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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学术的也有人来“淘金”。2013年第6期的《中国工业经济》发表一篇以京东方为案例讨论“企业寻租与政府利益输送”的文章（步丹璐，黄杰 2013），两位作者是财务会计背景。就学术而言，这篇文章毫无价值。不过，如果有人想体验一下什么叫学术界的“脑残”，或闲极无聊时想娱乐一下，倒是不妨翻来看看。文章提出的基本论点是：（1）在财政分权的制度条件下，地方政府为获得政绩而盲目引进投资，而上市公司会利用地方政府的盲目竞争，以项目投资为手段获得当地政府的补助（该文把政府认购定向增发股票和贷款担保全部包括在补助之内）；（2）政府提供的补助不但没有对上市公司的业绩起到积极作用，反而使其更加依赖“寻租”；（3）这场寻租游戏会造成多方的福利损失。既然如此，全文也就出现了一个基本的逻辑问题：在这场企业毫无效率的寻租游戏中，地方政府获得的“最大化利益”到底是什么？作者在文章开始部分就宣称他们有一个重大发现：“为了引进投资，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的投资项目给予直接的财政补贴、融资支持、地方稀缺资源，导致上市公司对地方经济的投资资金基本由地方政府承担”（第136页）。如果按照文章所称京东方无效率的断言，那确实就只能得出这个结论，但这个结论的逻辑是可笑的——地方政府承担全部费用请来没有效率的企业，那能得到什么政绩呢？这个逻辑倒是把读者逼到了死角：如果地方政府不是脑残，那文章作者就是脑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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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残”的根源是作者对京东方所处的工业和京东方在该工业中的竞争过程没有任何了解，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京东方是干什么的。文章的全部证据仅仅是财务报表的数字，但如果不了解工业内容就玩弄数字，只能建立起虚假的因果关系。例如，作者以京东方的业绩从2005年开始下滑乃至亏损为理由，指责京东方在2008年以后的所有投资项目都是投资收益为负（同上，第140-141页），以此来证明京东方得到的补助越多业绩就越差。这个连时间顺序都不对的说法，以大而化之的财务数字抹杀了工业投资项目的实质内容。于是，当2008年之后京东方的生产线一条接一条地投产并在2012—2013年进入新一轮大规模盈利时，文章的所有论点也就都崩溃了。从这一点上说，该文作者的认识水平丝毫没有超过媒体记者。仅凭财务数字来判断，21世纪初年的中国彩管工业仍然是一朵鲜花，但它随后在短短几年之内被技术替代风暴扫得片甲不留，难道是因为地方政府的投资突然变成“盲目”而企业的行为突然改为“寻租”吗？再例如，为了证明京东方在地方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政府补助，该文在表2列出京东方在各地项目的投资额和获得当地支持金额的对比（同上，第140页）。仅挑出两个最显眼的例子：在鄂尔多斯项目上，京东方投资0.02亿元，而获得地方政府补助36亿元；成都4.5代线，京东方投资0.01亿元，获得当地补助、定向增发和担保贷款共约70亿元(35)。于是文章声称，京东方在鄂尔多斯的投资回报率为1800倍，而成都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为6988.45倍（同上，第141页）——简直是惊天暴利。但是，不知为什么这两位财务会计专业背景的作者，把通常所说的“资本杠杆率”说成是属于利润率指标的“投资回报率”？如果京东方能够得到这么高的“投资回报率”，为什么作者还指责京东方“行业中等偏下”的资产收益率？只能说，作者或者是专业资质不够格，或者是在耍花招。不仅如此，该表列出的京东方投资金额是在当地建立项目公司的初始注册资本金（按京东方的惯例，在地方建线时首先注册成立一个公司运作项目，然后才开始筹资对生产线建设投资）。如果作者知道建设鄂尔多斯生产线的投资是220亿元，而建设成都4.5代线的投资是34亿元，还会这么计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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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仅凭财务数字在臆想和捏造因果关系时也经常出现极富喜感的议论。例如，为证明京东方在地方投资的目的是建立可以“寻租”的政企联系，该文说：“……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司也面临更多的政治干预以及社会责任，京东方每在一个地方建立新公司后，就在当地大量招聘，如京东方投资0.02亿元建设的京东方鄂尔多斯源盛光电在2012年的招聘规模达到400人。自从京东方获得大量政府补助以来，京东方员工人数迅速上升，从原来的9000人左右上升到2009年的12000人，又迅速上升到2010年的17000人，2012年上升到将近23000人，比同行业同规模公司平均数3000人高出7倍，因而我们推断京东方在获得巨额补助的同时也承担了解决就业的社会责任”（同上，第144页）。虽然该文没有交代哪些是“同行业同规模公司”（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的主要上市公司只有京东方一家），但“原来的9000人”指的是京东方只有一条生产线时的员工规模。