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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总部位于深圳的腾讯公司推出了重磅产品。这家公司过去大部分的盈利来自网络游戏、广告和即时通讯平台QQ，而现在则推出了移动通讯应用，微信。一开始人们往往把微信比作国外开发的手机聊天应用WhatsApp。虽然表面上的确有相似之处，但微信比WhatsApp多出许多强大的功能。这些功能让微信看起来更像是Facebook那样的社交网络平台。“微信以WhatsApp那样的聊天应用程序为基础，但增加了创新功能之后变得更好用了，”方德思说。微信和WhatsApp一样，能够根据手机通讯录里已经保存的手机号码提醒用户添加好友。微信也和Facebook一样提供空间让用户与好友分享内容，发布状态更新、照片、歌曲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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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几个关键功能让它脱颖而出：首先它有短时录音功能，这个功能满足了用中文语音交流的需求，填补了之前从未实现的空白，因为中文有许多同音字和不同的声调，这妨碍了语音识别转化成文字的程序开发。其次，只有互相加为好友之后，用户才能看到彼此上传的内容、评论和点赞，这使得社交网络更私密，更亲近。中国用户感觉用起来很安心。它还内置了扫一扫功能，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来添加好友，加入聊天群组，下载优惠券，在超市扫码追溯产品原产地，以及其他诸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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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一下子就火了。面世三年后，微信已拥有超过3亿用户，并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也获得了市场份额。我都记不得最近一次在中国别人问我要电邮地址或电话号码是什么时候了——每个人都会问我要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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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德思认为微信是中国基于用户需求而创新的一个案例。“你能发现中国公司往往会模仿一个在西方已经成功的概念，然后做得比原版更好。因为他们在已有的成功基础上加以创新。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竞争如此激烈，你不能仅仅模仿一个概念；你得与众不同才能打败对手。所以你非得创新不可；否则别的公司会夺走你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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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的崛起突然间颠覆了许多行业，这跟阿里巴巴的情况一样。腾讯的免费通讯工具群对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这样的移动通讯运营商的盈利造成了伤害，因为消费者不再使用传统的方式进行联系。他们不再发短信，甚至不再打电话，转而使用微信发消息，使用语音对话。新浪微博的用户都纷纷转投微信，因为微信在智能手机上更好用，也更安全，只有加入了朋友圈特别设定的人才能看到他们的内容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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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撼动电讯与社交媒体的道路上，腾讯马不停蹄。因为微信太火了，从许多层面来看，它占据了手机的整个界面，添加的功能也越来越多，比如地图和视频聊天，让别的手机应用无用武之地。用户们一打开手机就直奔微信，跟朋友聊天，看朋友圈更新，用微信下载应用，几乎把微信变成了另一个操作系统。腾讯开始推出新的业务，用微信的支付系统和扫码功能使用户在网店和实体店都可以完成购物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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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原来一直称霸互联网电商领域，直到微信的出现改变了状况。微信占领手机界面的比例越来越高，腾讯也开始从阿里巴巴手里抢蛋糕了。腾讯开始购入其他公司的股份，包括京东商城，这也是全国第二大的仅次于天猫的网络零售商（见第七章采访京东商城创始人刘强东）。腾讯还收购了餐厅点评网站大众点评的股份，以及打车服务商滴滴打车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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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将支付系统嵌入微信当中，以此挑战阿里巴巴在支付系统和电商领域的统治地位。到2014年初，大约有20%到30%的电商销售交易是在手机上完成的，和一年前只有5%到10%的数据相比，增长迅速，这样看来腾讯对阿里巴巴的威胁不可小觑。2013年年初的冬天，CMR为一家对冲基金做调研，研究消费者使用微信的习惯。我们发现消费者表示他们会在手机上浏览商品，但仍然在家里的电脑上完成支付。他们觉得通过微信买东西不太放心。但是随着腾讯大力推进移动电商业务的发展，并增强消费者对微信的信任，这种局面在2013年彻底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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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甚至可以通过微信购买理财产品，给朋友发红包。通过整合电商网站与微信支付，微信对淘宝和天猫的商业模式构成了威胁，因为消费者能绕过淘宝和天猫直接到京东和其他购物网站购物，并且仍然能够用便利的方式为商品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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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阿里巴巴IPO迫在眉睫，马云不得不在移动领域攻城拔寨。他开始收购移动互联网公司的股份——甚至干脆买入某些公司的全部股份。阿里巴巴收购了估值15亿美元的数字地图和导航公司高德，也买入了新浪微博33%的股份，并以12.2亿美元购入优酷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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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和阿里巴巴似乎每天都在收购公司以获得竞争优势。两家公司都投资了打车服务软件。对于创业者来说，在移动网络领域开发创新产品再卖给腾讯或者阿里巴巴挺划算的，因为他们可以不通过上市就能获得较高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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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不满足于仅仅同互联网领域的其他对手竞争。他还进入了相对门槛较高但利润可观的金融行业，与国有企业一拼高下。他推出了理财产品，给出的收益比银行微薄的存款利息高出不少。马云提供的收益率太高了，以致储户们开始从银行提取存款，这为2014年1月的利率危机埋下导火索。银行开始担心将突破监管要求的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限，导致银行间的拆借利率一路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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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单枪匹马就迫使国有银行改变了存款利率的现有政策，促使有关方面把利率改革提上日程。