而活下去。在半导体显示这个技术进步速度极快的工业中，需求的增长空间以及随之而决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是由领先者的态势所左右的。后进者如果仅仅停留在跟随者的状态，不但只能处于边缘地位，而且随时可能被技术和市场的变化所淘汰。因此，进入这个工业的中国企业面临的是一把利剑的锋刃——或者最终挤入领先者的行列，或者最后被淘汰出局——没有什么机会可以长期维持于中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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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92261 除去吉林彩晶项目不成功的最初尝试，当上广电、昆山龙腾和京东方以建成5代线进入TFT-LCD工业的时候（2004—2006年），全球领先企业已经建成了6代线（每条线需投资20亿美元左右）和7代线（每条线需投资25亿—30亿美元）。6代线和7代线的投产使5代线在电视用屏市场上丧失了竞争力，而电视用屏恰恰是当时液晶屏增长最快、需求量最大的市场。同时，上广电、昆山龙腾和京东方3家中国企业在2006—2007年遭遇的亏损，不仅与全球产能的增加有关，而且与领先企业以自己大得多的规模打压5代线产品的市场价格有关（这些领先企业自己的5代线已经快折旧完毕，所以成本也已经低于中国企业）。到2006年，当3家中国企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全球领先企业又相继建成了7.5代线（每条线需投资31亿—33亿美元）和8代线（每条线需投资35亿—40亿美元）。到京东方终于开始扩张的2009年，夏普建成了10代线（投资45亿—50亿美元）。由于陷入扩张停滞境地，当时中国企业与全球领先企业之间的差距是在拉大，而不是在缩小。当京东方终于开始扩张并展示出势头时，全球领先企业又高调转向OLED等新技术，企图甩掉追赶者。如果京东方停步于一条5代线，不但追不上先进，而且实际上是无法生存下去——上广电的倒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中国财经媒体及其记者们从来没有明白过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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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92263 第三个事实：京东方是一个立志成为领先企业的挑战者。从半导体显示工业的历史看，从后进者转化为领先者是可能的。后进者赶超领先者的关键，第一是发展出可以驾驭技术进步的能力；第二是奉行进取性的投资战略。除了作为产业化先驱的日本企业之外，所有成功的后进入者都是从掌握低于当时最先进水平的较低世代线为开端的。例如，韩国三星和LG于1995年以分别建成2代线而进入该工业时，日本企业已经建成了当时代表最先进技术水平的3代线；当20世纪90年代末，台湾企业通过接受技术转让以建设3代和3.5代线进入时，夏普和LG已经建成代表该工业最先进水平的4代线。但实践证明，对于后进入者来说，能够在进入这个工业之后站住脚并开始成长的最关键的因素，不是进入时的技术水平，而是对技术能力的掌握。一旦通过掌握较低世代线技术而建立起学习的基础，一个企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就取决于是否能够贯彻一个进取性的投资战略。在这种条件下，后进入者切入TFT-LCD工业的最初技术水平并非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决定性因素是技术能力以及由投资战略所决定的技术能力成长速度。例如，曾经在技术水平上落后的韩国LG和三星，以通过反周期投资率先建设5代线为转折点（2002—2003年），一举在包括技术水平在内的各个方面超过了日本工业。即使是最初仰仗日本技术转让的台湾工业，也因为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投资战略而在规模上超过了日本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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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92265 进入TFT-LCD工业的决定是京东方立志要做高技术工业领先企业志向的结果，这是理解京东方道路的关键。这个志向（信念与远见）决定了京东方通过跨国并购的进入方式，也决定了她没有坐享被收购企业的利润，而是利用收购来的技术资源在国内自主建设5代线。尽管京东方在这个阶段曾经因遭遇“液晶周期”而受尽磨难，但就是在这个阶段发展出可以自主向高世代线挺进的能力基础。因为有了这个能力基础，京东方才可以开始扩张。京东方曾经因为只拥有不能经济切割电视面板的一条5代线而受到嘲笑，而嘲笑者则无一例外地把中国发展TFT-LCD工业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企业能否转让高世代线上。但是，是京东方的扩张触发了那场标志着国外技术封锁崩塌的“液晶热”（2009年），也是京东方建成了中国的第一条高世代线（合肥6代线）和第一条8.5代线，尽管中国媒体欢呼南京项目（夏普6代线）是外国企业第一次向中国转让5代以上的生产线，尽管中国的记者们欢呼三星和LG的8代线将使京东方的6代线“未建成就已落后”。从2009年到2013年的5年间，京东方连续建成五条生产线（另外还开工了一条），一跃跻身全球前五，并将于2017年跻身前三。如果韩国和中国台湾企业是以高强度投资战略而超过日本企业的，那么作为后-后进者的京东方则是以超高强度投资战略而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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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92267 由于TFT-LCD工业的性质，由于中国企业处于后进者的位置，由于中国企业如果不在规模和技术上迅速接近领先者就不可能发展起来，所以京东方在进入这个工业后的投资战略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这就是产业逻辑的回答。但这种投资战略确实不是资本市场所愿意支持的，甚至是无法支持的。客观地讲，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很难应对京东方投资战略所包含的巨大不确定性。那么，京东方如此巨额投资的融资来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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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92272 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1703989350]