从产业规模上看，在员工人数上升到“将近23000人”的2012年，京东方已经有四条生产线满产满销，同时还有两条生产线在建，资产规模增加了n倍，产量增了n倍，难道员工人数不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增加？——由于作者脑子里没有工业内容，所以员工人数增加的原因就被他们“推断”是政府补助的增加。但如果政府花点钱就能增加就业，那为什么政府不直接做此事，还要通过外来的、无效率的企业倒一道手呢？这个说法倒证明了该文确实是一篇遵循“财务逻辑”的“典范”之作：工业企业的资产和能力没有任何意义，有意义的只是财务数字——尽管玩弄财务数字的结果是逻辑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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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京东方的扩张需要那么多的投资？为什么京东方在亏损时还要继续投资？——这不仅是关于京东方的两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关于发展中国高技术产业所绕不过去的基本问题，必须从产业逻辑上予以正面回答。就京东方的历程而言，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与三个事实相关——产业性质、后进者地位和企业的目标，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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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事实：产业性质。TFT-LCD工业属于半导体类的工业。自从1947年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晶体管之后，半导体工业的崛起展示了一条与传统工业截然不同的轨迹——遵循“摩尔定律”的高速技术进步与高强度投资互为因果的动态演进。包括集成电路（芯片）和显示器在内的半导体类工业有一个基本特点，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一代产品需要相应的一代生产设施。例如，在汽车和其他机械产品工业，同样的机床可以生产不同型号的产品，但在集成电路和显示器工业，产品的变化要求全部生产设施的变化（不仅包括设备，还包括厂房）——即一代产品一代生产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技术进步速度和规模效应对于竞争优势至关重要，所以半导体类工业的投资强度非常大——企业只有不断地投资才能保持竞争优势，甚至只是为了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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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包括京东方在内的几家企业于21世纪初年进入TFT-LCD工业时，中国工业几乎没有经历过这种竞争——技术进步每天24小时不停，而为推出一代新产品所需的生产线动辄就要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已经习惯于用短平快的商业思维看待工业的中国社会，对于这种高技术工业极为陌生，所以对京东方以如此高强度的投资和建设速度进行扩张感到不适应。由于陌生而引起的不理解是情有可原的，但以财务逻辑去攻击京东方遵循产业逻辑的行为，其结果只能是让攻击者自己显得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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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问题在媒体最近对发展中国集成电路工业的讨论中被提出来。2014年6月10日的《经济参考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芯片企业投入不及国际巨头1/10 产品做得出卖不出”的报道(36)，其中援引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的话说：“目前投资一条月产5万片的12英寸芯片生产线需要50亿美元。为建设新的芯片生产线，2012年韩国三星投资142亿美元，美国英特尔投资125亿美元。而我国中芯国际和上海华力两个12英寸的芯片领先企业平均每年投资不到5亿美元，不到国际一流公司的十分之一。”根据该报道，中国半导体设备企业更是面临“缺钱”的问题——“该行业周期长、投入多、见效慢、风险大等特性，让市场投资者望而却步。”这种情况无非再次证明，后进国家如果仅仅依靠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市场机制，就没有可能发展高技术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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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事实：京东方是后进者。与技术变化缓慢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不同，高技术工业的领先企业凭借其规模和技术优势，会对后进者形成进入壁垒（即从后进者角度看的门槛），而且这种壁垒还在迅速变动——后进者与领先者的差距越大，进入的门槛就越高。