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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投机者是外宾商店的一个特殊群体。投机行为——为了获得收益（苏联时期的术语为“暴利”）而进行的买卖，这是苏联时期最普通的经济犯罪之一。将投机视为犯罪也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现象，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是主要的经济活动形式。1230在苏联政权新生之时，国家宣布投机为犯罪，是为了追求某些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首先，这是与私营业者争夺资源和影响力的措施。1231镇压手段实际上消灭了苏联合法的私人经营行为，但是投机行为不仅留了下来，而且在这个长期物资短缺的国家得到了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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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的理论和实践中，投机行为定义广泛。在投机这个法条下面包括了将购自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商品以更高的价格转卖，以及以高于国家定价出售自产商品。1232类似的投机例子存在于外宾商店的资料中：“在莫斯科街上（特别是在大剧院和库兹涅茨克桥地区），近期出现了一群女性，她们出售进口纱线织成的无檐帽。这种纱线在外宾商店中就有。”1233为了自行生产无檐帽而在外宾商店购买纱线并将其出售获利被视作一种经济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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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资短缺的经济环境中，投机行为是一件特别获利的事情，但其难以根除的秘密不仅在此。投机者们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完成了重要的职能。他们为中央集中分配的破洞“打上了补丁”。在苏联，人们开玩笑说,国家只要把所有商品发往莫斯科就行了，投机者会把这些商品运到每座城市和村庄。投机者把商品运到全国各地并卖给所有花得起钱的人，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重新分配了国家的商品资源，对于那些国家供应不足或完全得不到国家供应的群体，这是主要的供应源。投机者的市场行为形成了建立在金钱上的社会分层，这不同于以与政权和工业生产紧密程度为基础的国家分配。“投机行为”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社会不满，使人们安于现状，让他们适应社会主义并促进了制度的稳定。1234然而，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投机活动培养了物资短缺经济的掘墓人。不满的顾客在对苏联社会主义失望的同时，开始更频繁地望向被商品塞满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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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活动成了由人民发起的大范围黑市的一部分。1235被中央计划经济的虎钳所夹住的黑市适应了这种经济模式，同时成了其不可分离且必要的一部分。计划经济扭曲了市场，使经营活动在小型、分散、不稳定的地下买卖形态中发展起来，但是黑市夺取了胜利。它寄生在计划经济中，在蓬勃迅猛的偷盗活动帮助下从国有企业中抽取资源。然而，这听起来一点儿也不奇怪，正是因为“黑色”经济，计划经济才能生存这么久。如果没有黑市，大部分人不可能在长期的物资短缺经济中生存下来。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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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活动是外宾商店日常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各代表处的检查显示，每家商店都有一群固定的投机商人。1237在一封信中，顾客将外宾商店称为“投机匪帮和反革命经济机构”，在这里投机者以30卢布/普特的价格获得面粉和修，而商品册的持有者要熬几天几夜排队才行。1238在那份为读者熟知的下诺夫哥罗德报告中提到：“这个顾客群体能比所有人更快地弄到外宾商店的商品……1月，他们大肆买走了10—20副男士和女士手套，一天分多次，购买便宜的纺织品、针织女短上衣、长袜。2月：小麦粉、糖、通心粉、熏鱼、进口被子。3月：儿童长袜、网状纱、整盒的水果糖、鲜鱼、熏鱼、黍米、玦琅餐具。4月：砂糖、糖、面粉、干果、坚果、裤子、棉布头巾、橡胶套鞋。5月：大米、黍米、面粉、帆布鞋、橡胶底帆布鞋、水果块糖、’大炮牌’香烟、头巾和手帕。6月：砂糖、坚果、帆布鞋、’大炮牌’香烟、铝制餐具。7月：帆布鞋、水果块糖、砂糖、碎棒、头巾、奥伦堡披肩……”1239换言之，投机者不仅一直购买面粉、糖和熏鱼这样的俄罗斯食物，还购买了外宾商店上述几个月运来的所有东西。