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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美)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文明化成都:中国的城市改革,1895—1937》,(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2000年;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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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至今仍是中国城市史研究中重要的参考书。在这本书中,施坚雅提出了关于中国集市体系和宏观区域的理论,把中国划分为几个宏观区域,并引入了中心边际说。认为每一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缘两部分,而帝国晚期的城市化发展则表现为集市和城镇的蓬勃兴旺,还用“城乡统一体”(Urban rural Continuum)一词来形容中国近代城市与周围乡村的和谐关系。该学说虽然受到不少质疑,但至今还是国内外学者们所经常引用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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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所谓“中国中心说”是指,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应力图从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准绳来衡量中国城市史上的许多问题。详情请参阅(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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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美)约翰·刘易斯、施坚雅:《共产党中国的城市》,(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1年;(美)伊懋可、施坚雅:《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4年;(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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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其中卢汉超从“中国中心说”出发,细致描述了上海繁华地区以外的非主流、被边缘化的“小市民”及其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以及尚未被近代化的、强大的中国乡村传统力量在近代上海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汉学家裴宜理通过对上海工人的细致分析,及其与欧美工人运动的对比,认为枯燥乏味的工作并不是导致工人罢工的必然原因,而经济和政治动机才是上海工人罢工的重要因素。以写人力车问题而闻名的史谦德从北京人力车夫的视角来解释城市政治,凸显了城市居民所正在萌发的市民认同感和政治意识。安克强、贺萧等则通过对上海妓女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学界对妓女及其社会关系的研究。钱曾瑗、关文斌和马丁从城市社团、商人社会及黑社会的角度对城市社会进行了颇有新意的探讨。以上参见(美)卢汉超著,段炼、吴敏、子羽译:《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美)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美)史谦德:《黄包车北京:20年代的城市人民和政治》(美)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美)贺萧著,韩敏中、盛宁译:《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法)安克强著,袁燮铭、夏俊霞译:《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美)钱曾瑗:《革命摇篮:1900—1927广州的政治和社会》(The Cradle of Revolution:Politics and Society in Canton,1900-1927),未刊博士论文,普林斯顿大学1990年;(美)关文斌著,张荣明主译:《文明初曙: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澳)马丁著,周育民等译:《上海青帮》,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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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除了前面所介绍部分代表著作外,还有以下论述较为知名。参见:(美)梅尔清著,朱修春译《清初扬州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美)韩起澜:《姐妹与陌生人:上海纺纱女工,1911—1949》(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年)、《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卢明华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美)顾德曼著,宋钻友译:《家乡、城市与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美)林达·约翰逊主编,成一农译:《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美)关文斌:《天津商界:一个中国城市的社会与经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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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梁启超:《中国都市小史》(《晨报》七周纪念增刊1926年10月)、《中国之都市》(《史学与地学》第1、2期,1926年12月—1927年7月);陶希圣:《西汉长安的市》(《北平晨报》历史周刊第9期,1936年11月25日);全汉升:《中国古代的行会制度及其起源》(《现代史学》第2卷第1—2期,1934年5月)。后来以柳亚子为首的上海学者又先后推出以上海城市史内容为主的《上海市通志馆期刊》4期及《上海事物溯源》、《上海外交史话》、《上海城隍庙》、《上海人口志略》、《上海胜迹略》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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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此阶段代表性成果有郑昌淦:《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兴起和发展的概况》,《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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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至改革开放前,比较有代表性的史料集有《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1961年)、《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1966年)、《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1960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1958年)、《大隆机器厂的产生、发展和改造》(1958年)、《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1958年)、《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1958年)、《上海钱庄史料》(1960年)、《荣家企业史料》(1962年)、《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1963年)、《永安纺织印染公司》(1964年)、《上海民族机器工业》(1966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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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其中以上海的城市研究最为集中,代表作有刘惠吾等《上海近代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唐振常主编《上海史研究》(南京:学林出版社1988年)、唐振常《近代上海探索录》(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黄苇《上海开埠初期的对外贸易研究(1843—186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陈从周《近代上海建筑史稿》(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马伯煌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开发思想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一卷1994年;第二卷1997年)、徐鼎新等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黄汉民《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游有维《上海近代佛教简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陈伯海等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王立民《上海法制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苏智良等《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程童一等《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北京:昆仑出版社1996年)等。关于其他城市的近代史论著主要有:隗瀛涛、周勇《重庆开埠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年)、来新夏主编《天津近代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姚克宏《近代天津对外贸易与天津城市近代化》(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武汉近百年史》(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李淑兰《北京史稿》(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吴建雍等《北京城市生活史》(北京:开明出版社1997年)、(美)史明正《走进近代化的北京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傅崇兰主撰《拉萨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周峰主编《民国时期杭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常宗虎《南通现代化:1895—193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张海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李玉《长沙的近代化启动》(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朱庆葆《传统城市的近代命运:清末民初安庆城市近代化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万灵《常州的近代化道路:江南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的个案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何一民主编的《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张瑾的《权力、冲突与变革: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年)、任银睦的《青岛城市现代化研究,1898—1922》(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等学术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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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例如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中国近代城市没有形成一体化的完整的城市系统,而只是若干个地区性的、合理的系统;每个系统与相邻系统之间相互分离,只有些脆弱的联系。