在技术进步速度快和规模效应大的高技术工业，后进者无法仅凭劳动成本低克服这种壁垒，往往需要付出比先行者更大的投资成本才能跨过门槛（对技术的掌握、劳动者技能的提高无不伴随着投资），而且后进者进入的时间越晚，需要克服进入壁垒的投资强度就越大。即使能够成功进入，也不意味着企业可以凭着现有资产带来的利润而活下去。在半导体显示这个技术进步速度极快的工业中，需求的增长空间以及随之而决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是由领先者的态势所左右的。后进者如果仅仅停留在跟随者的状态，不但只能处于边缘地位，而且随时可能被技术和市场的变化所淘汰。因此，进入这个工业的中国企业面临的是一把利剑的锋刃——或者最终挤入领先者的行列，或者最后被淘汰出局——没有什么机会可以长期维持于中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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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吉林彩晶项目不成功的最初尝试，当上广电、昆山龙腾和京东方以建成5代线进入TFT-LCD工业的时候（2004—2006年），全球领先企业已经建成了6代线（每条线需投资20亿美元左右）和7代线（每条线需投资25亿—30亿美元）。6代线和7代线的投产使5代线在电视用屏市场上丧失了竞争力，而电视用屏恰恰是当时液晶屏增长最快、需求量最大的市场。同时，上广电、昆山龙腾和京东方3家中国企业在2006—2007年遭遇的亏损，不仅与全球产能的增加有关，而且与领先企业以自己大得多的规模打压5代线产品的市场价格有关（这些领先企业自己的5代线已经快折旧完毕，所以成本也已经低于中国企业）。到2006年，当3家中国企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全球领先企业又相继建成了7.5代线（每条线需投资31亿—33亿美元）和8代线（每条线需投资35亿—40亿美元）。到京东方终于开始扩张的2009年，夏普建成了10代线（投资45亿—50亿美元）。由于陷入扩张停滞境地，当时中国企业与全球领先企业之间的差距是在拉大，而不是在缩小。当京东方终于开始扩张并展示出势头时，全球领先企业又高调转向OLED等新技术，企图甩掉追赶者。如果京东方停步于一条5代线，不但追不上先进，而且实际上是无法生存下去——上广电的倒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中国财经媒体及其记者们从来没有明白过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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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事实：京东方是一个立志成为领先企业的挑战者。从半导体显示工业的历史看，从后进者转化为领先者是可能的。后进者赶超领先者的关键，第一是发展出可以驾驭技术进步的能力；第二是奉行进取性的投资战略。除了作为产业化先驱的日本企业之外，所有成功的后进入者都是从掌握低于当时最先进水平的较低世代线为开端的。例如，韩国三星和LG于1995年以分别建成2代线而进入该工业时，日本企业已经建成了当时代表最先进技术水平的3代线；当20世纪90年代末，台湾企业通过接受技术转让以建设3代和3.5代线进入时，夏普和LG已经建成代表该工业最先进水平的4代线。但实践证明，对于后进入者来说，能够在进入这个工业之后站住脚并开始成长的最关键的因素，不是进入时的技术水平，而是对技术能力的掌握。一旦通过掌握较低世代线技术而建立起学习的基础，一个企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就取决于是否能够贯彻一个进取性的投资战略。在这种条件下，后进入者切入TFT-LCD工业的最初技术水平并非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决定性因素是技术能力以及由投资战略所决定的技术能力成长速度。例如，曾经在技术水平上落后的韩国LG和三星，以通过反周期投资率先建设5代线为转折点（2002—2003年），一举在包括技术水平在内的各个方面超过了日本工业。即使是最初仰仗日本技术转让的台湾工业，也因为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投资战略而在规模上超过了日本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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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TFT-LCD工业的决定是京东方立志要做高技术工业领先企业志向的结果，这是理解京东方道路的关键。这个志向（信念与远见）决定了京东方通过跨国并购的进入方式，也决定了她没有坐享被收购企业的利润，而是利用收购来的技术资源在国内自主建设5代线。尽管京东方在这个阶段曾经因遭遇“液晶周期”而受尽磨难，但就是在这个阶段发展出可以自主向高世代线挺进的能力基础。因为有了这个能力基础，京东方才可以开始扩张。京东方曾经因为只拥有不能经济切割电视面板的一条5代线而受到嘲笑，而嘲笑者则无一例外地把中国发展TFT-LCD工业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企业能否转让高世代线上。但是，是京东方的扩张触发了那场标志着国外技术封锁崩塌的“液晶热”（2009年），也是京东方建成了中国的第一条高世代线（合肥6代线）和第一条8.5代线，尽管中国媒体欢呼南京项目（夏普6代线）是外国企业第一次向中国转让5代以上的生产线，尽管中国的记者们欢呼三星和LG的8代线将使京东方的6代线“未建成就已落后”。