1703992273 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三节　产业资本扩张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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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92275 与其领导人最初的设想不同，京东方从资本市场上融资进行扩张的道路并没有走通。从实际过程看，京东方扩张的主要融资来源首先是地方政府，虽然也是通过资本市场的形式（由京东方向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定向增发股份），其次是往往由国开行牵头的银团贷款。也因为如此，所以中国财经媒体纷纷说是京东方得到政府的补贴。如果历数京东方得到的政府补贴（主要是对技术研发的资助），加起来也不够建一条低世代线，而京东方连建了7条线，其中4条都是高世代线，还有一条是投资成本更高的AM-OLED线。京东方得到的不是补贴，而是地方政府的投资。虽然地方政府的投资在各个项目总投资中的比例不一，但起到的作用超过了投资金额本身：地方政府的参与使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有信心、使银行愿意贷款，而且地方政府会通过政府内部的途径求得发改委和证监会的批准。从这种意义上说，地方政府不仅是当地产业政策的制定者，而且成为京东方扩张的“投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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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92277 京东方是一个奇葩企业。“奇葩”本来是一个褒义词，现在却流行于调侃时的贬义表达，其实质含义与“怪物”相当。称京东方是一个奇葩企业，是说这个企业居然干成了一件看似不可能干成的事。事实上，京东方从来没有成为政府的标杆（以后是不是倒很难说）。在京东方进入TFT-LCD工业之后的前后，中央政府奉行的是加入WTO后“与国际接轨”的自由化经济政策。在发展高技术产业方面的方针是引进生产线和外资设厂，其惯性甚至一直延续到自主创新方针提出之后。直到2009年的“液晶热”，政府还是把发展TFT-LCD工业的希望寄托在引进外资高世代生产线上，2010年还批准三星和LG在中国建线。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同情京东方，也不断予以方便。但问题的实质是，中央政府在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崛起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过一个立足本国企业的产业政策。中央政府后来确实越来越支持京东方（以及华星光电等），但那是在合肥6代线建成之后，即在京东方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重要性之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消融，政府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已经不存在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投资，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家产业发展基金也只是最近两三年开始讨论的事。于是，京东方在中央政府的政策中，既没有成为标杆，也没有得到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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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992279 如果说京东方得到了国家层次上的融资来源，那么唯一能够为产业提供融资的渠道是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而恰恰是这家政策性银行在京东方最困难的阶段施以援手。在陈元的领导下（1998—2013年），国开行成为一个遵循产业逻辑的主要投资机构，京东方也深受其益。根据陈元的理论，开发性金融“不仅是以国家信用方式弥补市场发育不足、体制不完善等有缺损的地方，更是用建设市场、建设体制来培育市场和弥补市场不足”（2012，第18页）。不过，他似乎认为市场体制不完善是开发性金融可以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同上，第14-15页），但从本书对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发展过程的分析看，即使资本市场“完善”，也不会提供长期产业投资。因此，中国将长期需要开发性金融，其原因应该不仅仅是市场体制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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