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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京东方面板出货量占中国大陆出货量的比例数据来源：Display Search＆BOE 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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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显示器企业中，京东方是最早针对移动终端市场而调整生产线结构的企业之一（见本书第五章和第六章）。除了本来就设计为生产小尺寸产品的4.5代线之外，京东方成功地使5代线全面转向移动类产品——这是5代线在2012—2013年成为高赢利生产线的关键；当6代线刚刚实现满产满销，京东方就开始调整产线并从2011年末开始出货移动类产品；到2013年，京东方甚至使用8.5代线生产移动类产品。这个“战略转型”的实质目标不在于生产多大的显示屏，而是为了保证四条生产线能够全部满产满销。转向移动类产品是使5代线和6代线满产的关键，而把它们原来生产的电视屏和部分电脑屏转到8.5代线生产，也保证了后者的满产满销。调整产线的产品结构要比外人想象的难得多，首先要能够开发出产品来，然后还要调整设备并保证良率。由于涉及营销、产品开发、工艺开发和各个方面，所以产线的调整只能是战略目标和决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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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显示企业以高世代线生产移动类产品的情况（时间和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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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4年Q3和Q4的数量是预计数。数据来源：Display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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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京东方的决策者从一开始就洞察到新市场的出现，那肯定是夸张。正如本书第六章所介绍，成都4.5代线是京东方在难以向高世代线扩张时采取的一次战略性机动，有点以退为进的味道。那条线是为中小尺寸产品（以手机屏为主）而设计的，但在产线设计中并没有针对智能移动终端市场的内容。王东升对智能移动终端市场的意识起始于思考北京5代线的转型，具有战略意义的iF95项目（7英寸ADS高性能显示屏）就是那时实施的。即使如此，6代线也是在建成之后才决定转向生产中小尺寸产品的，而8.5代线则更是如此。此外，令京东方决策者后悔的一件事是触摸屏项目上晚了，所以才在合肥8.5代线和重庆8.5代线项目中追加触摸屏项目。但是，京东方紧贴市场需求的动向，不仅对变化非常敏感，而且能够以“SOPIC创新变革”为手段迅速实施结构调整，仍然成为业内率先占领移动终端市场的企业之一和以高世代线生产中小尺寸产品的企业之一。就是因为这个转型，京东方的每一条新增产线才能够在预定的时间里实现满产满销并且盈利。如图7.7所示，在智能移动终端市场火爆的2013年，京东方的智能手机屏和平板电脑屏出货名列全球业内第一（全球市场上的每10个手机中至少2个，平板电脑中至少3个使用的是京东方生产的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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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2013年全球移动类显示屏的各厂商市场份额数据来源：Display Search＆BOE 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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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星光电的故事有自己的不同。第一，全球市场液晶电视出货量在2011年骤减，在2012年甚至是负增长，但中国市场的液晶电视出货量仍然在以较高速度增长。因此，尽管液晶面板的价格跌到较低水平，但中国市场的增长仍然保持了对电视屏的需求增长。第二，中国电视机工业曾经饱受显示屏被“卡脖子”之苦，在价格和供应量上受控于日、韩和中国台湾企业，何况进口液晶面板还要承受关税和物流成本。TCL集团本身就是中国电视机工业的主要制造商之一，在华星光电8.5代线建成之后吸收了其40％以上的显示屏产出。这种抵近用户市场的优势可以专注电视屏的生产，使只有一条8.5代线的华星光电在20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32英寸液晶屏的生产商。此外，华星光电还继承了中国企业的低成本制造经验。在中国市场保持着对电视屏需求的条件下，华星光电发挥低成本制造和抵近市场的优势，以专注电视屏生产的规模经济在价格走低的条件下实现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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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战略行动是中国企业在扩大的产业基础上迅速向新技术进军。