从2009年到2013年的5年间，京东方连续建成五条生产线（另外还开工了一条），一跃跻身全球前五，并将于2017年跻身前三。如果韩国和中国台湾企业是以高强度投资战略而超过日本企业的，那么作为后-后进者的京东方则是以超高强度投资战略而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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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TFT-LCD工业的性质，由于中国企业处于后进者的位置，由于中国企业如果不在规模和技术上迅速接近领先者就不可能发展起来，所以京东方在进入这个工业后的投资战略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这就是产业逻辑的回答。但这种投资战略确实不是资本市场所愿意支持的，甚至是无法支持的。客观地讲，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很难应对京东方投资战略所包含的巨大不确定性。那么，京东方如此巨额投资的融资来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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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第三节 产业资本扩张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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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领导人最初的设想不同，京东方从资本市场上融资进行扩张的道路并没有走通。从实际过程看，京东方扩张的主要融资来源首先是地方政府，虽然也是通过资本市场的形式（由京东方向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定向增发股份），其次是往往由国开行牵头的银团贷款。也因为如此，所以中国财经媒体纷纷说是京东方得到政府的补贴。如果历数京东方得到的政府补贴（主要是对技术研发的资助），加起来也不够建一条低世代线，而京东方连建了7条线，其中4条都是高世代线，还有一条是投资成本更高的AM-OLED线。京东方得到的不是补贴，而是地方政府的投资。虽然地方政府的投资在各个项目总投资中的比例不一，但起到的作用超过了投资金额本身：地方政府的参与使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有信心、使银行愿意贷款，而且地方政府会通过政府内部的途径求得发改委和证监会的批准。从这种意义上说，地方政府不仅是当地产业政策的制定者，而且成为京东方扩张的“投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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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是一个奇葩企业。“奇葩”本来是一个褒义词，现在却流行于调侃时的贬义表达，其实质含义与“怪物”相当。称京东方是一个奇葩企业，是说这个企业居然干成了一件看似不可能干成的事。事实上，京东方从来没有成为政府的标杆（以后是不是倒很难说）。在京东方进入TFT-LCD工业之后的前后，中央政府奉行的是加入WTO后“与国际接轨”的自由化经济政策。在发展高技术产业方面的方针是引进生产线和外资设厂，其惯性甚至一直延续到自主创新方针提出之后。直到2009年的“液晶热”，政府还是把发展TFT-LCD工业的希望寄托在引进外资高世代生产线上，2010年还批准三星和LG在中国建线。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同情京东方，也不断予以方便。但问题的实质是，中央政府在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崛起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过一个立足本国企业的产业政策。中央政府后来确实越来越支持京东方（以及华星光电等），但那是在合肥6代线建成之后，即在京东方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重要性之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消融，政府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已经不存在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投资，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家产业发展基金也只是最近两三年开始讨论的事。于是，京东方在中央政府的政策中，既没有成为标杆，也没有得到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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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京东方得到了国家层次上的融资来源，那么唯一能够为产业提供融资的渠道是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而恰恰是这家政策性银行在京东方最困难的阶段施以援手。