“投机者群体了解市场，每天都逛外宾商店，总能挑到可以获利的商品。这些人常常正好买满10卢布、20卢布、30卢布，有时也会达到50卢布，他们有时使用废料换购，多数时候使用旧币换购。有人早上刚买过，中午又来买”——下诺夫哥罗德报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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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者在黑市上倒卖在外宾商店所购的商品，收苏联普通卢布。收入的苏联卢布随后会进入流通：用来收购有价物品、外宾商店商品册，也会用来购买国有商店的商品，以便再次进行倒卖。1932年初，一盒水果块糖在外宾商店价值20金戈比，在黑市上价值6卢布；头巾在外宾商店价值20金戈比，投资者的倒卖价格为5卢布。根据下诺夫哥罗德办事处的数据（1932年秋天），投机者倒卖小麦粉的价格是外宾商店价格的40倍，而大米、黍米、糖的价格为25—30倍。1240价格关系取决于外宾商店金卢布的市场汇率，该汇率随着大饥荒的发展而上涨。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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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1930年代的黑市证实，投机者的社会构成十分复杂。对于这些“职业投机者”而言，倒卖是一种手艺，要么单干，要么团队作业。其中的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地盘”——工作地点固定、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保安、衣帽间服务员等）。政府把那些以高于合作社价格在市场上出售自产商品的手工业者也归入“职业投机者”之列。除了这些“职业投机者”之外,数百万“一知半解的人”也会时不时参与黑市交易。其中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苏联精英代表。1242按照外宾商店管委会的数撼1934年春天）,三分之一境外汇款（总额70万中的20万）“为了满足收款人的消费需求”而被倒卖。管委会认为，超出家庭正常消费的大量购物是投机行为的间接证据。管委会难以指出确切的规模，但在莫斯科和乌克兰报告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主要是农民在进行投机。不过，管委会指出，随着商品价格的上涨，农民大幅减少了倒买倒卖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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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的工作人员不仅认识这些职业投机者，而且毫不夸张地讲，由于能接触到紧缺商品，事实上所有贸易工作者都参与了投机倒把。文献证实，在外宾商店里“商店工作人员和投机者亲密无间”。1243拿着显而易见的伪造发票或者压根儿没有发票，售货员就会发货，他们还会把到货和调价的时间告诉投机者，而这也就人为地延后了调价——在涨价前夕，商店的营业额会上涨好几倍。”1244售货员让“自己人”不用排队就买到商品，他们从“后门”或者柜台下面收取投机者作废的流通券和商品册。1245外宾商店管委会主席斯塔舍夫斯基在巡视乌克兰后承认
:“我发现，在基辅和敖德萨，售货员和投机顾客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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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没有有价物品的人，从别人手里购入外宾商店的钱是进入商店的一个办法。找投机者的人包括快饿死的人、想要买非外汇商店里没有的时髦进口货的人，还有寻找工作制品必要原料的手工业者：鞋匠需要羊毛和铭革，制皂工需要烧碱和硬脂。还有急需药品的人也会找到投机者：外宾商品有一些药房里没有的药。自有外汇积蓄不足的人也会在黑市上购入外宾商店货币。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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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钱、商品、沙皇金币和外汇的买卖活跃在商店门口、店内以及临近商店的街道、街心花园和房屋的门洞里，需求巨大。实施拘留行动的警察的笔录提到，投机者们“召集了一群人”，极具侵略性。1248外宾商店领导人向下属商店的负责人发去通报，要求采取果断措施打击投机行为：在收款处悬挂海报，警告被抓者将被送到警察局和刑事侦查处承担责任，并告知所有“上述机关”不予追究的情形。1249警察局会定期进行搜捕。被捕的投机者会被押送到警察局，但常常会有人在押送途中逃跑。显然，警察被收买了，要知道，“他们也愿意这样”。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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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打击投机行为的方法是“完善”外宾商店的钱。