“技术落后”曾经是许多中国“聪明人”贬低甚至指责京东方的主要理由，他们或者说京东方正在建设的生产线已经落后，或者说京东方在OLED技术“山雨欲来”时不应该再建液晶面板生产线。这些“聪明人”的逻辑——如果是善意的话，是京东方应该先掌握先进的技术，然后再扩大生产能力。这种逻辑其实也是反映了直线式思维，认为先有技术才有工业，或先掌握技术才能发展工业。但与这些“聪明人”的预期正好相反，京东方的技术进步是从2009年开始大规模扩张之后加速的，而且速度之快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见表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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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2013年主要企业有关显示技术的专利申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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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京东方的数据来自京东方，其他公司的数据来自Thomson Innovation专利数据库（专利地域范围：中国、美国、欧洲、日本、韩国；领域范围：显示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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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如果想掌握某个工业领域的技术，就必须先把这个工业建立起来，因为技术进步要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就必须采取产品形式（Mowery and Rosenberg 1998）。换句话说，有用技术知识的扩展和进步，离不开产品的开发、制造和营销。对自然现象产生新发现的科学理论和以新的原则利用自然现象的基础知识（工业实践），对于孕育新技术是绝对重要的，但这些知识并不能直接变成有用的技术知识——即产品技术。即使是高技术工业，其创新内容也往往不是发明，而是力图在一定的成本约束下设计出可以达到一组性能要求的产品或工艺，而这种工程设计能力是非常复杂而昂贵的工作（Nelson and Rosenberg 1993）。更进一步地说，如果开发出来的产品不能被以市场接受的成本和质量制造出来并销售出去，围绕着产品的技术就是无用的。因此，技术进步依赖于产品开发、制造和营销的工业能力，而这些能力就成为参与新技术演进和创新的“学习基础”（learning base）（Chandler 2001）。从企业层次上讲，一个企业如果想参与某个工业领域的技术进步，就必须进入这个工业，发展和建立起相应的产品开发、生产制造和营销能力。在现实世界中，从来就不存在可以脱离工业过程去掌握先进技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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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京东方只有一条5代线时，王东升再重视技术也是“有心无力”——当时京东方不仅需要通过5代线的实践来掌握技术，而且其产业规模根本无法支撑较大规模的研发。当京东方开始拥有多条生产线之后，研发的多样性和规模大大增加。在10年技术积累的基础上，产线的产品开发和CTO组织的研发结合起来，使京东方的技术进步迸发出空前的能量。京东方于2012年11月16—21日举行的深圳高交会（第十四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展出了110英寸4K超高清ADS显示屏（3840mm×2160mm）——三星在2013年1月第46届国际消费电子产品展（CES 2013）上展出的110英寸超高清电视就是采用由京东方供货的这款显示屏（三星当时还不能生产这样的屏）(42)。2013年9月，继夏普开发出84英寸8K显示屏之后，京东方开发出98英寸8K液晶显示屏。这两款大尺寸电视屏都是在北京8.5代线开发出来的，而500ppi的高性能手机屏则是依托4.5代线和5代线开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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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技术进步的加速尤其受到其竞争战略的驱动。第一个驱动力是把“产品的全球首发率”作为衡量产品竞争力的首要指标。本书第六章介绍了这个目标背后的理论逻辑（即王东升的“生存定律”），实践证明这个战略思维具有强大的力量——它激励了企业组织内部各个层次和各个职能部门围绕新产品的开发、制造和营销进行合作和创新，即使不是首发的产品技术进步也得到这个过程的推动。2013年，京东方的全球首发产品比例达到35％，这个水平在全球业内位居第一。连续性的产品开发和技术能力的累积性增长最后导致革命性的技术成果——京东方能够在开发超过500ppi的手机屏和4K、8K大尺寸电视屏等产品就是这个过程的结果。第二个驱动力是京东方在新技术方面的布局。CTO组织的成立就体现了这个战略，使京东方从2010年就开始正式研发OLED显示、低温多晶硅和氧化物半导体的TFT等技术。京东方研发这些技术的最终目的是能够以合格的良率和工业规模制造出产品来，所以完成这些研发同样需要依托实际的生产线。