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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民国以后，作为临时政府的首都，中央改江宁府为南京府，废上元、江宁县。孰料同年4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旋即北京临时政府发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等政令，撤销南京府，复置江宁县，隶属江苏省（上元县未恢复，原辖地并入江宁县）。此后南京便一直是江苏省、金陵道和江宁县官署的所在地及江苏督军的驻扎地，后来又历经张勋、冯国璋、李纯、齐燮元、杨宇霆、孙传芳等军阀统治。受战乱频仍的影响，南京民力衰薄、商业益凋，“民众呻吟于万恶军阀、腐败官僚以及土豪劣绅的层层统治压迫之下。仰首不见天日……民生憔悴，百业凋零”(3)。对此1931年傅荣恩在《江浙市政考察记》曾发出感慨：“南京工商之发达，不但不如其他各大商埠，且农业之发达，又不如内地各村镇……本市为八大帝都，历朝政治兴亡，城市盛衰随之而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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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20年代的南京市内全景 图23 南京城墙外的田野和坟地 以上图片来源：Die Verfasse, Nanking, VERLAG VON MAX NOESSLER & CO. SCHANGHAI，1945，第34页、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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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方面，城市面貌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影响极为有限，仅具市政雏形。加之政局动荡和军阀混战，导致各级官员如走马灯般不停更换，根本无暇顾及南京的市政建设。整个城市布局和道路交通仍沿袭前清旧制，城市空间亦大致维持明初的布局，全城土地十之五六都为农业用地，总人口大体有30万人左右。(5)全城繁华地区，仅限于城南和较晚开埠的下关地区，而两者之间的更广大的市内地区则极为荒凉，举目望去皆颓败景象。社会舆论对城市市政亦极为不满，1924年8月4日本地《晨报》在一篇题为《南京市腐败之一斑》的社评中，即批评说：“南京各种公共事业之不良”有“街道之不平，电灯之黑暗，铁路之腐败，卫生之恶劣，俗有‘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不平’，‘火车装兵’四大特色”，除此之外亦“几无一能满居民之意。”其中，“医院内设备颇觉简单，透骨镜至今尚付阙如，饮食起居及病人陈设，均不卫生。星期日无论何种险症，及住院病人，均停止诊察……私人设立之医院、医局多如牛毛，其内部之设施，更不堪闻问”“……江宁铁路每日勉强开车八次，而乘客十分之八为军人，其十分之二为旅客，又有五分之二无票者……南京马路近则汽车纵横驰骋，甚嚣尘上；晴则尘垢飞扬，日迷鼻塞；雨则水泥泞滑，衫湿鞋透，行人嗟行路之难，旅客多裹足不进。”“南京电灯，每晚发电后，灯光如豆，黑暗不堪……。”(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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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市政极度衰败的状况直至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亦无太大改观。人们仍可以在城内看到遍地的垃圾和池塘，而触目所及碎片状的土地使整座城市与城外乡村相同。1928年建筑师陈植曾在一篇发表的文章中记录下他所看到的首都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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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繁华区域，除下关外，皆在鼓楼以南；三山街、大功坊、夫子庙一带，则行人如织，市廛栉比，几为全城精华所在。城北一带，则除一部菜畦麦田为园艺及农作之经营地外，余皆碎瓦颓垣，荒榛断梗，一仍昔日萧条耳。城北景象凄凉，自无审美之足云；城南街道狭小，咸兴行路之大难。至于清凉、莫愁、鸡鸣、玄武等古迹，或以衰败已久，仅供迁客之题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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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官方在一份政府公报中亦坦言首都市内的道路狭窄崎岖、空气污浊、秦淮河如沟渠、电灯如鬼火、房屋参差不齐、凹凸不整的市民住宅更是遍布全城。