在外宾商店存续初期，外宾商店的商品单据是不记名的，此外，这些单据还可以找零，因此兑换和倒卖都十分容易。1933年2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引入记名的外宾商店商品册。该措施引起了一些外宾商店经理的反对，他们担心无法完成外汇计划：他们认为，询问和登记个人信息会把人吓跑,而且使流程更为烦琐，导致排队。但是，财政人民委员部坚决反对“把商品册变成不记名的纸币”。1251在打击投机行为时，外宾商店管委会禁止使用可撕流通券，如违反此规定，收款员应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人们找到了一些规避的路径——要知道，可以购买商店里已经付过款的提货发票，而不用购买记名商品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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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记名商品册确实为投机活动造成了困难。商品册持有者不敢出售，而那些忐忑中买到商品册的人则会尽可能快地将其花完。但是，正如外宾商店一位领导公正地指出的，商品册的不完善不是投机活动的决定性因素。作为一些人发财致富的手段、另一些人生存的方法——投机活动是难以消灭的。在商品紧缺的时候，投机活动会增加；在消费需求得到满足后，投机活动就会减少。1934年上半年，外宾商店里发生了将近6000起投机案件，5.8万多人被捕。乌克兰（超过5000人）、中部黑土州（超过4000人）、高尔基边疆区（近4000人）和中伏尔加边疆区（略超3000人）的被捕人数较多。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发生了4500多起投机案件，超过5000人被捕；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发生1600起，被捕的“投机者”也约为1600人。1252这些数据与其说反映了投机活动的真实规模或地理分布，不如说反映了各地警察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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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9月，根据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倡议，最高法院在特别会议上研究了外宾商店文件提及的投机活动的刑事责任问题，这证明了违法活动达到的规模。根据讨论的结果，拟定了一封指示函：一次性的交易不再追究，但是被捕者的资产应当充公。对于不止一次违反法律的，根据“交易特点”，有罪者应当受到刑法105条（违反贸易规则）或107条（投机活动）规定的惩罚，最高法院犹豫是否应该发布这封指示函——这是一个奇怪的动作，但是否则人们又如何能知道新的法律？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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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外宾商店：为了工业化所需的黄金 售货员永远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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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党员化、本地化和文盲。农民的外宾商店。犹太人问题。对“黄金”定量配给的渴望。“我们不能这样工作！”因干缩而损失的重量、漏损、粘结、喷射、被吸收。饱汉和饿汉。为什么衬衫上有口袋？大恐怖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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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的经营管理工作数量庞大而麻烦。1932年底，外宾商店只有大约2600人1254，到了1934年，仅在贸易网络中就有将近2.2万人1255。甚至在外宾商店关闭前夕，人数仍旧庞大：1935年10月，在外宾商店贸易网内有1.16万人，还有1000多人在中央和地区的行政管理机关。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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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问题是外宾商店的一个病灶。政府和管委会挣扎着二者取其——政治可靠或者职业技能强。通常，这两个特征不会同时具备：忠诚的党员——缺乏教育和贸易工作的专业经验，专业人才受过教育——但是“来自旧时代”。1933年春天，斯塔舍夫斯基写道：“挑选从社会观点看合适的外宾商店工作人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亚于在国营和集体农场揭露伪装的富农。”1257难怪进入外宾商店工作的人要接受格别乌的调查。在列宁格勒，为了尝试兼顾党性和专业性，成立了验收员培训小组，人员来自联共（布）党员、共青团员和工人家庭成员。