如果忽视各区域间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化水平的不平衡性,从全国范围笼统地研究中国的城市化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只有将城市史研究纳入区域范围内进行考察,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参见(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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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他们认为,这种转变有助于改变个案研究的孤立和静止的缺陷,从而提高城市史研究的层次。参见隗瀛涛、谢放:《近代中国区域城市研究的初步构想》,《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任云兰:《第三届近代中国城市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城市史研究》第6辑;陈克:《近代中国城市研究一个朝气蓬勃的新领域》,《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罗澎伟:《试论近代华北的区域城市系统》,《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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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长江沿岸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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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该丛书正式名称为《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研究丛书》。主要由茅家琦的《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周忍伟的《举步维艰——皖江城市近代化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虞晓波的《比较与审视——“南通模式”与“无锡模式”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万灵的《常州的近代化道路——江南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的个案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朱庆葆的《传统城市的近代命运——清末民初安庆城市近代化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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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罗澍伟:《试论近代华北的区域城市系统》,《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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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此外关于全国范围内近代区域城市史研究的主要论著有:王玲的《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王守中与郭太松:《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傅春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笛的《近代长江上游城市系统与市场结构》(《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熊月之的《论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史林》1995年第1期)、隗赢涛的《上海开埠与长江流域城市近代化》(《城市史研究》第10辑)、张仲礼的《上海城市经济近代化及对长江流域经济的影响》(《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年第3期)等。关于古代城市和市镇的研究,主要成果有: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1990年)、刘石吉《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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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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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相关成果参见罗澍伟:《试论近代华北的区域城市系统》,《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周俊旗:《关于近代区域城市系统研究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张利民:《近代华北城市人口发展及其不平衡性》,《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胡光明:《北洋新政与华北城市近代化》,《城市史研究》第6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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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参加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成都:四川大学1998年。除了隗赢涛的研究之外,分城市发展类型方法也可以在章开沅、罗福惠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蔡云辉《战争与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等著作中看到。关于对具体交通枢纽城市、商业城市、港口城市、工矿城市和综合性多功能城市的研究也在进一步探讨和开展。参见隗赢涛《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谢本书《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和近代化历程》、凌耀伦《浅谈中国近代城市史》、罗澎伟《关于开展近代中国城市研究的一些管见》等文。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理论,并从宏观方面对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做了不同程度的概述。此外,侯蕊玲的《对中国城市近代化的思考》、李运华的《中国城市近代化与城市化之命脉》、乐正的《中国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涂文学的《中国城市近代化与城市近代化论略》、王瑞成的《中国近代城市化内容探析》等论文,则从不同的角度对近代中国城市近代化和城市化、城市发展模式做了比较系统的概述。张利民的《中国城市发展七十年》、孙关龙的《论我国八十年城建史》、陶贵武的《试论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等文从整体上概述城市发展历程、特点。乐正的《开埠通商与中国的城市化问题》、皮明庥的《洋务运动与中国城市化、近代化》、何一民的《晚清城市近代化的发展》、隗瀛涛的《城市近代化与辛亥革命》、蔡云辉的《中国近代开放城市的特点》等文则探讨了晚清社会变动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其中何一民对于城市发展动力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他在《论外力对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影响》、《交通地理位置的改变对近代中国城市兴起的影响》、《论近代中国大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与优先发展的条件》、《论近代中国大城市兴起的主要条件》等文中,分别对近代大城市兴起发展原因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提出了近代中国大城市从政治中心优先发展到经济中心优先发展的机制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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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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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所谓政治行政中心优先发展规律,即一个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与其政治行政地位的高低成正比,政治行政地位越高的城市,规模也越大,发展速度就越快;反之,政治行政地位越低的城市,规模也越小,发展速度就越慢。如果一个城市成为首都,那么这个城市就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超常的发展。相反,当它一旦失去了首都的政治行政地位,那么它的发展就会出现衰落。次一级政治行政中心城市如省会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决不会超过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首都,而作为府县级政治中心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也不会超过省会城市;如果有,那也是极短暂的、极个别的特例。参见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一书,科学出版社2004年,以及《论近代中国大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与优先发展的条件》(《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4期)、《从政治中心优先发展到经济中心优先发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1期)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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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关于城市公共空间的论述,请参见(美)史明正著,王业龙、周卫红译:《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刘海岩:《空间与社会:近代天津城市的演变》,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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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参见(美)王笛著,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拓展》(《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城市史研究》第19—2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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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参见苏智良:《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1840—1936》,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刘海岩:《近代华北自然灾害与天津边缘化的贫民阶层》,《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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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夏东元序,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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