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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圈的狂热教会了中国科技创业者一件事，就是试图创新或关心盈利根本没意义。只要营收和市场份额持续上升，他们个人就会富得流油，至于盈利与否，管那么多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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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春和其他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的许多中国创业者一样，通过创立一个西方人容易理解并采用西方商业模式的公司来赚钱。他并非通过开拓新技术而致富——他没必要开拓新技术。相反，他通过扩大规模和市场份额来积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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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比如搜狐的张朝阳，就更明显了。从雅虎和其他西方互联网公司照搬西方的商业模式——但是这没有关系——他们也发财了，并且因为卓越的表现而获得国际声誉。我第一次见张朝阳是在一个只接待受邀客人的招待会上，那是JP摩根举办的一次招待会，旨在把国际董事会介绍给受邀客人认识。托尼·布莱尔，我的妻子和我在一起聊中国的年轻一代；我看到张朝阳正追着亨利·基辛格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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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创业者看到张朝阳和江南春的成功，意识到没必要花钱搞研发。江南春甚至都没有尝试自动上传数字屏幕的广告内容；请廉价的工人手动上传性价比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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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投资者们也对支持创新企业心存犹疑。他们把钱投给山寨公司，例如像当当和分众传媒那样具有简单明了概念的公司，因此他们也很少花时间寻找创新型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赚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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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冬天，我想了解金融家们对十年前，也就是张朝阳和江南春刚刚创办公司的时候，投资创新企业是怎么看的，并且他们认为目前中国的创新之路走到哪儿了。所以我安排了和罗伯特·梅可洛共进午餐。他是上海愈奇创业投资公司的创始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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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可洛是斯坦福大学校友，曾经于硅谷鼎盛时期在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凯鹏华盈工作，然后创办了这家自己的公司，专注于投资中国市场。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在早期投资方面同时具备在中国和美国运营的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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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可洛邀请我到一家生意火爆的素食餐厅，就在上海恒隆广场的后面。我们11点半就到了，这样能确保在午饭高峰期之前有座，否则到时候附近写字楼的人们会挤满这家餐厅。梅可洛又高又瘦，学院派着装——牛津衬衫，卡其长裤。他身材高大，谈吐自信，就算坐着也能感受到他气宇轩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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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员端上一盘素鸡，这时梅可洛开始对我讲述他的投资策略。他对于医疗保健行业仍然持有看涨的观点，并且预期能从早期投资当中获得回报。这种回报比中期投资和卖出收益要低一些，但是会随着市场逐渐成熟，在今后几年逐渐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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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话题转到了中国互联网早期的创新。当梅可洛吃东西的时候，我趁机问他为什么那时候看起来没有多少创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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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可洛告诉我，历史地来看，“曾经有商业模式创新，但没有技术创新”。他把创新区分为两个部分：1.商业模式创新。中国公司在这方面很在行，把别的国家的技术拿过来，做成适合中国人的样子；然后是2.技术创新，更偏向发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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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可洛解释说，早期侧重于商业模式创新很自然，因为改进商业模式并将它们本土化以适应中国市场的特殊需求，光是这样做就有很多机会了。这与1960年代的日本和1990年代的韩国很相似。它们在类似的阶段也是这么做的。就算是美国也经历过一段相似的进程，从模仿欧洲的技术起步，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自己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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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理，我想。1990年代，低垂的果实太多了，没必要投资给技术创新。三星和索尼刚起步时也依赖于制造廉价山寨产品。它们成为全球知名品牌之后，才开始投资创新以提高利润空间，打败顶级市场的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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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想如何用梅可洛的理论来解释江南春的分众传媒案例。江南春从技术层面上说，没有发明什么，但是他把数字屏幕和广告结合在一起，就有了分众传媒。他并没有搞技术创新，但这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通过利用技术并本土化以符合中国市场的具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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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员又端来一些泡淡了的茶。梅可洛呡了一口，叫服务员过来确认一下给我们喝的是茶，而不是端错的水。然后他接着说：“中国的创业者又不傻。