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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向我们证明，未来产业创新能做的不仅仅是创造财富和提高就业率，它还能改善我们的公民和政治生活。就这点而言，我们应该停止打造下一个硅谷，开始创造下一个爱沙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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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开放与闭关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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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前，白俄罗斯和爱沙尼亚都挣扎在温饱线上下，经济崩溃。当时两国做出的有关本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如今成为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而在乌克兰，是选择开放的（爱沙尼亚式）还是封闭的（白俄罗斯式）经济模式成为本国冲突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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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一直以来地处几大地缘政治力量的分界线上：西方和东方，欧洲和俄罗斯，天主教和东正教。乌克兰西部人民偏向欧洲，但是生活在东部的人民（大多数都是俄罗斯少数民族）又偏向俄罗斯。因此乌克兰这个特殊的名字又表示“模糊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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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19日，基辅抗议爆发的第二天，美籍乌克兰裔、WhatsApp创始人简·库姆在硅谷签署协议，把公司以190亿美元卖给了Facebook。对乌克兰来说，如果当时有190亿美元，就可以解决国内短期债券、债务和燃气账单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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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的经济命脉就和购买一个手机应用的成本一样是由乌克兰移民把控的，这说明了乌克兰可能有多少经济资产以及这些资产是怎样在亲俄政府的手中被挥霍殆尽的。库姆出生在基辅郊区的一个小村庄，他十几岁时就从这个政治动荡的国家移民到美国，这个阳光、具有创新精神的少年本可以致力于祖国的发展，最终却去了异国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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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曾祖父在基辅出生，20世纪之交，他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曾祖父看破独裁主义的真面目，选择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是这个决定却让他被迫离开祖国，最终去了芝加哥，在那里做起了小生意，定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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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太多人和我的曾祖父以及简·库姆一样，绝望地离开乌克兰，或者其他令人窒息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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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工作的时候，我见到过很多精通技术的乌克兰年轻人。乌克兰是中欧、东欧信息科技服务外包的首选。乌克兰有名的科技企业家不止简·库姆一个。第一章中讲到的Enable Talk，一个能用特殊手套把手语转化为演讲的项目，就是由4个乌克兰学生发明的。2012年，Enable Talk获得国内微软创意奖第一名，《时代周刊》提名它为当年最好的发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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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Pal联合创始人、创业家马克斯·列夫齐恩同样来自乌克兰。当年他们全家从基辅来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硅谷、伦敦和柏林的科技公司中充满了乌克兰工程师。乌克兰那些可被雇用的黑帽黑客在全世界都是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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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姆和马克·扎克伯格达成交易的关键时刻，乌克兰的女性企业家正在筹备“创业周末基辅”这个项目。抗议爆发后不久，这个组织的网站就表示：“因政治动乱，本项目延期。”乌克兰因深陷腐败、盗贼统治和独裁专制，无力培养像库姆一样的人才。就像库姆2013年3月在Twitter上发文表示的那样：“WhatsApp创始人：美国制造。自由者的国土、勇敢者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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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迈丹抗议时期，亲俄政府权力被没收，乌克兰人民开始努力创造条件，防止乌克兰失去20年来PayPal、WhatsApp等公司创造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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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波罗申科成功击败亲俄政府当选总统，他发现，如果为本国发明创造者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将会带来几十亿美元的收益。波罗申科自己就是一名富商，他拥有乌克兰最大的糖果生产公司。他的竞选口号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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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了解波罗申科。他和乌克兰另一巨头维克托·平丘克被美国政府评为“善良的寡头”。且不论他们赚钱的方式怎样，他们想让乌克兰更加开放，减少腐败，构建一个和谐的商业环境。我认为这是可能的、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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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申科和我就未来产业和乌克兰的未来有过多次对话。他经常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转念珠。这样看来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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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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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是开放和闭关的两个极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介于两者之间，而还有很多国家，像乌克兰一样，在两者间饱受折磨。土耳其和泰国虽然政体不同，但当调节开放和封闭两个不同趋势时，经常要面临公众骚乱。世界历史、国际竞争和各国不同的政治环境相结合，就创造出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的混合政体。包括印度复杂、有时还会失效的民主政体，以及仍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西欧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努力适应经济紧缩和老龄化的压力；美国关于市场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地位不断增强的政治两极化；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多种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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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哪里，政治和经济体制都面临很多但又大同小异的问题：如何在不平等加剧的时代平衡发展和保持稳定；如何应对下一轮全球化和创新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挑战；如何才能成为未来产业创新和新兴企业的发源地，或者至少处在其他公司的供应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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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领导人经常被问到并回答的基本问题是，对社会控制力的度。当我和全球领导人交谈时，问到这15年来对他们改变最大的一件事，他们很多人都提到控制力的丧失。主要原因是什么？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技术让人们了解更多信息并与更多人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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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和信息环境、政治议程、社会运动、政府决策流程以及控制企业品牌，如今公民都可以通过各种设备和互联网的连接参与其中。信息不再是只从主流媒体和政府流向社会。相反，信息在巨大的网民和消费者中传递，而且还会与政府和媒体互动。他们坚持阅读、写作、评论时事，形成指导社会和政治的思想。过去被媒体和政府这些大型的统治机构所把控的权利，如今在科技的作用下被归还给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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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如何回应这种系统性缺失和权力的分散将极大影响本国经济的发展和特点。20世纪下半叶主要的两种政治道路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到了21世纪，政治道路的选择成了对外开放还是闭关锁国。没有绝对开放，也没有绝对封闭的国家。对外开放如今能更广泛地应用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政治体制多多少少具有决定性，那些选择更加开放的体制并能良好运行的国家将成为未来工商业建立、集资和上市的最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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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亿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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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工业的地理中心能否保持开放，即使在管理严格的社会？目前仍未可知。整体来看，社会和政治开放的国家更容易取得经济发展。这能否长期行之有效还有待观察，但是那些选择混合道路、正在崛起的大国更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尤其是新加坡、中国和印度。从很多方面来看，新加坡是全球最具创新力、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地区之一，其人均GDP高达78 000美元，高于美国、瑞士和石油资源丰富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有很多指数、排名衡量国家的创新度，新加坡从未跌出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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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只有54万人口，其政府拥有各种体系和职能，但是规模却只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一个大城市。新加坡限制表达自由和集会，但同时它也是世界上宗教信仰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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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不断增长的开放需求。两国人口加起来占世界1/3，它们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快的发展。经济改革让中国5亿人口、印度一半多人口摆脱贫困。20世纪两国有几亿人口曾因饥饿丧生，而如今转型之后，中国和印度成为全球最大、最有发展活力的经济体。未来它们还将继续享受更大的转型红利，就像过去30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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