鄂尔多斯AM-OLED生产线的投产，合肥8.5代线中氧化物TFT生产线和大尺寸OLED实验线的试产，号称全部使用氧化物TFT的重庆8.5代线的建设，与CTO组织已经开发出来的众多样机一样，标志着京东方在新显示技术上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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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的崛起发生于中国企业采取一系列战略行动的过程。在起点上，这个过程的未来结果是高度不确定的，因为影响结果的多种因素（包括国际竞争对手的行为、中国政府的态度和市场供求关系等）都在发生随机变化。但由于中国企业尤其是京东方的战略行动，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在一个看上去并非那么有利的环境和阶段中却轰然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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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动的战略性角度讨论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的崛起，同时就提供了分析在位者战略失误的视角。在京东方“坚决扩张”和华星光电坚决自主建线的同时，国际主导厂商却表现出犹疑和患得患失。回到2009年秋季的“液晶热”阶段（见第五章第一节），由于当时中国各级政府的欢迎态度，所以日、韩和中国台湾企业面临着在中国大陆大举建线的良机。如果它们果真那样做了，或即使只有被中国政府批准的韩国双雄那样做了，也必定会对京东方和华星光电形成巨大的压力。国际主导厂商在华建线不仅会限制京东方和华星光电新建高世代线的运营效率，而且甚至令人怀疑京东方是否能够继续建设合肥8.5代线、鄂尔多斯AM-OLED线和重庆8.5代线，至少京东方后续建线的数量也会因建线空间被挤占而减少。换句话说，如果国际主导厂商在华积极建线，将大大减轻中国工业崛起的冲击力。但就是在中国企业坚决扩张和国际主导厂商对在华建线发生犹疑之际，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像一场海啸般崛起。如果用战略性语言来形容当时的场景，那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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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双雄对在中国大陆建线的犹疑受当时液晶面板价格下跌的影响，但更大的影响可能来自它们发动新一轮技术竞争的决定，因为后者不仅针对中国大陆企业，也针对中国台湾和日本企业。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韩国双雄显然在对技术和产业趋势的判断上出现了错误。从表面上看，错误是技术性的——以为通过加强研发就可以使AM-OLED迅速替代TFT-LCD。其实对具体技术的前景产生误判是工业界经常发生的事，也不一定带来严重的后果，但韩国双雄对OLED技术前景的误判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源自“直线式思维”的战略性误判。所谓“直线式思维”在这里的表现是，韩国双雄以为可以在保持既有产业结构和商业模式不变的情况下，也就是在保持韩国双雄既有的优势地位的条件下，能够迅速以性能更优越的新技术替代老技术，从而拉开与赶超者的差距。但实践证明，第一，三星因为一度中止在液晶显示领域的投资，导致它在液晶面板的技术进步和产品结构变化上落后，让京东方从三星移动的液晶屏手机中得到非常大的份额，直接帮助京东方成为全球手机屏市场的第一大供应商。到2013年，三星在液晶面板市场的占有率明显下降，只好在OLED技术成熟比预期缓慢的情况下又重新启动对液晶的投资，企图亡羊补牢。第二，正如全球半导体显示工业新一轮技术竞争的态势正在展示的那样，即使当AM-OLED或其他什么新技术替代TFT-LCD的阶段真的到来时，也不可能出现只有韩国双雄掌握着AM-OLED或其他新技术的局面，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其他技术跟随者不仅同样能够掌握新技术，而且可能比韩国双雄处于更有利的颠覆者位置，因为这些挑战者没有“既得利益”去阻碍它们战略上的灵活性。于是韩国双雄在后来的竞争中表现出来一系列的被动——它们在4K液晶电视市场上成了后进者；它们在华建线不仅被推迟到京东方和华星光电的新建线显示出良好收益之后，而且产能也比最初的规划缩小了(43)，至少部分原因是中国大陆企业的生产线率先占有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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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式思维”也典型地体现于台湾当局的“N-1政策”，即规定台湾企业在大陆建的生产线必须比它们已经在台湾拥有的生产线低一个世代。这个政策的初衷是通过保持两岸生产线的世代差来保持台湾对大陆的技术优势，但结果却反而成为愚不可及的作茧自缚。第一，出乎台湾决策者的意料，不许台湾企业到大陆建高世代线并没有妨碍京东方和华星光电迅速建成8.5代线（甚至加速了华星光电的项目(44)），而且这两条8.5代线的产能还比台湾的8.5代线大得多（华星光电一条8.5代线的产能就几乎相当于奇美和友达所有的三条8.5代线）。第二，当智能移动终端的应用成为半导体显示工业一个新的竞争焦点之后，显示屏尺寸的重要性下降，而技术性能的重要性上升，于是以世代线衡量技术先进程度的政策失去了适用性。