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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初期，金融的主要功能，是聚集和分配城镇化发展所需的资金，这一时期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渠道能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审计署《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2013年12月30日公告），截至2013年6月底，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合计10 8859.17亿元，其中银行贷款、BT、发行债券分别为55 252.45亿元、12 146.30亿元和11 658.67亿元，占比分别为50.76%、11.16%和10.71%；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合计26 655.77亿元，其中银行贷款、BT、发行债券分别为19 085.18亿元、465.05亿元和1 673.58亿元，占比分别为71.60%、1.74%和6.28%；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合计43 393.72亿元，其中银行贷款、BT、发行债券分别为26 849.76亿元、2 152.16亿元和5 124.66亿元，占比分别为61.87%、4.96%和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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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个时期，尽管银行信贷在城镇化融资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且仍应继续发挥这一作用，但从发展趋势看，新型城镇化发展对融资模式改革和转型的要求也越发明显，要求金融体系的功能进一步深化并与之相适应，需要发挥金融体系在信息处理、价格发现、风险管理上的优势，实现城镇化未来收入提前使用、融资成本和风险的跨期分担以及优化城镇化要素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产业分工和城市功能、结构趋于复杂，此时城市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的选择性明显增强，相关投融资风险也会增大，更需发挥金融体系在项目筛选和风险管理上的优势，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促进城镇化集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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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进一步发挥金融体系动员储蓄和配置资源的功能，健全和完善高效的金融体系，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多元化融资机制，为跨时间、跨地域和跨产业的经济资源转移提供高效渠道。与过去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相一致，我国传统的城镇化融资机制采取的也是以规模扩展为主的粗放型融资方式，资金来源仍以传统的银行贷款为主；通过金融市场融资的规模不大，金融产品和服务都较为简单。为了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金融体系改革的重点是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建立多层次、广覆盖的金融机构体系;同时，转变市场准入思路，推动机构创新，引入不同风险偏好的机构，增加市场主体，允许民间资本和更多市场主体参与金融市场竞争，把社会资本疏导到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各个领域，满足新型城镇化发展中不同经济主体的的多样化融资及金融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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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地发挥金融体系自身在提供激励、信息生产、项目筛选等领域的能力。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快速膨胀，是中国转轨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真实写照。从政府方面看，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类似，一方面受发展主义思潮影响，金融发展表现出强烈的工具化倾向；另一方面，体制转轨尚未完成，行政权力介入经济运行的传统观念短期内难以消除，金融发展还会表现出一定的财政化倾向。特别是，在以经济数据论英雄的政绩观下，追求GDP快速增长还是不少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而推动经济增长见效最快的就是大上项目，历史上几乎每一轮地方政府换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政治经济周期”出现。目前，不少地方对当地金融机构都有考核奖励办法，其中很大部分与信贷投入数量挂钩。同时，地方政府自身行为公司化，大量依靠政企信用难分、良莠不齐的政府融资平台变相负债，损害了金融体系正常的信息生产和信用筛选机制，助长了市场主体对政府信用的偏好，激励不相容现象突出，道德风险不容忽视。因此，金融体系改革的关键，是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总要求，使政府的主要职能回到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与此同时，通过推动形成一个更具竞争性和包容性的金融体系，在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的同时，使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充分竞争，使金融体系自身所具有的提供激励、信息生产、项目筛选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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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建立健全权责清晰、约束有效的新型城镇化融资机制，突出金融体系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等重要功能。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需求具有大额、长期特征，容易发生期限错配风险；同时城镇化融资主体是政府或政府融资平台，如果没有必要的风险约束机制，融资风险的外部性更容易爆发。借助金融体系的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等重要功能，既可抵御风险的不确定性、缓释期限错配风险，促进资本积累和长期投资，也能在定价中发现和筛选信用风险。比如，在以市政债为代表的城镇化融资方式中，如果相关信息披露和评级显示拟发债政府财务状况较差或负债过高，投资者会提高价格要求、减少投资规模，或者“用脚投票”，这无疑对融资主体是一个有效约束，也能将真正具有城镇化发展潜力的地区筛选出来，促进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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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转型：融资创新与改革 完善金融市场定价和筛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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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是风险评估和价格发现。在一个健全的市场环境下，利用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在信息处理、价格发现、风险管理上的优势，既能将城镇化未来收入提前到当前使用，也能实现融资成本和风险的跨期分担，对优化城镇化要素资源配置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产业分工和城市功能、结构趋于复杂，各种“城市病”也变得突出，此时城市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的选择性明显增强，相关投融资风险也会增大，更需发挥金融市场在项目筛选和风险管理上的优势，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促进城镇化集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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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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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的定价功能要得到充分发挥，首先要有合理的定价基准。从国际经验看，金融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不同期限产品的定价基准主要是国债收益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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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收益率曲线反映了某一时点上国债到期收益率与到期期限之间的关系，是无违约风险利率水平的集中体现。