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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后台靠山支持的公司纷纷倒闭，而能调整适应更透明的新常态的公司日益壮大。以北京的高端餐饮业为例，大董烤鸭这家高级烤鸭连锁餐厅的营收打破往年纪录，不断开出新店，因为这家店的客人大多是自己买单的食客，而不是公款宴请或国有企业公款吃喝的客人。数以千计做公费生意的餐饮企业面临亏损，甚至彻底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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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始逐渐摒弃过分依赖低息贷款，用大量投资促进经济的模式，整体经济增速放缓。李克强总理将201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为7.5%，并要求经济发展侧重于可持续发展，而不再走过去几十年那种不计代价求增长的老路。政府现在鼓励减少污染，转而注重投资回报率，而不是一味追求GDP增长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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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收紧信贷，整体货币供给增速放缓，2014年3月减少到12.4%，而一年前的数字是20%左右。只靠关系或利用低息贷款进行大规模投资赚钱的机会也比以前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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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环境越来越不景气，反腐行动日益深入。消费者越来越挑剔，这些变化要求更多的公司必须往价值链的高端迁移，重视创新与品牌建设，否则将面临更微薄的利润空间，甚至破产。对于许多行业来说，山寨别人的商业模式行不通了。公司需要同时重视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才能保持长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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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非常火热的话题，就是即便创业者和金融家都承认有必要创新，那么中国到底能不能创新？有没有哪些障碍（除了帕诺斯·穆都库塔斯的文化无能理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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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副总统乔·拜登认为中国不能创新。5月28日，他在美国空军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对学员们放言：“我谅你们也讲不出任何一项创意项目，任何一项创新的改变，任何一项创新的产品是中国创造的。”康奈尔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退休教授史蒂芬·L·萨斯的论断也与拜登类似。2014年1月他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中国无法创新：“除非它抛弃体制性的文化，不再压制异议，允许言论自由，并鼓励批判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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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这样吗？我在报纸上看到拜登和萨斯的论断时这样问自己。为了了解他们的观点是否正确，我去寻找不同行业的企业家和投资者，看看他们是否支持走向更多创新的转变，以及还有哪些障碍，并用中国的创新例子来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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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很明确，就像我们看到的：拜登和萨斯错了——今天的中国的确有创新，明天还会更多。因为今天已经播下了创新的种子。如果美国政府和公司低估了中国企业在价值链上进阶的能力，那将是个错误。因为妨碍中国创新的因素正在慢慢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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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和第三章里我们将会关注互联网、制造业、生物技术、医疗保健领域的创新和趋势。在第四章里我们要看一看创新还面临着哪些钳制因素和挑战，以及下一个五年的创新潜力。显而易见，中国已经稳健地迈向创新曲线的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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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和几位朋友在上海衡山路一起吃饭，席间有一位不事张扬、瘦瘦的中国男人。他叫王微。一开始，王微是几位朋友里看起来最不起眼的一位：他穿着一身黑，含含糊糊地说他从事和纸媒有关的工作。我们讨论生活在海外和生活在中国有哪些不同，而他则相当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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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聊有没有创办一家公司或者投资一家公司的潜在机会。王微一谈起创业就变得活跃起来。他坐在椅子上挺直了身板，两眼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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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毫不起眼的外表下，我能感到他充满激情，聪明绝顶。吃完饭我们走出餐厅一起去另一家再喝一杯。我问他是否想留在报社工作，还是想从事别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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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微看着我的眼睛说：“我在考虑开一家在线视频网站。”我那时候还在Inter-Asia负责信息技术行业的投资。所以他的回答激起了我的兴趣。我怂恿他再谈具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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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朋友是外国人，我们在考虑做点有关视频分享的事情，”王微说。网络视频播放技术刚刚开始走向主流，而他正在琢磨如何利用这项新技术并创造一种盈利的商业模式。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抑或是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还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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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微的想法停留在很初级的阶段。他还说不清楚他想做什么，盈利模式是怎样的。那会儿还没有YouTube这家后来被谷歌收购的在线视频分享网站，也几乎没有人用智能手机。部分手机还不具备触屏技术，那些安置了内置摄像头的手机，除了拍摄一些模糊不清的静态照片之外，基本拍不了视频。王微和我分享他的想法时，我的脑海像警示牌一样飞快地闪过四个字：监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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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中国有像广电总局那样的监管机构，他怎么才能规避禁播的风险，确保他的公司符合所有相关的法律要求。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还有一种风险，就是像中央电视台那样的国有媒体巨头想要保护他们实际上处于垄断地位的媒体内容市场，并游说政府不要开放网络领域令新的对手进来分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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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者绝对不会对在线视频坐视不管，就算是十年后的2014年，广电总局还会要求搜狐禁播《生活大爆炸》和其他几部好莱坞流行的电视剧集，例如《傲骨贤妻》，并在官方报纸上发了一篇社论，举例说明这些剧集里包含“色情淫秽下流的内容”。搜狐的股价大跌，而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还在继续播放更加暴露和暴力的HBO剧集《权力的游戏》，啥事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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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微和我讨论有没有哪些办法能规避监管风险和商业风险。我想不到低成本高效益的办法。我建议他多招一些内部审片人员，检查每一条上传的视频，确保视频符合法律要求，需要多少成本就投入多少，向监管方保证所有视频全部合规。或是他能请到一个跟政府关系良好的人，或是与这个人合作，这样就能过监管这一关。但即便这么做，也不能完全保证不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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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王微并没有找我要投资，因为他还在计划的初始阶段。老实说，那会儿我大概也不会投钱给他——我担心的不只是监管风险和商业风险，还担心网络带宽成本过高，并缺乏一个清晰的收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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