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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博士的故事从1990年开始。24年前，他还是一个身材瘦长，21岁的本科生，就读于上海知名的复旦大学。大家都认为被复旦录取的学生意味着以后工作就有了保障，毕业后要么进入国企工作，要么进政府部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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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复旦有优势也有保障，但是史雷决定中途辍学，以追求更好的教育机会。现在这个国家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肥胖率高达12%。但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个未知数。当时中国超过50%的人口还生活在联合国定义的绝对贫困线以下，对大多数人来说吃肉还是难得一次的奢侈，洗个热水澡也一样。许多顶尖人才为了拥有更好的生活而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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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雷后来在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拿到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还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理学硕士学位和技术管理硕士学位。毕业之后史雷受聘于美国顶尖的研究机构，在哈佛医学院马萨诸塞总医院全球最大的生物医药研究项目，做免疫学动物建模和传染病研究，之后离开学院加入企业，在强生公司研究支架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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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博士的妻子是北京人，在化工业巨头杜邦公司有一份快速上升的事业。两人组建家庭，在美国生活了20年，实现了美国梦：买了大房子，添丁加口，事业有成。尽管有了如此成就，史博士和妻子却开始按捺不住，想要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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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锐意找到了回国的机会。这家初创公司获得了六家风险投资公司的支持，5AM Ventures， Versant Ventures， Apposite Capital，葛兰素史克旗下的风投SR One， Arvis SA， 以及默克雪兰诺风投。锐意于2014年3月B轮投资中募得1500万美元。锐意在单克隆抗体和生物化学领域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包括生物疗法用途的以G蛋白偶联受体为靶向的单克隆抗体。史博士组建了中国团队，研发针对例如癌症这类难以治愈疾病的可注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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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博士指着他办公室旁空荡荡的办公室。他的邻居也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发展太快，刚刚搬往隔壁一条街的另一幢高层办公楼。锐意也在招聘人手，扩增办公面积。史博士盯着空荡荡的办公室，好像在想什么时候他也得搬去自己的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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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史博士，中国的研究环境如何，中国研究员的整体创新能力如何。“整体说来中国的创新不如美国的好，”他承认，“但是肯定一天比一天好，无论是学术科研还是投入生产。中国在创新和技术两方面都追赶得很快，比如生物科技行业最热门的领域抗体偶联药物（ADC），中国公司的ADC正在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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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博士说话的时候，整个人都散发出积极乐观的光彩。他精力充沛、乐观，相信万事皆有可能，这是一个无坚不摧的创业者所拥有的精神。作为一名生物科技领域的中国研究者，史博士具有如此乐观的展望，令我感到意外。我原以为他会比较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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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不认为中国是个科学创新大国。彭博社专栏作家威廉·皮赛克这样的评论家断言，中国政府监管过于严苛且中国的互联网还不够活跃，两者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维韦克·瓦德瓦是奇点大学学术与创新部的副主席，他在2013年11月写给领英的一篇影响者文章里断言，中国“政府的作为阻碍了创新，而不是扶植了创新”。目前锐意的研究能力之强看起来证明了皮赛克和瓦德瓦的论断不实。我想知道史博士是否同意他们的假设，认为是政府阻挡了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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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政府不是拖累生物科技创新的问题所在，”他说。事实上，他进一步解释，政府在这个行业“积极推动创新，包括对发放研究经费并允许企业使用相关仪器设备给予了财政支持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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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椅子上靠了一会儿，然后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也让私营企业与学术团体建立合作意向，这敞开了所有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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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研究受到最强有力部门的支持。举个例子，史博士指出，新成立的上海科技大学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主持。这所大学的愿景是成为中国的加州理工学院。各种资源不断投入这所大学，为它的研究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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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意在加利福尼亚之外选择了在上海开设分部，其中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的环境太好了，而美国的环境正在变差。史博士进一步解释，“奥巴马政府削减预算，减少了科研资金”，而中国刚好相反。