在陈元的领导下（1998—2013年），国开行成为一个遵循产业逻辑的主要投资机构，京东方也深受其益。根据陈元的理论，开发性金融“不仅是以国家信用方式弥补市场发育不足、体制不完善等有缺损的地方，更是用建设市场、建设体制来培育市场和弥补市场不足”（2012，第18页）。不过，他似乎认为市场体制不完善是开发性金融可以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同上，第14-15页），但从本书对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发展过程的分析看，即使资本市场“完善”，也不会提供长期产业投资。因此，中国将长期需要开发性金融，其原因应该不仅仅是市场体制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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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业企业来说，银行贷款只能是补充性的，因为它代替不了资本金的作用。经历过北京5代线因资本金不足而过多依靠银行贷款的风险之后，京东方定下一个原则，任何新建生产线必须筹足占总投资60％的资本金，其余部分才依靠银行贷款。当从资本市场融资的路走不通之后，京东方从2008年之后的主要融资对象转向地方政府，以通过资本市场的定向增发形式募集资本金。这个模式起源于成都4.5代线（B2）项目（见第五章第五节），在其34亿元的总投资中，由京东方向成都市政府的地方融资平台定向增发18亿元，再由国开行牵头的银团提供贷款16亿元（10年期）。为说明京东方通过实践形成的这个商务模式，我们再集中回顾一下京东方在扩张过程中的融资情况(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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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轮扩张中，京东方在与合肥市商讨总投资为175亿元的合肥6代线（B3）时，最初提出需要90亿元资本金，但合肥没有这么多的钱，最多只能出60亿元，而且还是把地铁项目停了才可能凑出来。于是京东方采取了向大投资人融资的办法，结果2008年增发时的市场反响特别好，融资额超出预期，合肥市政府实际上只出了30亿元。总投资280亿元的北京8.5代线（B4）需要170亿元的资本金，其中北京市政府出了85亿元，其余的由京东方从市场上筹措。但正如在第六章第二节中所述，北京市政府出的85亿元没有通过增发股份投入京东方集团，而是直接投入到项目公司，2013年460亿元定向增发时，这部分投资转回上市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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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二轮扩张时，京东方的商务模式趋于成熟，而且那时合肥6代线和北京8.5代线也相继投产，京东方因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而获得地方政府的信任。合肥8.5代线（B5）的总投资是285亿元，在175亿元的资本金中，合肥市政府拿出100亿元，另外75亿元是从市场融资。在合肥拿出的100亿元中，有40亿元由合肥市直接投入项目公司，另外60亿元是对京东方的免息借款（这样便于京东方控股项目公司）。2013年的460元定向增发包含把60亿元借款“债转股”的内容。由于合肥市从6代线上受益匪浅，所以对于B5项目的决策很快，支持力度更大。在商讨建设鄂尔多斯生产线（B6）时（见第六章第五节），京东方设定65％的做资本金，其中，一部分由当地政府筹措，当然这是以采煤权的形式。总投资328亿元的重庆8.5代线（B8）同样遵循了这个原则(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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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京东方形成的商务模式是“政府支持，市场化运作”，但不是纯粹的资本市场融资，而是以政府出资作为背书的定向增发。那么，为什么地方政府会成为京东方扩张的主要融资来源和“同盟军”？这个事实反映了中国经济体制逐渐形成的一个结构性特征，即地方政府成为市场竞争的又一个主体。中国从1980年代逐渐下放权力，使地方政府成为具有动机并掌握资源的经济发展主体。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虽然中央政府重新掌握了财政收入的大头，但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发展主体的地位也被制度化了。从1990年代末开始，也是由于国家开发银行的推动，地方政府逐渐发展出以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为原型的地方融资平台，打破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只能依赖地方财政收入的局限（参见陈元 2012，第3章）。由于地方融资平台可以把地方政府的资源配置职能接入资本市场（包括融资和股权投资），所以在地方国有企业资产增值和土地增值可以成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条件下，地方政府成为能够对经济发展进行投资的主体。