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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你说临时买东西贵，但遇到打折便宜就采购一堆的做法，其实在增加成本。好好算一算就知道，及时性购买原价商品所花的钱，是远远小于你“遇便宜就囤”而购入的一大堆打折货的，因为打折购入的商品很多因你不会去消费而浪费了。而且，把自己家弄得像仓库似的，既占空间，又增加自己收拾整理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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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芬奇（David Ficher）的争议性电影《搏击俱乐部》引起了许多有“购物瘾”观众的共鸣。这些患有“购物瘾”的观众，永远在想要更多的东西，根本不管自己已经拥有了多少。许多人从这部电影里得出了一个观点：你所有的拥有，最终都会变成你的束缚。电影中主角杰克（Jack）是一名长期失眠的30岁雅皮士，总是通过不断占有新的东西来填补精神上的空虚。但到最后，杰克对什么都不满意，直到他遇到另一主角泰勒（Tyler），一个到处宣扬反消费主义的家伙。泰勒告诉杰克，不断获取更多的物质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追求，没有目的，没有终点。电影的两个主角似乎代表了现代消费者面临的两种选择，即德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总结为“占有还是生存（to have or to be）”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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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休止的广告天天教我们要买新车、新衣服，我们都要去干根本不想干的工作，赚钱来买一堆根本不需要的垃圾。《搏击俱乐部》的主题旨在反击广告文化塑造出来的消费过度现象，告诉我们在购物广场或电脑前点击鼠标的时候，我们并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更找不到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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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上面的电影桥段，我们不妨看看自己有多少压箱底但从来不用的东西吧。或许“从来不用”并不代表“毫无用处”，但如果你果断处理掉这些继续占用你的空间和思想的东西，你会发现生活会发生改变。你从生活中拿掉的东西越来越多，保留的越来越少，你会越来越清楚什么才是你真正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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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优秀人物崇尚极简，他们有效地摆脱了物质主义的牵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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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爱因斯坦一度受邀到荷兰莱顿大学执教。对学校要给他的许多高规格待遇，他都婉言谢绝。对于他来说，所有的要求就只是牛奶、饼干、水果，再加上一把小提琴、一张床、一张写字台和一把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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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理想的下午》《门外汉的京都》的台湾作家舒国治，至今租房，家里不装空调和电视，无外物牵绊。他可以白天在高档酒店里和朋友喝着昂贵的葡萄酒，晚上在干净的房间里美美地入睡。没有多余的东西打扰，走路、吃饭、喝茶，实在是惬意。把自己从外物中解放出来，于是培养了丰富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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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那些有能力拥有很多物质的人，并不一定对自己的人生感到满意。当然，反过来也是成立的。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做了一项目关于成长、物质、幸福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发现，人们从1950年以来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呈现近两倍的增长，但对自己生活感到“非常幸福”的人数曲线却是基本平直的。事实上，当人们对物质欲望的阀门打开之后，认为生活“非常幸福”的人数在1957年就已经达到了顶峰。幸福，却变成一个永远看不清的路标，因为人们对物质的欲望永远不会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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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罗伯特·雷恩（Robert Lane）在他的著作《市场经济中民主国家丢失的幸福》（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Democracies）中写道：“我们现在的物质主义者，其实是对新欲望的噬血，而不是对已经拥有的享受。”我们拼命地努力工作，不断享受更多的物质，却发现欲望永远也无法填满，因为总有更好、更大、更快的新东西出来。已经拥有的和想要拥有的之间的距离，总是随着我们拥有的增多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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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很多人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上。我们拥有的物质不仅占据了我们现有的生活，还占据了我们的脑袋。我们总会觉得自主选择权越多越好，每天要从成千上万的产品中做选择：选择坐哪种交通工具？选择看哪部电影？选择哪种品牌的手机等。丰富的社会物质让很多家庭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市场变得趋于饱和。但企业需要人们不仅仅满足于现有的物质，而通过各种游说说服消费者购买已经拥有一个的产品，产生备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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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个故事说：一个富翁出海观光时遇难，被一个渔夫救起。富翁决定给渔夫一大笔钱作为报答。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现在就将目前资产的5%送给渔夫；另一个是待十年后，将自己届时资产的20%相赠。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渔夫自然非常高兴，可同时又很为难：选第一个方案吧，怕十年后富翁的资产剧增，到时后悔；选第二个方案，又担心十年后富翁的资产严重缩水甚至破产，自己岂不亏大了？渔夫被这两个挠心的选择弄得焦头烂额、神思恍惚，在次日出海时被海浪吞噬，最终丧失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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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在他的著作《选择的悖论》（The Paradox of Choice）里写到，选择给我们带来的困惑不仅仅是欲望怎么得到满足，而更多的是欲望本身：我们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这种说不清楚、难以定义的东西，就是企业和厂商想要制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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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房间里塞的东西越多，我们会感到生活被困得越深。