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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是福田村800年历史中基因突变最激烈的年代。农耕数百年的村民，洗脚上田成为城市居民，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曾经寂寞数百年的荒芜村落，在30年间突然成为城市最核心地段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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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深圳最早成立时有罗湖区、南山区，但就是没有福田区。福田区的前身为上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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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上步区的称呼用了很多年，但当时领导总觉得‘上步区’这个名称不好听，因为谐音是‘上不去’。”黄仁德讲述了一段有关福田区区名来源的笑话，当时有个下步庙，谐音是“下不妙”。领导最后“盯上”了福田村的村名，于是就有了现在的福田区。1990年，上步区正式改名为福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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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5日，牌坊之后，既有车水马龙的喧嚣，也有CBD里难得的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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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福田村就和福田区过上了同名同姓的日子，而正是由于区里起名为“福田”，福田村城市化改革成立股份公司时，要改名为“环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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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30年浩浩荡荡的城市化进程，对于地处城市中心的福田村来说，伴随着洗脚上田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同时也是村民逐步失去土地的过程。“两万亩土地，直到2000年，政府才一一收完。”黄伟光董事长说，“上海宾馆地段，深圳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当时政府的征地价格为120元一亩。现在就是手指头往下一戳，这么点地也不止150块。”前任村支书黄仁德开玩笑说，就是现在的中心公园，以前也是福田村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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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最终圈定红线后，给福田村在市中心留下了30万平方米的土地作为村民的宅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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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时兴做生意，基本没人愿意种田了，留下的一点土地，也挖出来做鱼塘，养鱼卖到香港那边。”头脑发达的做生意赚钱，更多的村民，仍只能依靠土地，盖起出租屋，靠收房租赚钱。截至今日，福田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仍是出租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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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村庄与一个大都会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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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福田村人的另一故乡，居港福田村人多过福田村户籍人口。也许是过于偏僻和微不足道，800年历史的福田村，在很长时间里都找不到有关该村村名的文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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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村是深圳最近香港的村落之一，在1952年以前的很长时间，福田村人去趟香港，只需跨过深圳河，福田村与香港，有着通商与通婚的悠久历史。在深圳河畔，曾有一座码头连接香港，两地村民可坐船自由往来通商。在福田村内，曾有10多位老婆婆是从香港来的外嫁女，其中包括福田村前村支书黄仁德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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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民早上挑着红薯去香港，卖掉后又从香港换布和煤油回来。”黄仁德讲述福田村的香港缘分时，颇有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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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哪有什么边界啊，我小时候放牛，一时没牵住，牛就游过河跑到香港那边的落马洲，我也要跑过去把牛牵回来。”黄伏牛老先生这样形容福田村与香港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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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福田村与彼岸都市的关系，在1952年发生突变，那一年，受国家封紧深港边境线影响，福田村外的渡口被拆。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福田村开始出现小规模的逃港潮，而到60年代初，则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集体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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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班有40多个同学，今天读书大家都还在，但是第二天早上再去，就差不多一半人不见了。”老村支书黄仁德回忆说，到读五年级时，他所在的班级已经只剩10来个人了，其余的同学都跟着父母逃去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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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日持久的逃港潮，几乎给当时的福田村带来灭顶之灾，由于本村劳动力急剧萎缩，很多田地因无人垦种而荒芜。后来政府都不得不介入，从潮汕一带引入300多外地人口，才使得福田村的衰败危机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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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村环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伟光说，直到如今，定居香港的福田村人，也要多过福田村的户籍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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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来说，香港就是福田村人另一半故乡。”福田村民黄小姐说，以前穷的时候，逃港的亲戚总会寄一些好珍贵的日用品过来，也会捎些钱过来救急，正是因为家里有人在香港，福田村民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维持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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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深圳进入大发展后，散居香港的福田村人，也开始陆续返村认祖归亲，富裕的福田村人也会跑去香港走亲戚，如今在福田村，还时不时可看到停在街边的跨境牌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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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庄与一个大都会的缘分，绵延至今。位于寸土寸金的深圳中心地带，福田村的原住民们，被艳羡为深圳城市化改造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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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深圳人只知道蔡屋围在地王、书城一带，哪里知道蔡屋围曾经的地盘。”蔡洪亮打趣说，渔民村就是解放之初，政府把蔡屋围靠近深圳河的一块地方，给了长期生活在渔船上的穷苦百姓才建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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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之前，蔡屋围即便土地广袤，但穷得丁当响。蔡屋围人决定做一件宝安县（深圳的前身）的新鲜事。这件事让蔡屋围首次出名，也让76岁的蔡日光至今仍引以为豪。1950年，时年17岁的蔡日光参军入伍，1956年退伍回到蔡屋围，被推举为财经大队长。5年后的1961年，蔡日光带着全村百姓的集资和海外华侨的款项共8000港元去了香港，买回一台英国产“福克森”牌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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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宝安县的第一台拖拉机。”他说，“拖拉机买回来的时候，全村人围观，这台拖拉机也为蔡屋围立下汗马功劳，各个生产队轮流使用，从耕地到抽水到碾米，样样都靠它。要知道，当时能弄到一部拖拉机，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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