1258但是,人员问题无法迅速解决，因此不得不寻求非党员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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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统计显示，外宾商店的领导在专业性和党性的问题上采取了折中做法。其管理和行政机关由教育程度较低的党员组成，他们发挥了贸易政委的作用。1259虽然，这些人数量不多，但是外宾商店的权力正是握在他们手里的。专家实行者（经济师、会计、商品学家等）和贸易工作者（售货员和收款员）几乎都不是党员，但是，他们大多数都受过教育、拥有经验。所有外宾商店管委会主席正如他们的履历所示，都是拥有较长党龄的职业革命者。外宾商店的副主席们是工农出身的党员，在党最困难的国内战争时期入党。12601935年（无其他年份数据），在外宾商店总部机关1261的18名领导同志中只有2名不是党员：进口办公室主任和总会计师。当时，在总部机关剩余的工作人员中，党员比重很小：518名工作人员中，只有94名联共（布）党员和15名共青团员。在各地外宾商店的办事处，党员和专业人士的比例也和总部机关相似。1935年，各地办事处负责人和外宾商店全权代表均为党员，其中大部分在国内战争时期入党。1262但是在剩下的1.38万各地外宾商店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中，党员加上共青团员仅仅略超2000人。1263例如,超过80%的列宁格勒外宾商店工作人员都不是党员。12641932年春天，在全乌克兰和哈尔科夫的外宾商店办事处（包括商店），187名在编人员中只有20位党员、9位共青团员。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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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格勒办事处的资料反映了外宾商店工作人员的社会出身和教育程度。12661935年春天，该办事处的1500名工作人员中，近1000人（超过60%教育程度较低，包括办事处负责人、他的副手、各工种的领导，还有几乎所有商店和仓库的经理、他们的副手以及商店和仓库内几乎所有的部门领导。大部分售货员（近80%的教育程度也偏低。列宁格勒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中三分之一（约500人，34%接受过中等教育，主要是会计、收款员和经济师。外宾商店列宁格勒办事处总共只有11名工作人员或不足1%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2名高级会计、3名收款员、1名监察员、4名经济师和1位律师。1267精英的列宁格勒办事处较之边远地区更有可能发现并吸引到训练有素的人员，但列宁格勒办事处工作人员较低的教育水平让人看到，“边远地区”工作人员普遍未受过教育、几乎文盲的情况更让人苦恼。例如，在外宾商店中亚办事处的领导（办事处管理人员、管委会驻各共和国的全权代表、代理机构和商店经理）中，没有一个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只有两人毕业于真正的学校，剩下的（22人）只接受过更低程度的教育。在中亚外宾商店的机关中只有两位专家受过高等教育：1个经济师和1个法律顾问，后者在沙皇时期就毕业于法律系。1268斯塔舍夫斯基主席承认外宾商店工作人员的教育程度极低，要求重新研究百货商店经理的人员构成。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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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的人员构成，就像镜子一样反映了1930年代所有主要的社会进程。列宁格勒办事处工作人员中，过去是农民的有850人，占总人数的60%。他们担任收款员（239人）、售货员（232人），还有在结算机关工作的（71人）。有一个年轻农民逃离了集体化运动并利用了工业化和易接触教育机构的机会，来到城市并接受了中等专业教育。1270大量以前的农民（214人）在外宾商店从事一些不需要技能的服务工作。规模第二的群体来自普通市民：375人，约为列宁格勒外宾商店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乍看之下，他们中近一半（186人）的人从事服务工作。显然，这都是“被剥夺权利的人”，这些人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无法获得更好的工作。“被剥夺权利的人”的存在解释了为什么在最低级的贸易工作者——服务人员中，很多人接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144人，其中3人受过高等教育）。列宁格勒外宾商店中，工人出身者大约20%（299人），他们担任售货员或者辅助工人。在列宁格勒外宾商店中，有3人是旧贵族，24人为以前的手工业者。主要面向市民的列宁格勒办事处的人员构成中占多数的是农民，这个情况证实了之前关于外宾商店社会属性的结论。外宾商店作为一个大众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精英现象，而是农民现象。在农民的国家里还能不是这样吗？——饥荒把农民赶成了外宾商店顾客，集体化运动和工业化把农民变成了外宾商店售货员。