“机会非常好，有那么多中国科学家从海外回国，政府又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例如无锡制药科技和维亚生物科技这样的合同研究组织（CRO）蓬勃发展。大型制药企业，例如辉瑞、默沙东、阿斯利康、诺华制药、基因泰克和千年制药公司，将研发项目外包给这些CRO。这些CRO也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为研究员提供了由前辈提供现场指导的在岗学习机会，提升了劳动者的知识与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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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博士看来，阻碍生物科技行业真正创新的主要障碍不在于政府监管，更不在于缺乏人才，而在于缺少资金支持。与信息技术领域的早期发展阶段一样——也许更加明显——医疗保健与生物技术的投资者对容易获利的商业模式青睐有加，更偏向于赚快钱的机会。这等于说低垂的果实那一套在中国的医疗保健行业再次上演。而这个领域好摘的果实到处都是，因为有大把价格低廉且质量过得去的医疗器械与仿制药的机会可以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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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问题在于投资者本身的背景，史博士说：“中国许多投资者很聪明，但他们不懂生物科技。他们往往具有从商或从政的背景，而不是科研背景。只有搞科研的人才真正懂得研究的真谛。”在美国和欧洲的情况很不一样，因为他们的投资人往往都有科研背景。他说：“他们了解我们在做什么，开董事会的时候也能给我们很好的建议。但是中国的大多数投资者并不懂真正的研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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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尽管有这些挑战，中国离创新并不遥远，情况正越来越好。政府也在帮助激励创新，而不是妨害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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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医疗保健领域与美国和欧洲的不同，正在面临创新的分裂。虽然生物技术像史博士概括的那样正在见证创新，但医保市场需要的是更基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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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医疗体系会涵盖更多人群，这也被视为中国新增长模式的一项必要元素，让消费占到中国经济增长更高的比例。如果没有更好的医疗保障，老百姓的安全感不足，不能放心地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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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关键的原因迫使中国人的消费意愿不足，就是缺乏一张社会安全网。许多社会保障服务在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被取消了。改革开放砸破了铁饭碗，国家不再包办就业、住房、收入和医疗等方面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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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国人没有足够的医疗保险，有许多老百姓看不起病。人们不得不为了以防万一而存钱，家里有一个人生病，全家人都要凑钱为他治病。CMR的调研发现，50岁以上的受访者会把超过60%的薪水存起来，因为担心今后看不起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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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处理这些问题，政府推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措施，让职工获得更好的医疗保障。截至2011年，约95%的中国人——大概12亿——拥有基本的医疗保障，比起2003年只有30%的情况进步了不少。政府在各级城市与农村新开了许多医院和诊所，也允许私人投资者开办医院。这样一来，非国有的医院实体第一次拥有了充裕的机会，因而许多资本家，例如愈奇风投的梅可洛，非常热衷于投资私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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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领域的创新还十分有限，因为预算被花在了满足基本需求上，低垂的果实太多了。正如新开了许多基层医院，政府也取消了许多检查项目的价格限制，医保方面的预算被用于购买基础的仪器设备，比如X光检查和超声检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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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政府采购的是全世界最好最新的医疗器械——往往是最高端的CT扫描仪和PET扫描仪。这些仪器的制造商也都是大名鼎鼎的公司——通用、西门子和飞利浦——以此显示中国的医院有多么先进，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转变。眼下的关键任务是普及医疗保障，而不是让大医院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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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反腐行动同期而行的是采购流程的改变。由当地卫生部门官员和医院相关领导组成的委员会，着手处理市一级或县一级多家医院的采购事宜，采用一次性批量采购的方法谈下更实惠的价格，订单数额庞大，极其繁多，例如包括体征监测仪，血液分析仪以及超声检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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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投入流向国内公司，例如迈瑞医疗国际有限公司，深圳理邦精密仪器有限公司，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华润万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这样一来缩小了国内公司与通用、飞利浦等外国对手之间的差距。这些中国公司更重视生产质量上过得去的产品，即抓紧眼前低垂的果实，而非专注于真正的创新。这种着眼基本需求的策略非常有效。上海天坛普华医院的医生李在善博士这样告诉我，中国医疗器械公司的低端产品和西方公司的一样好，但是更便宜，而高端设备也正在赶上西方公司的水平。西方企业的产品价格高，分销渠道薄弱，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屡屡出局。真正的机会留给了中国企业和向中国企业投资的那些外国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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