在微观层面上，国债收益率曲线所代表的利率期限结构是各种固定收益证券及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基础，对金融产品定价和风险管理至关重要；在宏观层面上，国债收益率曲线还具有宏观经济指示器的作用，包含了有关未来经济增长、投资、消费、通货膨胀以及市场预期等方面的大量信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提出，要“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这实际上是从国家战略层面，对中国债券市场定价机制建设提出的纲领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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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还不能很好地反映金融市场供求关系。这与国债市场自身存在的期限结构不合理、产品品种有限、市场参与者不足、功能不完善等因素密切相关，需要进一步加强市场建设和完善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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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进一步完善债券市场基础设施。注重发挥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国债市场各自的功能和优势，坚持面向机构投资者的场外市场发展方向，不断拓展市场广度与深度，强化场外市场的主体地位。从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角度出发，在明确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功能定位的前提下，促进两个市场互联互通，实现债券市场规范、协调、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市场需要原生市场和衍生市场的配合，只有在投资、投机套利和保值套利三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市场价格发现的功能才能得到提升。要进一步发展国债期货市场，在严格风险管理和统一托管系统的前提下，逐步引入远期、掉期以及期权等衍生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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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创新国债发行制度，丰富市场参与者结构。金融市场的核心是定价，而定价是交易出来的。要正确地发现价格，就要有更多产品和更多投资者进入市场。在未来的发展中，要逐步放宽国债市场参与者的资格要求，扩展各类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大力培育包括投资基金、退休养老基金、国债投资基金等在内的机构投资者，在条件成熟时，可考虑设立中外合作投资基金，吸引外国投资者，促进国债市场的扩大，深化国债市场的改革。同时，推动发行方式创新，提高国债发行的透明度，创新竞争性发行机制，逐步实现国债发行的高效率和低成本，加快推进国债发行市场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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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完善做市商制度，增加国债流动性。我国国债一级市场认购倍数较低，只有1.5~2倍，而美国是4~6倍，这与二级市场流动性不足有关，目前二级市场年换手率约为1.3倍，而美国超过10倍。借鉴美国等国家的做市商制度，可将做市商资格与债券承销商资格、一级交易商资格结合起来，增强做市的积极性和能力。比如一级交易商（国债等承销商）优先从做市商中选拔，赋予做市商对新发债券优先认购权和优先追加认购权，对做市的承销团成员优先提供现金管理招标融资便利等，以使做市商能在一级市场业务中获得足够的做市债券，同时吸引更多市场机构成为做市商，激励其履行做市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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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信用评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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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是金融市场揭示市场风险、促进金融产品合理定价、提高金融资产有效配置的重要机制。信用评级机构可以解决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揭示信用风险，保障投资者知情权，也可促进金融市场信息透明度，接受社会广泛监督。不仅如此，信用评级也是债券市场利率定价的重要依据，如果相关评级结果显示拟发债政府信用状况很差，投资者会提高价格要求或减少投资规模，甚至不购买其所发行的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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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部分投资者只是应监管政策的要求，将外部评级作为投资门槛条件，在决策时还是以内部评级为准；级别竞争等恶性竞争现象时有发生，“评级虚高”问题饱受诟病，严重地影响了投资者对信用评级行业的信任。未来从维护评级机构独立性、提升评级机构专业性、促进评级机构国际化三方面着力，从提升评级机构自身实力和优化外部生态环境两个层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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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明确信用评级作为地方政府市政债券发行的要件之一。借鉴金融危机后资产支持证券等复杂产品推行“双评级”的做法，要求不同的评级机构特别是要鼓励不同收费模式的评级机构同时对市政债券开展评级，给投资人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信息参考，并通过不同收费模式评级的约束作用，最大限度确保评级机构执业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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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建立并完善地方政府评级技术体系，提高专业技术能力，加强专业人才储备。从评级技术角度看，由于我国行政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的特殊性，评级中所涉及的评级要素较为复杂，与国外地方政府的评级方法有一定的差异性，因此评级机构对地方政府开展信用评级应做有针对性的准备。一方面，要建立适合我国地方政府实际情况的评级技术体系，保证评级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并且对外公布其评级方法，做到评级方法的规范和透明化，接受市场的监督和检验；另一方面，从人才储备角度，应加强地方政府评级专业人才储备。由于我国评级行业起步较晚，专业评级技术人才较少，且地方政府评级与工商企业评级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评级机构需加强人才培养和储备，建立具有丰富评级经验的专业化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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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金融机构的定价和风险识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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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机构投资者的主体，金融机构的定价和风险辨识能力对于市场价格发现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商业银行的机制有更大提升。目前，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定价机制不完善，一般都采取“基准利率+浮动幅度”或简单的“成本加成法”等定价方法，但定价依据较欠缺，定价方式欠科学性、灵活性、系统性，没有科学具体的定价浮动标准，缺乏细分贷款对象的适用标准和信用评定标准。对风险识别、计量、定价的能力是金融机构最为核心的市场竞争力来源。因此，金融机构应加强利率风险管理，建立适合自身同时又适应市场的科学利率风险管理体系，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资本充足状况，确定各类行业的定价标准。同时，完善利率定价机制，既要立足于自身运营成本，又要充分考虑市场的竞争性价格，进一步改革内部成本管理体制，使运营成本尽量低于同行业标准，为市场竞争赢得先机。提高信息处理能力和反馈水平，建立样本数据库，并在排除行业风险的同时，甄别潜力型客户，给予合理的风险成本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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