国有银行也反戈一击，试图说服监管部门禁止储户通过网络转账购买阿里巴巴或者腾讯的理财产品。银行也开始设置网上汇出款项的上限，对监管部门施压，要求密切关注网络巨头公司的支付系统安全问题。马云在阿里巴巴的移动通讯应用“来往”上对这些银行进行了猛烈还击：“决定市场胜负的不应该是垄断和权力，而是用户。市场不怕竞争，就怕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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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至少在消费者心中，阿里巴巴和腾讯才是赢家。消费者早已对国有银行的服务心怀不满，纷纷支持阿里巴巴，继续使用与购买阿里巴巴的服务。一位28岁的北京女性消费者告诉我：“阿里巴巴和腾讯用起来更方便，比国有银行的产品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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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肯定的是，监管部门没有出面阻止，而是允许双方继续辩论，并允许互联网公司进入银行的领域，营造竞争的局面，迫使国有银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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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银行，也就是非银行金融掮客们既提供与传统银行类似的服务，也包括了对冲基金和货币市场公募基金（不仅仅是大多数人想象的那种大街小巷里拿着棍子放高利贷的团伙）这样的融资类型。为了降低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也为了预防影子银行泛滥到危险的程度，银行必须改革，收紧过度的信贷。过去银行往往抵制中央政府要求它们改革的命令。中国的中央银行，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任由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在2013年的夏天一路飙升，并造成了小规模的恐慌——这也是迫使银行改革的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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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灵活又有创造力的竞争对手抢走了银行的零售业务客户。银行不能再只靠着国家的支持过活，必须面对市场。2007年的时候一家国有大型银行的行长评价业内这种普遍存在的心态，一语中的。他说：“我只关心把钱贷给国企——我不在乎个人业务。只有让国有企业心满意足我才能升职，而不是因为银行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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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家国有大型银行的董事会成员在2011年对我说：“我们贷出去多少钱真的无所谓；政府永远会保我们的。”政府的隐性支持纵容了银行走向不可持续的商业道路，并造成了道德违约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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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对现有的银行系统感到不满。我的公司有一次调查了1000名一线与二线城市的消费者，其中超过90%的消费者表示他们对中国的银行感到不满意，或是非常不满意。工商银行的情况稍好一点儿，不满意率达到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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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理解消费者对银行的不满。他宣称，银行只照顾到了20%客户的金融需求，而他只不过想满足另外80%客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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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大约有8000万中国人购买了阿里巴巴的网络理财产品余额宝，以追求更高的理财回报。腾讯旗下的同类竞争产品理财通，在2014年产品推出的当天就卖出了价值超过7亿人民币（约1.11亿美元）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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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创新也对国有电信运营商的地位构成威胁。消费者不再发短信了，改发微信，除此之外，政府还强制要求中国移动和其他运营商把带宽卖给阿里巴巴和其他私营互联网公司，以此刺激改革。中国移动的通讯套餐价格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在上海新成立的自贸区内，政府允许注册资本超过100万人民币的私营企业投资电信通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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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领导的政府不仅允许互联网金融和电信业的创新，还积极推动这些领域进行创新。一些分析师，例如史蒂芬·L·萨斯曾断言说，政府过于严厉的监管阻碍了创新。但在互联网金融和电信通讯行业，大多数时候政府为推动创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保障了消费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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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商业模式创新的成功增强了投资者、创业者以及真正的技术创新的信心，也让消费者更欣喜。虽然市场上仍然存在低垂的果实，但资本更雄厚、更有活力的公司相信创新能带来更多的利润，也投入了更多资源进行创新。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否则就会被资本雄厚、收购其他创新公司的大型企业甩在后面。过去中国缺乏创新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中国当时从国家主导的经济体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以前政府往往阻碍创新，是为了保护国有行业或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担心创新会造成不稳定，但现在逐渐对金融和互联网领域的创新敞开怀抱，以此推动经济改革。2006年，中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要把中国变成创新型社会，到2050年让中国成为全球科技的领先国家。2006年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计划（2006—2020）里明确了政府开始鼓励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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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强硬的监管之手往往让创业者和金融家在配置资本时踌躇不前，也往往与政府的中长期规划背道而驰。比如说，对于搜狐这样的企业来讲，是冒着监管部门可能毫无预警就下令停播的风险却依然买下《生活大爆炸》的播出版权，还是考虑就算被停播损失也不大而播放盗版的好莱坞剧集？政府需要增加监管规则的透明度，才能鼓励企业承担必要的风险，建立起创新的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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