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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唐家岭的情况已被广泛报道。2010年两会后,北京启动包括海淀区唐家岭村、丰台区夏家胡同村等50个卫生环境脏乱、社会治安秩序较乱的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改造工程,要求限期完成整治。唐家岭等5个村将申请建设1万多套租赁房,但这并不属于保障房范畴的公租房,而是集体土地上建设的租赁房,实行市场调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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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外来农民工和部分棚户区内的城市低收入者也备受社会关注,但从舆论的焦点指向来看,“蚁族”的语义学内涵,似乎更多是指大学毕业后没工作或收入很低的合租群体。譬如,唐家岭拆迁,被报道最多的是刚工作的大学生。他们多是8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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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80后?难道70后无房的合租者就不是“蚁族”?非也。不少70后,甚至60后也是租地下室过来的,可能还有些至今仍跟人合租。但人们更愿意同情80后。也许因为后者更年轻、收入相对更低。80后的大学生“蚁族”,就是更受人关注和同情,这是舆论定势,探讨其中的社会心理不是我设定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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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地产商跟我说,如果不是亲眼看过这些大学毕业生合租住房的样子,他很难想象,在21世纪前10年都快过去的北京,大学生能忍受这样的居住环境。他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改善公司员工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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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部分“蚁族”来说,即使是合租,也逐渐变得困难起来。2010年4月以后,市场上房租突然大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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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1世纪不动产提供的数据,此轮楼市调控以后4~7月,北京市的租赁月均签约量达到1.99万套,同比上升32.3%。8月、9月、10月仍继续增长。租赁量上升的背后,是租金的持续上涨。从抽样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北京房租平均上涨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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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机构认为,一般来说,从9月下旬开始,北京租赁市场将进入淡季,预计租金水平会在10月开始回落。由于此前庞大的租赁量过度消耗了租赁房源,使得目前许多区域的租赁房源依旧不足,这使得租金回落的速度很慢。预计全年平均涨幅仍将超过15%,部分学区房涨幅则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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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客们可能并不同意这样的涨幅,就像大多数时候人们不认可官方统计数据公布的房价涨幅一样。一位租住北京朝阳门外老旧楼房的朋友告诉我,那里一居室的房租已经从3月的2000元涨到9月的2800元,半年涨幅达40%,合租其中一小间是1350元。抽样统计与现实中的个体感受,总是存在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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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房租上涨已是2010年4月以来全国城市的普遍现象。房租大幅上涨的原因,众说纷纭,最迎合舆论心理却最荒谬的,是说中介机构操纵推动了房租上涨。事实上,北京业务量最大的中介机构,所占市场份额也不过10%,它无论如何是没有能力操纵租赁市场的。中介机构联手更是无从谈起。在我看来,2010年房租大涨的主要原因是:调控后大量购房需求转购为租,租赁需求大增;可租赁房源减少;业主的收益预期因房价上涨受阻,物价上涨加快,而转嫁于租金;租售比长期畸形,市场自行“恶补”。遗憾的是,2011年1~5月,京沪深房租涨幅再次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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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族”是房租上涨的主要受害者。房租上涨,“蚁族”们并不具备讨价还价的对等条件。有时,公务员私下出租的房子,会比市场价略低,但要求年付或至少半年付的较多。有时,租客对房子的爱护和整洁程度及交友等情况,会成为影响租金的浮动系数,但更多时候只能仰赖房东的同情和慈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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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租上涨,工资却未必同步上涨。相反,由于很多“蚁族”的工作并不具备很强的竞争力,可替代性强,薪水议价能力也就微弱。有些“蚁族”只是单纯地希望能保住饭碗而已。有人坚持下来,乐观地相信明天会更好。有人失望甚至绝望,委顿不堪,社会问题由此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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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等城市,都曾出现过这种声音:在大城市买不起房,又租不起房,为什么不回老家去?有些本地居民,恨不得回到没有“外地人”的世界。殊不知,仅仅三代以前,他们自己的家族也是从外面迁移进来的。有一种荒唐的房价上涨论,就与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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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主办的小范围座谈会上,北京某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副主任在讲话中声称,北京的房价就是外来人口抬升起来的。如果全部限制外地人买房,那么,北京房价就会立即下跌。从他讲话的论调看,他肯定是有北京常住户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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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了,实在忍不住。如果这番高论是某个愤青或无能的遗少说的也就罢了,但它居然出自一个所谓教授、专家之口。我没有掩饰自己的惊讶,当即进行了反驳:我坚决不同意您的意见。没错,投资性需求是推动房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力量,其中相当比例的投资性需求并未取得北京市常住户口。但是,如果一位公民在北京连续工作10多年,每年纳税一两万元,也是在为北京市经济发展出力,更别提有些创业者虽然没有北京市户口,但为北京的就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你居然连他们买房也不允许,这合理吗?按照您这种理论,菜价上涨,也是外地人太多的缘故,是不是要把那些卖菜的外地人全部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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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蚁族”们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就认为他们应该离开北京、上海,这种观点不仅缺乏最基本的人文关怀,而且,势必最终损害城市本身。很多人都是从租住地下室和平房,从合租走过来的,假如让“蚁族”自我驱逐,这些城市是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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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族”的住房问题,按照教科书说的所谓内因决定论,固然主要靠“蚁族”自身的努力,但在房价暴涨多年后的今天,在房租又大涨后的今天,政府是有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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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解放年轻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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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无需别人放言,年轻人自己会作出选择。有一天,一位朋友有些感伤地告诉我,他的同学跟女朋友恋爱多年,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了两年多,两个人决定回老家——西部一个鲜为人知的地级市。朋友刚把他们送上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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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对年轻人的同学和朋友,没有人会感伤,更没有人惋惜。宏大的北京城不会觉得自己离不开他们。市场经济通行的是竞争法则,适者生存。按照上文提到的一些人的观点,他们早就应该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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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年轻人很“识趣”,撤退到了中小城市。但几乎同时,国家推行的城镇化战略,让一部分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来到了中小城市。而近期中小城市的房价突然也上涨了,房租也涨了。按照上面的逻辑,这些人口也必须撤退,退回农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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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荒谬的逻辑,让人觉得这个世界是如此冰冷。除了财富的馈赠、遗产的继承,没有哪个年轻人是一步跑进中产阶级的;除了彩票中大奖,没有哪个年轻人能一夜暴富。当这个城市没有了从底层开始的奋斗,没有了永不停歇的渴望和充满活力的创造,它必将变成一座可怕的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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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房价正在扼杀这些曾经鲜活的可能,正在将“蚁族”悄然扼杀在合租的“蜗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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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年轻人时,居住的空间也是地地道道的“蜗居”。有段时间,一家三口,再加上来帮忙照顾婴儿的亲戚,挤在大杂院里一间十来平方米的房间,深刻体会了什么叫“转不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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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空间逼仄甚至窘迫,可是,我记得很清楚,房价没有带给工薪阶层的我太强烈的压力感。那时的商品房售价一般是每平方米三四千元,假如是双职工,那时的收入与房价之比应该不会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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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的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庆幸自己在上一轮房价暴涨之前成功地做了房奴。但是,年龄稍长的同事们在谈起2009年的房价时,仍不禁唏嘘连声。我们常常感叹,此前没有来得及做房奴的年轻朋友,尤其是近几年才参加工作的80后们,何时才能具备这样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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