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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参见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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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何一民：《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述评》，《中国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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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国民政府成立后，曾先后多次对首都南京的市内商业、经济、工业等领域进行调查。其中较为详尽的有《南京市之食粮与燃料》、《首都丝织业调查记》、《南京锻锦业调查报告》、《南京云锦业调查报告》、《南京社会调查统计资料专刊》、《南京各业调查》、《南京市卫生行政》、《南京市土地行政》、《南京市之地价与地价税》、《改进南京农村计划报告书》、《南京旗地问题》、《南京金融志》和《南京厂矿业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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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例如陈鹤琴的《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东方杂志》第18卷4—6号，1921年2月25日、3月10日、3月25日）；曹翼远的《南京市的房租问题》，（《时代公论》第2卷第47、48号合刊，1934年2月23日）、蒋杰的《京郊农村社会调查》、《中华农学会报》第159期，1937年4月）、刘坤闿的《调查南京人力车夫家庭印象记》（《中央日报》1935年7月22日）、林鼎、徐田屏的《南京的庸妇》（《时事月报》第15卷第2期，1936年8月）、李崇典的《南京缎业调查报告》（《工商公报》第l卷第12期，1929年5月）、莫如的《南京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5月）、乔启明的《京郊农村社会调查》（《中华农学会报》第159期，1937年4月）、唐希元的《南京缎业之现状及其救济》（《中国实业》第l卷第5期，1935年5月15日）、吴文晖的《南京棚户调查述略》（《中央日报》1934年11月12日、12月10日）、言心哲的《南京人力车夫生活的分析》（《中央日报》1934年5月28日、6月11日、6月25日、7月23日、8月6日、8月20日、9月3日、10月29日、11月26日）及《江苏江宁县286农家生活费用调查》（《中央日报》1935年5月13日、5月27日、6月19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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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李恭忠：《建造中山陵：现代中国的工程政治》，《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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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唐文起：《抗战前南京住宅状况简述》，《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陈蕴茜：《二三十年代南京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住宅》，见《下关开埠与南京百年》，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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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陈蕴茜：《民国中山路与意识形态常态化》，《史学月刊》2007年第12期；《秦淮空间重构中的国家权力与大众文化—以民国时期南京废娼运动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6年第6期；《建筑中的意识形态与民国中山纪念堂建设运动》，《史林》2007年第6期；《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学术月刊》2007年第9期；《空间重组与孙中山崇拜——以民国时期中山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6年第1期；《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植树节与孙中山崇拜》，《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总理遗像”与孙中山崇拜》，《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时间、仪式维度中的“总理纪念周”》，《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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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王云骏：《民国南京城市社会管理问题的历史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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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参见李百浩、熊浩的《近代南京城市转型与城市规划的历史研究》（《城市规划》2003年第10期）、冯保善的《六朝烟水气：南京的城市文化性格》（《浙江学刊》2006年第5期）、丁兆东的《略论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的统治》（《民国档案》2004年第2期）、唐文起、林刚的《试论1927—1937年南京城市经济发展与农村腹地之关系》（《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魏希夷《南京文化气质及其成因》（《南京社联学刊》1989年第1期）、顾兆录的《南京文化研究述评》（《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罗玲的《试论南京城市近代化的特征》（《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张燕的《清末及民国时期南京建筑艺术概述》（《民国档案》1999年第4期）、张福运的《1927—1937年南京钱庄的兴衰》（《学术界》2000年第1期）、王云骏的《民国南京社会团体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经盛鸿的《近代南京地区灾害述评》（《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张连红的《南京大屠杀前夕南京人口的变化》（《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以及王明德的《论南京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与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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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秦孝仪：《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第91辑《首都建设》，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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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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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美）玛丽·科尔曼（Mary Coleman）：Municipal Politics In Nationalist China，Nanjing，1927-1937，Harvard University，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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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美）李慈：《于国无用》（“Useless To The State：Social Problems and Social Engineering in Nationalist Nanjing，1927-1937”），（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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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参见刘孟信《1927—1937南京市行政制度研究》、杨冬梅的《民国时期南京市民文化研究》、张平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首都市政与城市现代化》、刘广斌的《抗战前十年南京经济建设研究》、丁兆东的《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研究》、王倩的《国民政府时期南京社会保障事业初探》、李恒俊的《民国时期宁沪两地卫生运动研究，1928—1937》、宋明军的《国民政府时期南京的禁娼》以及侯风云的《传统、机遇与变迁—南京城市现代化研究，1912—1937》等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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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李沛霖：《三十年来民国南京城市经济研究综述》，《民国档案》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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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关于中外城市的比较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中日《上海和横滨》联合编辑委员会：《上海和横滨：近代亚洲两个开放城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97年；王旭：《工业城市的发展周期及其阶段性特征——美国中西部与中国东北部比较》，《城市史研究》第13—14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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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参见王东杰在《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一书中对地方研究的相关论述。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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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月，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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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参见（法）福柯、保罗·雷比诺：《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见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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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一章 首都市：国民政府时期南京的政治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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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历经了几千年的政治变革与朝代变更。从首都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几乎每一次重大的变革都伴随着定都的争论。事实上，首都的选择也总是以一定的政治要求和政治目标为前提的。在中国近代政治发展过程中，曾先后两度迁移首都，先由南京到北京，再由北京至南京。首都地理位置的轮回，向世人昭示了迁都问题所包含的复杂、深刻的政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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