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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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不仅有党员面孔、社会面孔和职业面孔，还有异域面孔。这是一家多民族的企业：外宾商店办事处开设在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和很多自治共和国。公开宣称的民族平等和繁荣原则，以及工作人员严重不足要求广泛地吸引民族干部到外宾商店工作。外宾商店领导层尽力使商店经理和大部分地区办事处的机关工作人员为本地民族的代表。1272不过，为外宾商店的各民族办事处配备“骨干”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弄不到共产党员，受过教育的专家也不足。于是，不得不钻点儿空子。阿什哈巴德外宾商店的领导是俄罗斯族人，他写道：“按照当地法律，商店经理应为土库曼斯坦人，所以我们的中亚办事处任命我担任副职（请参阅《办事处无法任命更高的副职岗位》——作者注），而经理到现在都没看到。”他还抱怨道，外贸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下令实施土库曼斯坦化,“即在机关中，40%的人应为本地的土库曼斯坦人。我们为这个问题感到困惑……在受过教育的少数民族中，很少，甚至没有具备相关技能的人”。写信人还指出了一个与本地人一起工作的困难
:“对他们不能提出强烈要求，因为他们是土库曼斯坦人。这会被视作沙文主义方法，继而成为政治丑闻。1273民族办事处的“本土化”有时会妨碍外宾商店领导的空想和野心，他们想设立精英售货员员额。举一个例子，区党委的一个委员会要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外宾商店的检查结果追究某位诺兹德拉乔夫的责任——诺兹德拉乔夫是一家商店的负责人，并兼任外宾商店管委会驻中亚的副全权代表。诺兹德拉乔夫被控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他似乎声称，“不会招收肮脏的乌兹别克斯坦人”，就像不招收“不系领带的共产党员”一样，因为外宾商店“使用外汇交易，而且需要多数是以苏联方式培养出来的专门服务员员额”。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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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亚外宾商店办事处领导构成的分析显示，加盟共和国办事处的最高领导层是混合的。在1932年初——外宾商店在各地区的拓展时期一外宾商店中亚办事处的负责人是俄罗斯族人韦列夏金，但在撤销办事处并设立全权代表处之后，其领导成了乌兹别克族的马哈茂德，而俄罗斯族人留季科夫被任命为副全权代表。1933年，中亚地区重要的乌兹别克斯坦办事处的负责人是M.N.赖科夫，他的副手为霍贾耶夫。较低职位的情况是：在分支机构领导和商店经理中，虽然有本地民族的人，但是以俄罗斯族居多。1933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办事处的管理人员和经理名单中,24个姓氏里有7个为“本地”姓氏，而在部门负责人和专家中，则完全没有。12751935年春天——在外宾商店关闭前不到一年——相关民族的人领导了8个外宾商店办事处：北高加索、喀山、基辅、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考虑到人员配备的困难，这已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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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提及贸易方面，研究者最初预计外宾商店工作人员中会有大量的犹太人。这一预测在对资料的分析中得到了证实。然而，外宾商店里的犹太人也是各不相同的：有些人是“因为革命”来到这里，另一些人是因为“生意”。外宾商店管委会所有的主席都是犹太人。首任主席什科里亚尔的四个副手中，有两位是犹太人。12761935年，外宾商店总部机关的18位领导同志中，按照姓氏判断，有11位是犹太人，包括管委会主席米•阿•利文森。1935年，犹太人几乎领导了所有的乌克兰代表处，虽然在文尼察和敖德萨这样的州，犹太人人数众多，但是并不占多数。1277外宾商店领导层中的大部分犹太人是在国内战争时期入党的。他们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层领导。外宾商店里还有一群犹太人——商店里的部门负责人、经济师、法律顾问等，他们大部分不是党员，而是根据自身专业进了外宾商店，在多数情况下干着和革命前一样的工作。1278据已发现的资料判断，国家领导层并不关心外宾商店中犹太人的可观数量，也没有极力增加犹太人的比重。这是自然而然的情况，是由客观原因导致的结果：在沙皇时代，犹太人参与贸易的比例较高，在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中人数可观。在清洗外宾商店机关时，并不是按照民族来确定“异己”的，而是按照阶级社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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