(8)这种首都市政破败的现实情况与党国所想象的象征“国家团结与进步”和“全国向心所关”的首善形象之间无疑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由此国民政府亟欲展开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和城市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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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1704045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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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二节 首都的经济与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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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都的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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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温床，工业在机器大工业的轰鸣声中催生并培育了现代文明。同时，工业也是现代经济的命脉和城市进步的发动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把握住了工业发展的命脉，才能拿到城市转型的钥匙。因此，国民政府对于首都南京的工业发展非常重视，首都的工业布局决不可与其他城市的工业规划等量齐观，故而官方在《首都计划》中曾有专章涉及首都工业之发展，计划将远离市区及交通便利的江北浦口、八卦洲及江南下关和燕子矶一带规划为“工业区”。国民政府在计划中信心满怀，对未来南京的工业发展极为乐观，誓言将首都南京建成一个“工厂林立，百业繁荣”的工业城市。(9)他们认为，南京位于长江下游，有津浦铁路、京沪国道和长江“黄金水道”的地利优势，物资集散极为方便，且在地理上紧邻鲁、豫、湘、鄂、皖、赣以及富庶的江浙沪地区。因此，即使首都丝织业日益萧条和缺乏工业发展基础，只要有了充足的原材，南京工业之发达仍可指日可待，城市也会迅速变得摩登起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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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迅速推进城市工业化，1930年6月国民政府工商部部长孔祥熙与“首建会”共同起草制定了一份旨在促进南京工业发展的庞大计划。其中包括创办罐头厂、水鲜厂、砖瓦厂、水泥厂、造纸厂、印刷厂、面粉厂、棉织厂、榨油厂、制革厂、酒精厂；积极推进电车、电厂及屠宰厂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孔祥熙认为，“以首都地域之广，人口之众多”，“容纳数千万金之资本商”并不为多，只要政府周密设计，同时借助专门技术人才、大力吸引华侨回国投资建设，上述目标即可轻易实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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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初为推进下关工业区建设并征集建筑工厂土地，官方将挹江门外、中山路以南一带专门划为建设各种工厂之用。其范围东至西大河、燕河，南至护城河、三岔河，西至扬子江，北至中山路，共1100亩，并规定在该地区内严格禁止工程建筑及土地买卖，以备将来不时之需。(12)同时，国民政府为发挥下关港口优势，进一步推进首都的出口工业发展，还在沿江地区修筑码头，进行相关码头的配套设施建设，先后填淤成地，建设东西走向、呈马蹄样的道路4条，并预留每个宽度为300米、长250米—350米不等的9个沿江沿河地段和4个腹地，作为将来建设发展的土地储备，且在其中开辟小路，从江岸开始顺次建设人行道、起重机、轨道、仓库、铁路及工厂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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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下关道路系统图 图25 下关码头货舱仓及工业区鸟瞰图 以上图片来源：“国都建设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9月，第141页、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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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工商部长孔祥熙又继而提出国府应借鉴香港、新加坡等地经验，吸引国内外人口和投资来促进工业发展，并据此拟定出下述具体措施：豁免国人在首都兴办工业所需原料的税捐；豁免国人经营工厂的营业税、附加税、出厂税及尚未裁撤的其他苛捐杂税；完善市内交通、保障资本及劳工安全、组织指导技术机关施行督导等。(14)同时孔氏还建议政府，保护国内厂商的利益，并明确规定市内工程建筑尽量采用国产材料，以示对国货的倡导；即便国内不能生产的建筑材料，官方亦鼓励本国厂商自行试造并改良；如果在建筑材料采购中遇到国货与洋货同质地，但价稍贵的情况，官方应不计成本，以高价优先采用国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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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国民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引导下，首都的经济发展终于有了起色。市内工厂数量由民国前的7家和1927年国府奠都前的44家，增至1932年的122家，两年后又骤增到847家。其中市内工厂数量最多的行业——印刷业，有90％都是1927年后建立的。经济效益也有显著提升，1934年市内棉织、洋瓦、面粉、银楼、酿酒、报纸、织器、烛皂等数十个门类的年营业额为1483.5万元，与建都前相比，增长了近10倍。(16)就资本总额论，营造类工厂在全市各类工厂中居冠，480家共计资本总额488万元(17)。