友达在昆山的项目最初是7.5代线（以满足N-1的条件），后来改为8.5代线，最后改为6代线（用于生产高性能的小尺寸产品）(45)——其一波三折就是“N-1政策”的笑柄。事实上，“N-1政策”的唯一效果是延误了台湾企业到大陆建线。这种延误的真正“恶果”并非像台湾媒体所抱怨的那样是拱手让韩国双雄在大陆抢先建线，而是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在这个“空挡”期的崛起使中国政府再也不把台湾工业放在眼里了，随之消失的是中国政府对台湾企业在大陆建线的优惠待遇。当重庆市打算引进富士康建设8.5代线时，国家发改委专家组给重庆的建议是：与京东方合作。没有中国政府提供的优惠条件，钱包拮据的台湾企业已经很难在大陆积极建线。在京东方、华星光电以及中电熊猫的高世代线投产后，中国政府从2012年4月1日起，对32英寸及以上不含背光模组的进口液晶面板恢复执行5％的最惠国进口关税（此前的税率是3％），进一步抵消了台湾工业在中国大陆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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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企业自身出现的问题也加重了这个延误。除了到2013年才走出亏损的财务状况，奇美的重组（由群创兼并老奇美）经历了包括人事动荡在内的“阵痛”，直到2014年才稳定下来；友达则因遭美国反垄断重罚和两名高管被迫到美国坐牢，使高层在战略上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迷茫。与日、韩工业相比，台湾液晶面板工业最大的结构性特征是台湾缺少足够规模的下游工业，所以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依赖中国大陆市场。虽然台湾企业曾经轻视大陆企业，但受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崛起冲击最大的恰恰是台湾工业。2014年6月16日，台湾当局的经济主管部门发布产业新闻称，台湾液晶面板在大陆及香港进口市场占有率持续下滑，从2010年的32.1％降至2013年的27.4％。此外，近3年面板出口总值亦持续衰退，出口成长率平均为负3.9％。2014年7月3日，中华液晶网刊登了一篇题为“尹启铭：谁在谋杀台湾面板产业？”的报道称，台湾“经建会”前主任委员尹启铭称，1999年大陆及香港占台湾面板出口的19％，2000—2007年升至80％，2008—2013年更增至92％。大陆市场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台湾地区面板出口。但是，对于中国政府的政策、当地产业的崛起、韩国业者的策略等所肇致的危机，包括台当局、“在野党”、独派媒体却都似麻木不仁(46)。加上反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的“太阳花”运动影响，台湾工业在中国大陆市场的颓势不可阻挡。这真是应了2014年在中国流行的一句网络语言：“不作死，不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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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企业战略行动的分析，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的崛起过程能够改变全球工业的竞争条件。一般来说，一个后进国家如果成功发展起来一个工业，往往会改变这个工业的成本结构。但对这个一般性现象的解释却存在分歧。经济学家喜欢用“比较优势论”来解释，会说改变工业的成本结构是因为发展程度较低国家的劳动成本较低。但这种解释早就成了“陈词滥调”，因为全球工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工业产品的价格优势不仅取决于劳动力成本，而且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某些工业上没有竞争力的原因。就中国发展液晶显示工业的经验来说，中国的确具有劳动力成本较低（虽然劳动成本在这个资本密集型工业的成本中比例很小）、庞大下游工业的市场等条件，但所有这些从静态视角看的“资源禀赋”条件都不足以让中国发展出一个有市场竞争力的半导体显示工业，因为发展出这样一个工业需要中国企业发展出足够的能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半导体显示这样的高技术产业，其成本结构并非能够在给定技术条件下长期稳定，而是随着高速技术变化而变化，所以改变产业成本结构本身就是指这些企业的成长改变了竞争条件。与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论”不同，产业成本结构不是完全由“资源禀赋”决定的，而同时由能力因素所决定——工业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度越高，能力因素对成本结构的决定性作用就越大。由于中国的“资源禀赋”条件，所以中国的高技术工业具有更低成本的潜力，但这种潜力能否被实现，则完全取决于中国企业是否发展出足够的能力。因此，尽管面板行业因为全球竞争激烈而整体净资产利润率不高，但2013年京东方净资产利润率还是超过LG成为业内第一（见图7.8和图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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