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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南京玄武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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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3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2年12月，目录前插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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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南京市第四届新生活运动集体结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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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nanking’s development, 1927-1937”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municipality of nanking, 南京市政府1937年，第64—65页，中缝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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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民生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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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社会民生是首都建设的另一个重点。为了扶助底层社会的贫民，政府开始推广合作事业。1928年11月，社会局率先成立了“南京市合作事业指导所”，颁行《合作社暂行章程》。1929年8月5日，又由社会局聘请4名专家组成“市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和帮助农业及手工业等合作事宜。在政府的积极帮助下，首都合作事业取得获得显著成效。1929年全市只有合作社3家，社员719人，资本2330元。到1930年已有6个合作社，社员增加到4556人，资本25670元。1931年合作社更增至17家，社员11418人，资本88025元。(23)为促进农民手工业者的发展，官方自1933年起设立“贷款代办处所”，适时对贫苦民众提供5个月的小额贷款，当年拨款6000元，受益群众550余户。(24)1935年4月份第1区又有810户贫民获得贷款2560元；另有502户平民获得小本贷款，其中商480户、手工22户，金额27050元；第3区亦有1200户办理贫民贷款，31户平民办理小本贷款，共计金额87200元。而这些由政府所提供的贷款，也显然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如市内云锦业机户所共同组建的“南京市华纶改良锦缎合作社”，便是获得了8580元的政府贷款才得以顺利实现；市内38家马车业所组织的“华兴马车合作社”，其资本920元也完全来自于政府贷款。(25)除此以外，市“社会调查统计局”还对社会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1930年12月首次完成了对市属23乡的农民成份、耕地、租佃、生产和生活诸方面的调查统计，次年又完成了对市61家工厂工人家庭消费水平以工资水平的调查，以便于合作社的推广、救济贫苦和施贷。调查统计事后，还建立了正规的回访调查制度。据当时调查，接受了贫民贷款的贫户，多数可以“自谋生活，赡养家室”(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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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广农业技术和救济贫民方面，南京市社会局组织了不定期的农事研究会，内容除训练合作社管理人员外，还聘请农业专家和大学教授为农民讲授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先进粮种。(27)针对南京市无业人员多、饥民多的特点，社会局成立冬赈救济委员会，对城市贫民进行调查，并在邓府山地区开设庇寒所和施粥厂。其中，仅芭斗山一处就收留贫民6000人以上。(28)作为南京市内唯一的市民救济机构，南京市救济院创办于1929年，内分育婴、孤儿、养老残、妇女、教养、游民习艺、水上救护等各所。1933年8月，在中华门外邓府山建筑养老和残废两所；1935年冬增加妇女简易工厂；1936年春又在八斗山建造游民习艺所用于难民收容。后来，除将内部扩充，增设工艺组织游民所工艺外，又设立邓府山小学及组织劳动服务队施行军事训练等。据1936年统计，全院共收容4776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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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南京市立救济院 图31 南京贫民救济院 以上图片来源：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nanking’s development, 1927-1937”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municipality of nanking, 南京市政府1937年，第64—65页，中缝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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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改善首都民生的一项重要内容，棚户问题是当时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盖自国民政府奠都后，市内涌现出许多壮观、现代的政府办公大厦，但低矮、破旧不堪的棚户仍是市内居民住宅的主要形式。1928年南京棚户总数达18300户，大部集中于秦淮河、水西门和下关区(30)，直至1935年仍有150000人居住在下关棚户区，人口占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31)这些结构简单、藏污纳垢的棚户，不但污秽不堪、不适人居，而且成为市内疾病蔓延、道德堕落的源头。全国“首善之区”竟有如此多的贫民住宅，不仅触目惊心，且有碍首都观瞻。因此，改良棚户、改建新的市民住宅区，不但被列为《首都计划》的重要内容，且为历届南京市政府所重视。为改良棚户住宅，市政府于1934年春正式启动新市民住宅修建计划。首先，在新民门外四所村，划出30亩地用于建筑新棚户住宅，后经内政部核准先后三次加征民地1000亩相连接，作为首都最大的新棚户区。此外在共和门外七里街，征收民地350余亩，其中100亩建设平民住宅，剩余250余亩为棚户住宅。后来又在光华门外石门槛征收50亩民地作迁移城内棚户之用。再后来，为加快棚户改造，同年11月市府又依行政院训令，将全市棚户以每期5000户的规模，逐年迁移，分七期搬完。并于郭家沟、前三庄、东岳庙、霸王桥、赛虹桥、草场门南及七里街等7处，加征土地210亩，石门槛加征110亩，以上八处共征地2450亩作为新棚户区的建设用地。截止1935年，南京市共有1200余户原棚户区市民搬进政府新建造好的住宅区，并建好70所学校为之配套。(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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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35年开辟及搭盖棚户区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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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一年来之南京市政》，南京市政府秘书处1935年10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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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35年南京市已计划之棚户区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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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一年来之南京市政》，南京市政府秘书处1935年10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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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代卫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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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对首都卫生也极为重视。1929年市长刘纪文在《首都卫生》序言里即明言卫生对于国家和市民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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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之生存，无时无地，无不依赖营卫。故卫生意义，至为普遍。衣食住行之需要。适合与否，皆决于卫生方式，而其功能所至，与其影响所及，尤为生命寿天。种族强弱之所由判。是以文明先进各国，朝野上下，莫不汲汲于此。我国自昔味焉不察，要为民族衰落之主音。现在政府，特设卫生专部，所以重视卫生行政。保健吾民者，用意至为深切。(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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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官方出版的《南京卫生》在创刊号序言中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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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事业，对于近代国家，实为重要行政之一，因国际间地位，往往有视一国民族之健康而衡定者。我国积弱已深，欲取得国际间之地位，非求民族之兴盛不可。欲求民族之兴盛，非先求卫生建设之完备不为功……我国年来对于卫生建设，虽积极推进，但尚未能普及。夫卫生事业，小则关于切身利害，大则关系民族之盛衰，实不容忽视而亟待讲求者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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