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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各省接收专员的素质有高下，最后的结果天差地别。以华东为例，被委派到江苏的接收专员比较清廉，而且动作较快，趁火打劫的人没有来得及下手，于是汇总到的敌产总额为123亿元，而浙江省上报的数字是2.88亿元，安徽为1.33亿元，放在一起简直让人难以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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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各部委为了制止私分资产的现象，还专门制定了一个密报制度，对检举者进行重奖悬赏。谁知这又成了某些官员大发横财的机会，很多非法行为遭密报检举，而主持密报工作的人则利用这些物资无底可查，再以清理为名拖延，最后将之隐匿吞没。仅以第三方面军为例，该军在上海办理密报物资，受理密报案1600多起，价值2000多亿元，最后移交的仅74案，价值300亿元，其余都被私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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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上海时尚女性的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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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女子登科”则是腐败的绝对寄生物，敌伪的妻妾、女秘书等都成了被接收的财产。这股歪风甚至是从最高层往下刮的。傅斯年就曾记述了一个细节：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第一次到北平，就“时常在某家，一日，大宴会，演戏，文武百僚地方绅士毕集，他迟迟而来，来时带着某家之某人，全座骇然”。傅斯年继而说，“此为胜利后，北平人士轻视中央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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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大公报》登载了南京特派员张鸿增的通讯《休说重庆来！》。通讯开篇就说：“‘重庆人’在收复区老百姓眼里在跌价，江东父老对这些凯旋的人最初是刮目相看，再而是冷眼静观，现在差不多已经摇头蹙额了……冷眼的江东父老观察了近两个月，得了一个结论：‘重庆人’到了收复区，第一件工作是做衣服、找房子，第二件是弄汽车，第三件是买黄金，第四件是女人。他们原希望这些凯旋的英雄一来，地方秩序渐趋安定，物价逐次平复，从此脱离苦海。谁知这帮人却是拼命享受，成了抬高物价的因素，一开始工作就是把邮资加了10倍，铁道客运加了9倍，水电加了10倍。南京城内公然白昼抢劫，拘留所人满为患，一般物价在跳涨。或者是由于妒忌作祟吧？收复区人开始恨‘重庆人’。”最后，作者给出了一个无比激愤的忠告：“所以，我劝朋友们到了南京休说重庆来。‘重庆人’的风头叫这帮先遣人员出尽了，你来抢白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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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到后来也意识到“接收之乱”的严重后遗症。1948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总结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失败的教训时说：“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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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上海国民党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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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在各收复区等待接收的日伪产业约为4万亿元，这几乎是当时中国的九成家产。可是，群魔乱舞的接收大战让原本很有希望的战后重建变得前途叵测。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国民政府在1945年执行的三大经济政策——货币兑换、外汇开放与产业国营化更是让上亿民众和民营公司陷入集体破产的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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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在中国市场流通的货币主要有两种，一是重庆蒋政府的法币，一是南京汪伪政府的中储券，两者的对价关系波动很大，互有涨跌。早在1942年，法币与中储券的流通比值一度在1：2、1：3左右。日本一投降，法币身价顿时大涨，8月初，每两黄金兑换法币20万元，到8月11日就跌到17万元，数日后更到14万元。而中储券则大幅贬值。到9月中旬，以重庆、上海两地物价为参照，法币与中储券的比率大体是1：50，法币更有持续上涨的迹象。沦陷区的民众和企业呼吁重庆方面马上公布官定兑换率，以安定市场和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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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院的专门会议上，经济学家、经济部次长何廉提出的方案是1：50，至多不超过1：60，他在一块黑板上详细对比了重庆与上海的粮食、燃料和公用事业费用的物价状况，还画出了一张批发物价指数图表。而以宋子文、陈行、徐堪为首的财政部则坚持1：200，理由是，“法币的价值在上升，有人在用继续贬值的伪币兑换正在升值的法币”。当何廉再三表示反对的时候，以“不堪”闻名的徐堪竟以政治挂帅的理由来反击。他说：“对法币币值的乐观估计，也就是对党国前景的信心表示。”耶鲁大学毕业的何博士只好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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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官定兑换率开始实行，比值正是1：200。