他们知道唯一的目标就是盈利。那时候投资搞技术创新风险太大了。”我想到那些真正在互联网领域搞技术创新的公司，都付出了高额的成本，但成功率却很低。我想不出2000年到2005之间有任何技术创新的成功案例。大部分创业公司都在模仿西方模式，赚的盆满钵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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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梅可洛来说，缺乏持续技术创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在这个尚未成熟而又迅速发展的市场中，坐享其成的机会太多了——也就是所谓的低垂的果实还有大把可摘，在过去的15年里，把其他国家好用的想法包装一下搬到中国的本土市场，这样就能赚钱的太多了，不必花太多金钱和时间搞发明创造。如果有足够多汁水丰盈的苹果挂在你面前，又何必为难自己爬上更高的枝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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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里中国缺乏创新是因为外部环境造成的，并非像纽约长岛大学波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帕诺斯·穆都库塔斯2012年在《福布斯》杂志上撰文所称，是由于中国文化先天缺乏创新能力。穆都库塔斯称中国人不能创新是由于他所说的“儒家的顺从性”，是这种思想阻碍了创新，妨碍了自由的思想。在穆都库塔斯看来，中国永远都不能成为创新的温床。但是李约瑟在他的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到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创新案例，比如火药、多级火箭、指南针。这些创新都发生在古代，那时儒家文化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影响比今天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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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古代的中国人能够创新，那么中国在近几十年里不能创新的原因应该不是文化问题——简而言之，中国从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允许个人经营私营企业，那时候没有必要投资创新。教育系统的创新和监管问题毫无疑问拖累了创新的进程，但是经济体本身的自然演进对创新的影响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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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低垂的树枝日渐稀疏，越来越多坐享其成的机会和快速赚钱的机会已经被人从树上摘走了。当我们离2020年代越来越近，这样的机会也将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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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中国的经济体量还很小，对大多数企业来说中国还是个可有可无的市场。而今时不同往日，中国已经是跨国公司必须赢得阵地的关键市场。跨国公司将必须拿出更多的投入进行创新，以弥补中国企业和国际企业带来的更加激烈的竞争局面和更高的成本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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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靠模仿商业模式就能让当当和搜狐崛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消费者现在不再想要那些仅仅从西方抄来包装一下符合中国口味的西方产品——相反，他们要一开始就冲着为中国开发的目标而生产的产品。我的公司CMR做过一项调查，访问了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我们发现对“中国制造”标签的自豪感日益高涨，这也意味着消费者想购买为中国制造的产品。2005年我创办CMR的时候，消费者希望买到美国或西欧流行的时尚和科技产品，以此来彰显身份。而我们2014年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对中国的趋势引领品牌的期待比任何时候都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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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享其成的机会与创新之间的角力发生了变化，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宏观转变。中国这个经济体也已经处在一个和江南春创办分众传媒时非常不同的阶段。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以朱镕基总理的经济改革为标志，发生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剧变。朱总理要求国有企业卖掉资产，在私有化和提升效率的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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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重构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如果你后台过硬，领导也相信你不会惹政治麻烦，就很容易赚到钱。一家位于北京顶级地段的餐厅老板和我一起在他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公馆时，告诉我公馆的产权归一家国有企业所有，但是给他使用，免租20年，“因为他们想要吸引消费者到他们开发的项目里来”。这家餐厅免租金，一年盈利1000万美元，直到2013年开始打击公款吃喝之后生意锐减，他不得不关掉了餐厅。还有一位高官的儿子告诉我，他获得批准成为位于北京某城区的某个部委的红酒垄断供应商，赚了好几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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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驱动因素正在发生变化。2013年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开始的大规模反腐行动迫使企业面向市场，而不是面向关系。在习主席的领导下，政府因腐败罪行逮捕官员，例如中国的前政法委书记和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及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徐才厚。能源地产与消费品控股公司华润集团的董事长宋林因为贪腐被捕。国资委主任蒋洁敏也被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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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更改了政府采购的流程，使之更透明，对公务员用餐费用、机票酒店和用车开销等也做出限制。公务宴请现在仅限于“四菜一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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