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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30年前，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教授迈克尔·皮奥里和查尔斯·萨贝尔就在合著的《第二次产业分工》（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中预测了此次转变。他们指出，20世纪制造经济体的大规模生产模式（人与生产的“第一次产业分工”）既非必然之路，亦非产品制造革新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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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使用手工技艺和灵活设备的公司可能会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发挥主要作用。在几乎所有制造部门内，此类公司不会向基于大规模生产的公司让步。如果这样的机械化工艺生产线流行开来，我们今天很可能会将制造业企业视为与特定的团体相关，而非与由于大规模生产貌似无所不在的独立组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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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数字桌面制造已经把皮奥里和萨贝尔能够想象到的“机械化工艺生产”引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并没有回到100年前缝纫机和地方机器加工作坊被大型工厂挤出市场的时代，建立在高科技数字制造之上的“创客运动”赋予了普通人利用大型工厂按需制造产品的能力。这是本地发明与全球生产的完美结合，为由品位而非地缘定义的利基市场提供服务。此类新制造商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不会制造大规模生产时代中风行的“以一对多”的相同产品，而是生产“一对一”的产品，并以此为出发点，找到还有多少消费者与他们分享着共同的兴趣、热情与独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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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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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这样的超级专业化未必是利益最大化策略，而是意义最大化策略。亚当·戴维森在发表于《纽约时报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这是富裕国家中产及以上阶级基本需求全部得以满足之后的自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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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的幸福经济学的论述相当具有说服力：一旦人们达到了某一生活水平，就会愿意，甚至热切希望放弃高收入的平淡工作，转向回报较低（仍然舒适）但更令人满意的工作。芝加哥经济学家埃里克·赫斯特的研究表明，半数创业者开创事业的初衷是追求幸福感和赚取利润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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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消费者更加看重自己能够参与创意的产品——无论是动手装配还是在线向设计师提供建议。研究人员将此称为“宜家效应”，可以一直追溯到“家政运动”。杜克大学的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和他的同事在一篇论文中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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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配蛋糕粉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和当时其他很多产品一样旨在减轻美国家庭主妇的劳动负担，把她们从琐碎的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但产品问世伊始却遭到了主妇们的抵制：这样的蛋糕粉让烹饪过程太过简单，完全就是低估了主妇们的劳动能力和手艺。于是制造商略微修改了产品配方，使用者需要向蛋糕粉中自行添加鸡蛋，产品由此销量大增。当然，其中的原因不止一个，但将人类劳动融入其中似乎是关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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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宜家家具进行的试验中，研究参与者可以选择购买宜家家具自行组装，或是购买完全相同的家具成品，67%以上的参与者选择购买自行组装的家具。在所有情况下，人们都会宁愿多花钱，也要选择有自己劳动结晶凝结在内的产品。这就是“创客溢价”，是对抗商品化的“终极解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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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选择一种利基产品，搜索新的制造商。山地自行车零件、老爷车配件、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时髦的硅胶套，这些都可以在网上的新兴微企业家那里出售的商品中找到。虽然每个市场不尽相同，但共通之处在于这些新兴创意阶层的成员曾经都是希望找到此前没有的产品的消费者。因此，他们没有固守于现有市场，而是自己创造更好的东西。一旦制造出一个，就不难制造更多。由此便从消费者阶层最有激情的人群中诞生出了小型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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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世界里的手工含义何在？意大利建筑史学家马里奥·卡普（Mario Carpo）在其2011年的新书《字母与算法》（The Alphabet and the Algorithm）中提出：“变化是所有手工制品的标签。”现在，购买定制套装已经不足为奇。但卡普进一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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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同样是区分过程，却能够书写、编程或是进行某些设计，其程度比手工技术时代能够想象的高得多。自动化设计和生产链中也能够出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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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互联网即可见一斑。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互联网都是不同的。当我们浏览亚马逊等大型网络零售商的网页时，每个人都会看到不同的商品推荐，这是网站算法根据我们个人的喜好对网页进行了重新安排。即便是内容相同的网页，页面广告也会有所不同，由软件在评估我们的历史浏览行为并预测未来的可能行动之后发布。我们的搜索也存在不同，不仅搜索字符串不同，即便使用相同搜索字符串的不同用户，也会因为个人搜索历史不同而得到不同的搜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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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写道：“这就是Google能够收获大笔财富的黄金法则。这一法则在传统的机械环境中可能会成为一大障碍，但却在新的数字环境中转变成一种财富，准确地说，是盈利程度极高的财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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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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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量体裁衣的原始市场一直存在。现在有何不同？简单回答就是，DIY文化突然与网络文化相遇，二者的重合落在数字设计上：实体产品首先在屏幕上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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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苹果专卖店走走看看，那些吸引人的产品（设计精美、制造精良的钛板、高端塑料和电路）都是在世界某个角落的电脑屏幕上诞生的。耐克店里的产品或是汽车店中的汽车，全部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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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产品越来越多地成为由数控磨盘、印刷电路板拾放机等自动化装备赋予实体形式的数字信息。这样的信息就是被翻译成自动化生产设备指令语言的设计。从某种意义上看，现今的硬件主要就是软件，产品也不过就是知识产权的商品材料表现形式——这一法则适用于电子产品成品芯片的驱动码或是推进制造的三维设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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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信息的产品越多，能够将产品作为信息对待处理的程度也就越高：大家共同创造，全球在线分享，重新混合和设计，免费共享，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自己独享。总之，原子能够成为新比特的原因就在于，它们越来越多地以比特的方式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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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被Replicator（摹写器）博主约瑟夫·弗莱厄蒂（Joseph Flaherty）称为“原子摩尔定律”的东西。原版的摩尔定律以英特尔公司的研究人员戈登·摩尔命名，指出当价格不变时，电脑的处理性能每24个月就会增强1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定律一直被电脑业奉为金科玉律。这一指数增长源自“符合学习曲线”现象：半导体研究中的突破性发现速度相当迅猛（大约每3年就有新发现），不断有效改进已有的半导体产品，因此整个行业能够飞速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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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并非所有行业都能享有如此的进步速度呢？因为半导体仍是科学研究长弧中相对新兴的领域，建立在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与材料科学的突破进展之上。20世纪初是伟大的发现时代，开拓了物理学的全新领域。如理查德·费曼的名言所说，在物质的原子层级上，“底部还有很大空间”，而我们才不过刚刚开始探索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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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最好的类比是什么？不是像新物理学那样了不起的东西，而仅仅是把原版的摩尔定律带给我们的技术结合起来：电脑、数字信息、互联网，以及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这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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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混合实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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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容易错过此次转变，毕竟远观整个制造过程不会发现有多少不同。我的外公在纸上画出机械设计图，然后在自己的小工作室里制作模型。我使用CAD软件设计产品，把设计文件发送到桌面制造工具上或远程服务商的自动化机器上成型。但我们最终殊途同归，都能得到设计的成品模型。那么我的制作方式优势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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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优势在于数字信息的独特品质。看上去只是很小的区别：产品被作为实体物品加以分享，或产品作为实体物品的数字描述加以分享。毕竟只要能够制造出产品，不管是用哪种方法，谁会在意操作指南的具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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