其中，南京电灯厂资本最为雄厚，从1927年的最初不过170万元蹿升至1934年的350万元；其次为电气业342万元；再次为面粉业142万元；数量众多的机米业和印刷业资本为11万元和44万元；而剩余其他工业，资本仅数千元或万元左右。(18)与此同时，全市数十个工业领域中亦先后形成制冰业、面粉业、电气业、印刷业、机米业、机械制造业等较大规模的产业。如制冰业，市内虽仅有鼓楼、九龙2家，但全系机器制造。面粉工厂有大同、太仓、扬子3家，其中大同公司资本100万元、太仓公司资本12万元、扬子公司资本30万元，三厂合计143万元。再如电气行业，1934年现有大规模工厂3所，发动机13座，发电容量3023千瓦，在江苏省内仅次于上海、吴县、武进、镇江。(19)印刷业作为全市工厂最多的行业，全市有30家工厂，机米业有28家。再次为机械制造业的15家，砖瓦、瓦筒厂亦从1927年的2家增加到1934年的6家，共计资本3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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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首都电厂水泵间全景 图 27南京自来水水厂 以上图片来源：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3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2年12月，目录前插图7、插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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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伴随着1927年后南京首都效应的发酵和市内工业的发展，城市商业也日渐兴隆，销售商品从初级的手工业品升级为机器制造的工业品。此时城厢内外大小不一的杂货铺达到数万家。截至1934年底，南京市共有商店18304家，符合商业税登记标准的有13103家。按照同业公会分类，可分为96种不同行业。其中，以1881家的洋广杂货业为最多；酒菜馆1151家次之，橡皮业、山地货业各六家为最少。1933年全市各业营业总额为7234万元。其中粮食米业721.7万元为最多，洋广杂货业672.5万元，而卷烟业500万元与绸布业相等，其消费亦与衣食并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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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方的社会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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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将首都变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城市。而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大规模的物质建设，“新社会”的创造亦同等重要。国民政府声称，在首都建设中将采取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同时并举的策略，目的是改变市民的衣食住行，乃至精神思想，使之变成更理性而又富于组织的“新市民”，进而实现对“一盘散沙”的社会机构的彻底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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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到上述目标，发展市民教育是关键。于是官方开始以小学教育为中心，大力推动全市教育事业的发展。1921年时南京只有小学38所，但到1937年已有完全小学、简易小学、区乡小学、短期小学179所。学生人数由1927年4000多人发展到1937年70365人。教育经费由1927年的18万增加到1934年的67万、1935年的100万和1936年的140万。基础教育开支占全市市政经费支出的四分之一。其他市民教育，如民众学校及中等学校，官方亦尽力扩充，至1937年全市教育文化经费总额共计270余万元。(21)1934年蒋介石提出“新生活运动”后，市政府又将工作重点转向以全体市民为对象的“精神建设”。在首都，政府成立了“新生活运动分会”。除了培养市民对党国效忠的意识形态、用中国传统儒家的“礼义廉耻”信条来规范市民的良好生活习惯外，官方还特别强调市民守秩序和讲卫生的理念，希望通过改变人民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变得工作更勤奋、更有效率，并以此来促进首都建设的步伐。于是，从1934年4月起，“新生活运动”的宣传材料开始频频见诸于市政府的各类型政府会议和政府公报。是年5月，市长石瑛又借助“新生活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改造计划，即禁毒、禁娼、禁赌三大运动。在石瑛命令下，政府发动了该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宣传方式包括：展览、演讲、广播、散发传单等。对于那些执迷不悟，仍买卖毒品、进行赌博和色情活动的不法之徒，市政府给予严厉惩罚。于是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普通市民对于新生活的规约信条已渐渐习惯并乐于遵守，无形中过上了有规则的生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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