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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和阿里巴巴似乎每天都在收购公司以获得竞争优势。两家公司都投资了打车服务软件。对于创业者来说，在移动网络领域开发创新产品再卖给腾讯或者阿里巴巴挺划算的，因为他们可以不通过上市就能获得较高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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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不满足于仅仅同互联网领域的其他对手竞争。他还进入了相对门槛较高但利润可观的金融行业，与国有企业一拼高下。他推出了理财产品，给出的收益比银行微薄的存款利息高出不少。马云提供的收益率太高了，以致储户们开始从银行提取存款，这为2014年1月的利率危机埋下导火索。银行开始担心将突破监管要求的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限，导致银行间的拆借利率一路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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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单枪匹马就迫使国有银行改变了存款利率的现有政策，促使有关方面把利率改革提上日程。国有银行也反戈一击，试图说服监管部门禁止储户通过网络转账购买阿里巴巴或者腾讯的理财产品。银行也开始设置网上汇出款项的上限，对监管部门施压，要求密切关注网络巨头公司的支付系统安全问题。马云在阿里巴巴的移动通讯应用“来往”上对这些银行进行了猛烈还击：“决定市场胜负的不应该是垄断和权力，而是用户。市场不怕竞争，就怕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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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至少在消费者心中，阿里巴巴和腾讯才是赢家。消费者早已对国有银行的服务心怀不满，纷纷支持阿里巴巴，继续使用与购买阿里巴巴的服务。一位28岁的北京女性消费者告诉我：“阿里巴巴和腾讯用起来更方便，比国有银行的产品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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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肯定的是，监管部门没有出面阻止，而是允许双方继续辩论，并允许互联网公司进入银行的领域，营造竞争的局面，迫使国有银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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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银行，也就是非银行金融掮客们既提供与传统银行类似的服务，也包括了对冲基金和货币市场公募基金（不仅仅是大多数人想象的那种大街小巷里拿着棍子放高利贷的团伙）这样的融资类型。为了降低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也为了预防影子银行泛滥到危险的程度，银行必须改革，收紧过度的信贷。过去银行往往抵制中央政府要求它们改革的命令。中国的中央银行，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任由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在2013年的夏天一路飙升，并造成了小规模的恐慌——这也是迫使银行改革的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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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灵活又有创造力的竞争对手抢走了银行的零售业务客户。银行不能再只靠着国家的支持过活，必须面对市场。2007年的时候一家国有大型银行的行长评价业内这种普遍存在的心态，一语中的。他说：“我只关心把钱贷给国企——我不在乎个人业务。只有让国有企业心满意足我才能升职，而不是因为银行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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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家国有大型银行的董事会成员在2011年对我说：“我们贷出去多少钱真的无所谓；政府永远会保我们的。”政府的隐性支持纵容了银行走向不可持续的商业道路，并造成了道德违约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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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对现有的银行系统感到不满。我的公司有一次调查了1000名一线与二线城市的消费者，其中超过90%的消费者表示他们对中国的银行感到不满意，或是非常不满意。工商银行的情况稍好一点儿，不满意率达到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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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理解消费者对银行的不满。他宣称，银行只照顾到了20%客户的金融需求，而他只不过想满足另外80%客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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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大约有8000万中国人购买了阿里巴巴的网络理财产品余额宝，以追求更高的理财回报。腾讯旗下的同类竞争产品理财通，在2014年产品推出的当天就卖出了价值超过7亿人民币（约1.11亿美元）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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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创新也对国有电信运营商的地位构成威胁。消费者不再发短信了，改发微信，除此之外，政府还强制要求中国移动和其他运营商把带宽卖给阿里巴巴和其他私营互联网公司，以此刺激改革。中国移动的通讯套餐价格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在上海新成立的自贸区内，政府允许注册资本超过100万人民币的私营企业投资电信通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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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领导的政府不仅允许互联网金融和电信业的创新，还积极推动这些领域进行创新。一些分析师，例如史蒂芬·L·萨斯曾断言说，政府过于严厉的监管阻碍了创新。但在互联网金融和电信通讯行业，大多数时候政府为推动创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保障了消费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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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商业模式创新的成功增强了投资者、创业者以及真正的技术创新的信心，也让消费者更欣喜。