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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个规范可持续的融资机制，应该包括三个基础要素——融资对象、融资主体以及融资方式。具体到城镇化融资机制，根据公共物品理论和项目分区理论，融资对象决定了融资主体和融资方式的选择，而融资主体和融资方式选择的合理与否，又决定了融资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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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谁融资（融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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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相应地，融资对象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设施，也应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城镇居民在城镇生活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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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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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消费品生产相比，基础设施在建设使用和投融资方面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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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投资规模大、沉淀成本高、建设周期和受益周期较长。基础设施通常建设周期较长，投资后形成生产能力和回收投资往往需要许多年，有的甚至长达数十年以上。相对来说，这类项目在融资上需要长期、集中、大额的资金来源，而商业银行资金来源一般是短期存款，虽可进行一定的期限错配，但难以支撑稳定的长期资金需求，况且周期长的项目潜在风险也相对较大，对单个项目贷出大额长期资金，也与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基本要求不符，更多要靠为长期融资提供服务的资本市场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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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基础设施具有社会先行资本特征，正外部性较大且投资成本不易内部化。与其他行业相比，基础设施构成其他部门发展所必需的投入，是其他部门产品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格变动具有很强的连锁反应，会引起整体产业和生活成本的波动。同时这类项目的“收益”又具有很强的外溢性，尽管其直接经济收益有限甚至完全无收益，但却是其他广泛生产生活经济活动的基础。以上两方面决定了基础设施类投资项目收益不能完全体现在自身定价上，而要从项目产生的整体外部效益衡量，通过一部分公共税收（得益于基础设施改善）弥补基础设施项目的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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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基础设施项目的公共性、系统性，以及投资建设的渐进性等特点，决定了其投资使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非市场化的政策制约，加之基础设施项目运营往往要求较高的协调性，其收益状况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难以完全从商业性金融机构获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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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础设施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城市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公共设施，即电力、电信、自来水、卫生设施以及排污、固体废物的收集与处理、管道煤气；公共工程，即道路、大坝和灌溉及排水渠道工程；交通设施，即城市与城市间铁路、城市公共交通、港口、航道和机场。与一般基础设施相比，城市基础设施既有共性，也有一些自身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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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使用更为密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是经济活动中心，人口、产业高度集聚。相应地，城市运行对基础设施的要求更为全面和精细，同时基础设施在使用上也更为密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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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可构建一定的“使用者付费”机制。城市基础设施可分为两部分，一类是与社会普遍服务需要联系在一起，具有基础性、公益性和政治敏感性的公用事业，如排水、防洪、消防、治安等，很难严格按照支付能力高低进行配置，一般不通过收费解决。另一类虽然同样涉及普遍的公共利益，但这类公用事业是企业生产经营与个人消费的直接组成部分，且能够通过必要的技术手段实现消费的“排他性”，例如公交、自来水、电力、煤气及热力供应等，可通过“使用者付费”方式收回全部或部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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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品和服务具有垄断性和地域性。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可替代程度低，需求的价格弹性较小，企业和居民通常只能被动接受价格；另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一般以耗资巨大、建设费时的全国性或区域性网络、管线为基础开展经营，客观上容易产生垄断，或由于行业进入门槛较高而不大可能形成充分竞争。同时，由于不同城市规模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城市基础设施的成本和价格在各地区之间也往往有较大差别，地域性较强。这些特点都决定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价格难以完全市场化，必须有一定程度的政府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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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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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最终要实现的，是人口城镇化即流动人口的市民化。但流动人口市民化不仅仅是工作和生活空间的简单转换，而是要为进城人口提供配套的公共服务，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稳定就业、能安居和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共同分享城市经济增长成果。