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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方案，如果选择货币补偿，住宅公寓按每平方米1.28万元计算，集中商业物业则按每平方米2.38万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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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厦改造开发商、深圳市金地大百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卫明认为，将价值每平米约23800元的集中商业物业计入其中，“村民获得的实际利益已经高于1∶1补偿住宅的价值”。村民则不能理解，补偿比例为什么会低于1∶1？且阳台楼道只算公摊面积，以0.5计算，也让他们无法接受。不少对内地法律不了解的侨胞、港澳籍村民更有不解、争论，郭鹏生认为，对土地性质的辨析可以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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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屋围风波更加重了这种不满，谈判如何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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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房子建得凌乱，握手楼多，电线、水管交错复杂。拆迁又不是一天的事，会出现这栋签约拆完了，那栋突然断电的情况。所以，我们首先花了400万元，把村里的水电网络重新拉了一遍。”胡卫明分析说，这是金地大百汇表达对村民权利尊重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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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鹏生则将拆迁中对权利、历史、事实的尊重归纳为对4项权利的保证——知情权，信息对村民公开透明；自由选择权，村民可以在现金补偿和房屋置换中任意选择；此外，还有经济保障权与自由表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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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村民拿到的补偿协议，就经过了合作改造三方不下20次的商谈、修改，依照议定的补偿标准，给出各种不同的支付方式、条款。胡卫明透露：“因为拆迁，原本以收租为主要收入的村民没了经济来源，我们给予每平米每月30元的租金补偿；对于面积120平方米以上的，还有额外租金补贴，这在之前的操作中少见。”有村民私下说，，在他们的理解中，这与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过程并无二致；自己起初喊个高一些的价格，此后谈判的空间也就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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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厦村民的自建建筑大多远远超越了政府当年所允许的高度、面积，政府此后默许了这些当年的“违建”，在商谈补偿过程中，金地大百汇也认同了这种态度，但究其本质，村民们的建筑并非全无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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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参与岗厦规划的人士指出，“人有人的运气，城市有城市的运气”。整个城市的升级带动了岗厦价值的提升，岗厦原村民早已成为了最大的获益者。“实际上，彩田路以东的岗厦楼园片区也向岗厦股份公司董事会强烈提出要旧改，而且要按河园标准改造”。郭鹏生“爆料”说：“所以，在谈判艰难进展的时候，就有楼园的人找到河园的人，问他，‘换不换？我的房子位置更好，面积也差不多’，没一个河园的业主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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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卫明认为，由此可见，岗厦拆迁的博弈主要在利益层面，“这么大的一个项目，投资超过百亿元，其实一家一户多给一些并没太大影响，但我们害怕的是破坏秩序，所以抱定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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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单纯村民自建房更复杂的，还有村里的合作建房。建楼潮中，一部分缺乏资金的村民提供土地，村外的合作建房者提供资金和施工，合作建起农民房后，再进行利益分成。一般签约时会约定，房屋的使用权50年（此后改为60年或70年）属外来建房者所有，这样的投入结构也注定了拆迁变局降临时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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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被困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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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冲村同样在1998年被列入改造计划，直到2010年1月23日，这个深圳乃至全国最大的旧改项目的村民物业签约才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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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冲股份公司董事长阮洪坤坦言，与任何一次旧改一样，大冲改造的推进过程异常艰难，为了保障集体物业的保值增值，争取村民合法利益的最大化，“与华润置地公司进行了多轮异常艰苦的谈判，终于争取到了最大限度的谈判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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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最受关注的拆迁补偿标准，阮洪坤表示无论是在物业补偿标准、安置补偿标准还是奖励措施方面，都进行了据理力争，最终形成的补偿协议长达12章和30多项条款，与蔡屋围、渔农村、岗厦等旧改项目相比，“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是特区内迄今为止总体上表述最完整、补偿最优惠、保障措施最健全的旧改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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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置地（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向东则用“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来形容大冲的拆迁补偿方案，表示是“深圳旧改历史上无可比拟的最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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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冲共有原住民871户，他们拥有的物业一般都在几百平方米以上，如果按照这个补偿标准，将诞生一大批百万、千万乃至亿万级的富翁。一些原住民在现场也告诉记者，他们一般倾向于选择物业和货币相结合的补偿方法，“原住民文化程度不高，拿一大笔钱慢慢也就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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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冲旧改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大冲股份公司董事长阮洪坤在启动仪式上表示，旧改只能加快推进，不能再有任何延误。而华润置地（深圳）公司董事长吴向东也呼吁原住民行动起来。不过他也表示“不排除会有很难的人和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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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向东对形势有着准确的预判。2010年3月18日，一名公务人员在大冲村外一旧楼商铺前被困7个小时，防暴警察两度出动。部分村民称，在此过程中遭出警人员殴打，昏迷入院。南山区大冲旧改指挥部方面否认这一指责，认为事件与旧改并无直接关系，但承认冲突拥挤中，3名村民、6位警员有不同程度受伤，被围公务人员也受皮外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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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洪承认自己一直拒绝正面协商拆迁补偿问题，“方案怎么出来的？我们感觉被‘黑箱操作’了。”一名来探望的65岁女村民说，旧改提出后，只在2009年8月开过一次村民大会，半个小时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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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冲旧改指挥部新闻发言人程效认为，村民们的描述有失公允，他出示几份图片资料，“前后开过4次村民大会，人数都有好几百，村里6个组还会各自给村民们开会，通报情况。方案是由代表村民利益的大冲股份公司与华润通过几十轮谈判敲定的，华润的班子一共5个人，不可能让全体村民都参与到方案制订中来，大冲方面的4个人包括董事长和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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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介绍说，指挥部印制的《旧改动态》现已有25期，每期都会记录方案制订的变化和旧改的进展，发到每一户村民家里，保证他们的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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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效也在思考着旧改遭遇的瓶颈。他承认，政府、开发商、股份公司三方合作旧城改造的深圳模式，早在岗厦等旧改项目中就引起广泛注意，但政府角色定位一直饱含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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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里，我们是丙方，这几张纸就要换掉一栋楼，我们实在不放心，希望有更多的发言权。”郑国洪说，“社会上都觉得我们发财了，其实，我不想做千万富翁，也不想做亿万富翁，只想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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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需有房，乐业需有金，千万声音，本质仍是围绕利益的博弈，一夜暴富的神话在这座城市流传，谁舍得放弃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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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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