如《消费一切》（All Consuming）的作者尼尔·劳森（Neal Lawson）写得那样：“我们消费得越多，留给其他的生活空间就越少”。同样，生活中我们花在物质上的时间和空间越多，留给与别人相处的空间就越少。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使我们逐渐远离作为社会个体的基本需求，比如家庭和朋友之间的交流、个人的理想、对社会的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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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消费主义看上去貌似可以给我们带来稳定的现代生活，事实并非如此。这种崇尚物质消费的系统是企业和广告商为达成商业目的而设计的，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精力转移到创造一种更健康、更舒适的生活方式上来。很多人选择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因为物质的匮乏或生活的贫穷，而是将精神上的愉悦置于一个更加靠前的位置，他们对待物质的态度上更加淡然和平和：所拥有的物质只需满足自己平日生活即可。因为物质本身并不能带来精神上的快乐，而真正的快乐一定是来源于丰富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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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消费主义带来的烦恼，一些人开始丢掉包袱，以一种极简主义的生活原则开始生活，这间接导致了共享经济的出现。我不需要自己购买几辆豪车，但是我却可以通过Uber体验不同的豪车；我不需要自己购买很多房产，但是我却可以通过Airbnb体验不同装修风格的温馨与家庭文化。通过共享经济模式，我们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风景，可以享受到更高质量的服务。除服务费外，我们避免了因为拥有带来的诸多管理上的麻烦，我们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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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2.0：个人、商业与社会的颠覆性变革 集体消费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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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体现了集体消费的兴起。在过去两到三年中，以拼车、度假租房为代表的推崇集体分享事物的共享经济消费模式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飞速发展。集体消费模式的核心理念体现了一种思想上对集体分享事物的崇拜，它在一定范围内促进个体之间建立起良好的集体关系，而非自我的个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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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消费的模式，其实很早就出现了，但是它随着互联网的产生而再次出现，并快速膨胀。1999年《光明日报》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报道：江西兴国某厂的几个工人来到兴国县邮政局一齐订阅了《信息日报》和《家庭生活》等5份报刊。当时，像他们这样几个人或几个家庭共订几份报刊的消费方式开始在江西兴国县流行。一个家庭中各人对报刊的需求各不相同：老人要看老年读物，男人关心时事政治，女人注重家庭消费，小孩子看重的是学习。但每人各订一份对工薪族家庭来说难以负担，不订又难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于是几个家庭搞合作，共订几份报刊，分摊费用，轮流阅读，提高了报刊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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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相信：个人消费的增长和社会的繁荣是相互促进的。但是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消费观念从最初相对健康的享受科技带来的进步，发展成人们通过对品牌、物质的狂热追求来定义自己身份，最终彻底变成一种贪得无厌的消费主义。直到20世纪50年代，高消费巅峰时代的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每个人都总是把个体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把社会角色应该承担的责任放在第二位。人们开始察觉，与依靠企业相比，作为社会团体的协作方式更有利于社会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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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洛西科夫（Douglas Rushkoff）在《生命企业》（Life Inc.,）一书中这样写：“每个家庭都在建立各自的封地。自给自足成了一种谎言，因为每个号称自给自足的人都拥有自己的财产。所以公共财产、停车位，甚至任何的共享都变得不可接受。”想一下，住在同一楼房、同一单元，甚至同一楼层的邻居，我们向他借过任何东西吗？打过招呼吗？今天的邻居已经变成了彻底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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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研究显示：有3/4的美国人承认不认识自己的邻居，而在英国，10个人当中有6个说不出邻居的名字。如此看来，倡导崇尚个人消费的文化在推动企业高速发展、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迅速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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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他的名著《一个人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里通过对美国保龄球爱好者联盟的研究发现，在1980年至1993年间，美国的保龄球爱好者人数增长了10%，但保龄球爱好者联盟的数量却下降了40%。他这样写道：“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情。在1993年近8000万美国人至少去过一次保龄球馆，差不多是1994年参加国会选举人数的1/3。很快地，独自去保龄馆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一起喝啤酒吃披萨的聊天时间越来越少，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迎来了全面倒退的时代。”人们花在社交上的时间越来越少，花在办公室和购物上的时间越来越多。而从1980年到2000年间，美国人的消费能力翻了三倍，但他们却发现自己没有时间去享受一盘亲自动手切的水果。前总统克林顿在1993年发表演讲说：“大部分的美国人拼命工作，却丢弃了更多生命意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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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移动技术的发展，信息沟通愈加流畅，对于资源限制及高消费不可持续，越来越多人有了共识。这种觉醒帮助我们重新考虑集体社会的价值。与他人共享物品、参与公益，让我们从对物质的追求中抽离出来。从更长远来看，也保护了我们自己、家人、朋友所在的星球。消费者开始觉悟到，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高消费的状态不可能永远地持续下去，开始尝试从那些已经拥有的物质里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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