所谓基本公共服务，是指为全体居民提供的基础性和广泛性服务，即对人的生存发展有着前提条件意义、人所必需的，影响到全社会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服务，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保障人类基本生存权的基本就业、养老以及住房保障；二是满足基本发展权需要的义务教育和文化服务；三是满足基本健康需要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需要强调的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是简单的平均化和无差异化，而是建立在一定标准之上，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核心是机会均等。同样，与城镇化有关的公共服务也多种多样，比如就业机会尽管对一个城镇居民的稳定生活非常重要，政府也有义务通过扶持中小企业等提供创业支持，但就业机会的创造主要是企业经济活动的结果，是城镇化的前提条件而非城镇化本身，这方面的需求不属于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其他一些领域比如教育、医疗等，也主要指基本教育和医疗，超出基本的需求比如择校、择医等，则同样超出了政府为城镇化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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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融资（融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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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操作中，城镇化融资主体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融资对象的产品特性和技术进步程度。不论是基础设施、公用事业，还是基本公共服务，普遍具有准公共产品、外部性和规模报酬递增等特征，决定了城镇化融资主体的选择，主要是政府与市场的合理分工以及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合理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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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市场的合理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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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产品，通常更注重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和均等化。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往往质量和效率相对较低。市场机制虽有逐利特点，但能通过引入竞争降低产品价格，改善服务质量和效率。正因如此，公共物品的提供需要政府和市场的合理分工。理论上，只要公共产品在生产上可分割，通过一定的价格机制，使生产能够处于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的资源配置最优条件，市场提供就有可能。科斯定理也表明，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公共产品消费的外部性可以部分得到解决，其生产成本能够得以补偿，私人生产和提供是可行的。同时，国际经验表明，技术进步不仅使过去的公共产品消费行为能够被准确计量，而且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可以通过市场定价的方式降低消费成本，将“免费搭乘”排除在公共产品消费范围之外，使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被纳入市场供给范围。即使经济学家论述公共产品时最常用的特例——航海灯塔，现在许多地方也不是由政府或公共部门提供，原因是其提供者可以通过在码头收费使投入成本得到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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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城市基础设施而言，有些公共产品的生产同样具有可分割性，存在私人提供的可能性，如公路工程的建设；还有些公共产品的价格外延边界是确定的，有向消费者收费的可能性，可以由私人部门提供，如供水、供电。当然，根据公共产品的性质，不是所有的公共服务领域都适合引入市场机制和民间资本。按照公共产品特性差异，经营性项目可以通过市场配置资源，鼓励私人资本投资经营。非经营性项目和部分准经营性项目则要由政府提供，或由政府提供一定资助、政策优惠维持营运，或通过干预定价等方面实施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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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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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茨分权理论[13]表明，城市自来水、煤气和市内公共交通等，都是典型的地方性公共物品，受益人主要是当地居民，由地方政府提供符合激励相容原则并更具效率。相反，如果由中央政府统一提供不同地区的公共服务，则会产生效率损失。依据政府间事权的外部性、信息复杂性和激励相容原则，城镇化事权主要在地方特别是城市政府。原因是城镇化事权的地域信息性强、外部性弱，且主要与当地居民有关。同时中央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公共服务供给是最低标准，地方政府还要在此基础上提供大量支出作为配套补充。中央政府事权主要集中于：（1）跨地区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比如铁路等；（2）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的公共事务，比如食品、药品安全环境建设和传染病防治等；（3）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公平正义且信息复杂程度较低的公共事务，比如一部分社会保障、医疗以及义务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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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融资（融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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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所涉及的不同事权和公共服务性质，决定了不同的融资方式。按照政府和市场两种不同的融资主体，融资方式可相应分为财政融资和市场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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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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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税收进行城镇化融资无疑是财政融资中的重要形式。从税收和税源一致，受益范围和责任一致角度看，以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带来的财产增值为基本税源的财产税支持城镇化建设，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城市土地和房地产价值的上涨，实质上是其所处区位优势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又是由城市政府的公共支出所引致的，财产税理应专款专用，支持城镇化建设。反过来，财产税税源也会因城镇化投入增大、市政建设水平提高而丰盈，税收由地方（市级政府）财政自行归集和使用，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激励城市政府主动改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最终形成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和税源不断扩大之间的正向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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