史正富（2014，第二章）把中国的市场经济概念化为一个三维的体制，即在常规市场体制的两大经济主体——政府和企业——之外，中国形成了一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三维互动的市场体制，而这个体制是使中国经济具有超常投资力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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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职能多有分析，但很少有人理解的是，在地方政府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最近10多年里，许多地方政府逐渐改变了纯粹的“招商引资模式”，出现了“创造产业模式”。在招商引资的模式下，地方政府提供优惠条件吸引外来的投资，但没有对产业的选择权。相比之下，创造产业模式是地方政府有目标地引进特定的企业在当地创造原来没有的产业（高新技术开发区），这种模式要求地方政府参与投资，而能够这样做的地方政府也因此而掌握了选择产业的决定权。在创造产业模式下，地方政府引进的企业必须具有发展目标产业的能力。由于目标产业往往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度更高的，需要的投资强度更大，所以地方政府参与投资成为引进这些企业及其项目的必要条件。在实践中，这两种模式的内容往往重合在一起，但这两种不同的行为倾向仍然可以从概念上明确区分。一般来说，创造产业模式更多地发生在具有一定发展基础并需要产业升级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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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的扩张恰恰是在找到与地方政府创造产业需要的契合时才突破融资瓶颈的。在京东方扩张前夜的2007—2008年，液晶显示器在中国市场上全面替代CRT显像管，中国彩管工业开始崩溃，而中国庞大的彩电工业迅速陷入被“卡脖子”的困境。随着TFT-LCD工业重要性的凸显，许多地方政府都看出发展这个工业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的好处（尤其在电子终端产品制造业集聚的地方）。在那个关头，TFT-LCD工业中“有能力的企业”大多是日韩企业和中国台湾企业，而京东方是唯一有能力建线的中国大陆企业，虽然尚未得到建线实践的证明。在这种条件下，虽然地方政府的首选仍然是引进外资项目，但它们之间的竞争却为京东方打开大门。在与上海、广州、深圳、苏州等地吸引外资项目的竞争中，较为不发达的成都和合肥处于不利的地位。但也正是这种不利条件，使成都和合肥的领导人愿意冒更大的“风险”选择与京东方合作(39)。这两个项目成为京东方扩张的突破口——成都4.5代线开创了向地方融资平台定向增发股份的融资模式，而合肥6代线（中国第一条高世代线）则锻炼并证明了京东方的能力，于是就有了后继的北京8.5代线、合肥8.5代线、鄂尔多斯AM-OLED线和重庆8.5代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争夺外资企业建线上具有优势的地方，最后都成了发展这个工业的落后者（深圳是因为转向支持华星光电自主建线才没有落入这个行列），而在那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合肥，就是因为敢冒“风险”选择与京东方合作，反而一跃成为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的一个主要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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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性使其领导人的眼光和魄力也像在企业的竞争中那样起到重要作用，他们的“企业家精神”不仅决定选择项目的成败得失，而且也使某些地方政府成为遵循产业逻辑的力量，因为要达到创造产业的目的就必须这样做。于是，愿意提供长期产业投资的地方政府就成为京东方的“合伙人”。实际上，这种过程同样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而且同样必须对结果“自负盈亏”。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政府的企业家式行为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而不是计划经济的一部分，这是理解中国经济体制演进的一个关键点。在这个过程中，引进京东方的各地方政府都没有任何想补贴京东方的动机，它们提供投资的动机只是想借助京东方的能力在当地创造出一个原来没有的新兴产业。这种投资之所以被媒体记者、网络名人和学术投机者误认为是政府补贴，不过是因为他们头脑中没有产业发展的概念。于是，在京东方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基于财务逻辑的资本市场不会提供长期的产业投资，所以基于产业逻辑的投资是来自国家开发银行和地方政府。至于为什么一个处于工业化过程的发展中国家会是这样，那倒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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