虽然市场上仍然存在低垂的果实，但资本更雄厚、更有活力的公司相信创新能带来更多的利润，也投入了更多资源进行创新。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否则就会被资本雄厚、收购其他创新公司的大型企业甩在后面。过去中国缺乏创新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中国当时从国家主导的经济体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以前政府往往阻碍创新，是为了保护国有行业或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担心创新会造成不稳定，但现在逐渐对金融和互联网领域的创新敞开怀抱，以此推动经济改革。2006年，中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要把中国变成创新型社会，到2050年让中国成为全球科技的领先国家。2006年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计划（2006—2020）里明确了政府开始鼓励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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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强硬的监管之手往往让创业者和金融家在配置资本时踌躇不前，也往往与政府的中长期规划背道而驰。比如说，对于搜狐这样的企业来讲，是冒着监管部门可能毫无预警就下令停播的风险却依然买下《生活大爆炸》的播出版权，还是考虑就算被停播损失也不大而播放盗版的好莱坞剧集？政府需要增加监管规则的透明度，才能鼓励企业承担必要的风险，建立起创新的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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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并不是中国在全球具备竞争力的唯一领域。制造业，例如建筑设备制造领域，也是培养创新发明的热土，而不再只是把技术从美国或欧洲引入中国。中国建筑设备制造商三一重工和徐工已经迈出国门，通过走出去的战略，从特雷克斯和卡特彼勒这样长久以来称霸市场的西方竞争品牌手中拿到了市场份额。三一重工在美国佐治亚州开设了数家工厂，并收购了德国高科技水泥泵制造商普茨迈斯特。三一重工还聘请了一些外国的工业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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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挖掘机采购商告诉我：“我们买三一的产品，是因为他们的东西比国外设备更好——并不是因为他们更便宜。”特雷克斯和卡特彼勒的董事会要当心了。想要保持竞争优势，他们必须投入研发，接受更微薄的利润空间，或者推出价格更低的品牌。更可行的方案是必须三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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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企业通过往价值链高端处迁移，来应对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和用地成本。若只靠出售价格低廉质量过得去的产品来竞争，他们无法再承担这些成本。中国企业与那些收入来源众多的跨国企业不一样，必须通过建立品牌、投入研发、提高效率来迅速应对国内市场越挤越薄的利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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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挪威电信和韩国SK这样的移动通讯运营商的高管告诉我，他们采购华为的通讯设备而不买爱立信的，是因为华为的“设备质量更好”。2014年思科的一位高管告诉我：“华为的技术越来越好了。我们现在还是比他们好，但差距越来越小。我们必须不断投入研发来保持我们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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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公司博思在2013年做的创新调研中发现，三分之二的受访跨国公司表示，他们一些中国竞争对手的“创新能力已经达到至少和自己旗鼓相当的水平”。潮流已经转变，中国的公司正在放弃山寨西方技术的道路，转而重视自主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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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章伦是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权公司之一美国华平投资的董事总经理。在他看来，这个转变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他告诉我：“一个行业必须先成熟，再谈创新。而一个行业的成型需要十年。”程的分析很有道理。制造业公司大部分在1990年代末私有化，那个时候它们才刚刚走到开始考虑创新的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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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竞争需要好几年，而不是好几十年，就像大部分日韩企业的情况一样。但是缩小差距的速度比分析师们预期的要快得多，比如美奇金投资咨询公司创始人杨思安2014年在《经济学人》杂志的网络辩论中还曾断言，在政府主导的经济形态下，中国的创新遭到了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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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监管问题或者“政府主导”可能会影响创新，但这并非最大的障碍——如果对私有经济的创造力视而不见那就错了。而且，多年来国有经济主导以及在金融和通信服务领域的缓慢发展，恰恰给予了阿里巴巴和腾讯重新重视创新的动因，并因此给市场带来了国有企业无法提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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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年秋天，我拜访了朱先生，他是3M公司最资深的高管之一。我想听听他对于创新的看法。3M被认为是世界上创造力最强的公司之一，与谷歌和苹果齐名。这家公司自1984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2013年公司全部利润的10%在中国产生。3M在美国之外全球最大的研发中心位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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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招呼我坐下，并递给我一杯绿茶。在他办公室的一角，3M畅销的空气净化器轻声地鸣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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