此案一出，两亿人齐声惨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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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廉在回忆录中认为：“高估法币币值的原因，部分由于对战后形势过分乐观，部分由于交通所受的破坏，使法币难于进入收复区。”但是，无论如何，中储券被恶意贬值的事实是难以否认的。除了当时渝沪两地物价的现状之外，还可以从这两种货币与国际货币的对价来看。战时，日元与中储券的比值是1：5.55。战后，美国规定日元与美元的比值是1：15。到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办法出台后，1日元约值70法币，也就是相当于1.4万元中储券。如此计算，1945年一年前后，中储券的贬值幅度竟高达254.5倍。当时全国总人口4.5亿，其中2.57亿为沦陷区人民，这些家庭几乎在一夜之间集体破产。上海流行民谣曰：“昨天放炮（爆竹），今天上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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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兑换政策的失误后患无穷，它不但让数亿人对蒋介石政权咬牙切齿，信心大失，而且直接推动了全国性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变得弹性顿失，为日后宏观经济的破灭埋下了一个重重的伏笔。张公权在《中国通货膨胀史》一书中也分析说，“兑换政策的后果是不幸的”。在1945年8月到12月间，中国人民的心情为之轻松愉快，物价一度猛烈下跌，出现了短暂的稳定，上海的物价指数从43200下降到34508，可是，到12月，持有中储券的民众害怕继续贬值，纷涌抢购货物，物价指数反弹到88544，竟比8月增加了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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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货币政策之外，宋子文的金融开放政策也被证明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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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政府金融储备曾经处在十多年来最好的状况，央行的黄金储备达568万盎司，计8.5亿美元。敌占的苏浙沪皖地区接收了大量的物资，其中棉纱4万件、棉布454万匹、黄金51万两、白银857万两、住宅2424幢等，仅上海在1946年变卖的物资收入就达6698亿元。宋子文自以为重金在握，足以稳定物价和刺激进出口，所以，实行了金融开放政策，即将法币汇率改为随市场供应而自由浮动，并由中央银行操控买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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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金融开放政策的顺利实行，需依赖人们对市场预期的信心和政治的稳定。在政局前景不定的1945年，这种开放政策极易波动，引发投机，不但不能平抑物价，反而成为通货膨胀的领头羊。后来的事实正是如此，1946年3月，央行开放外汇市场，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格为2020：1，市场看淡法币，狂炒美元，由此造成市场恐慌，黄金和美元持续上涨。在整个1946年，法币发行额平均每月增加11％，物价指数平均每月上涨17％，已接近失控状态。财政部的美国顾问杨格说：“从来未有通货膨胀像中国现在膨胀的情况，而能避免财政崩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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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1日，金价涨至每两40.6万元，美元兑换法币的黑市价格已突破1万元，较上年上涨了将近5倍。2月8日，黄金价格一日五涨，最后收盘价每两突破55万元，2月10日更涨至96万元。法币币值惨跌带动了其他民生必需品价格上扬，日用洋货普遍上涨1倍，米价腾升。据此，由上海引发的金融狂潮迅速向全国蔓延，先是天津、南京等大城市，人们大量抢购黄金美钞，如痴如狂，继而镇江、嘉兴、淮安等中小城市也纷纷效仿，时称“黄金风潮”。到2月1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不得不通过《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决定从当日起禁止黄金、外币买卖及流通，将法币与美元比价调高为1.2万：1。同日，监察院举行全体监委紧急会议，决定派员彻底清查“黄金风潮”酿成的严重后果与责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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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金融开放政策的一年多里，央行的外汇储备减少了4.53亿美元，黄金减少了331万盎司，较原先的数量都少了一半。经过这番折腾，法币的市场信用开始丧失，为日后的中央财政破产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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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鲁莽、霸道而不计后果的货币及金融政策让普通民众大受其伤，那么，国民政府对于战后产业政策的制定，则致命性地打击了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民营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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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上海遣返日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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