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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人问我既然污染由来已久，为什么突然会变成消费者最大的担忧。答案包括两个方面的发展：首先，对于空气质量数据的测量和追踪（尤其是空气质量指数AQI，能测量PM2.5这种可穿过人体鼻腔天然的过滤系统而吸入肺部的细小颗粒）把污染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具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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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智能手机的普及加速了空气质量数据的传播扩散。截至2012年四季度末，中国的手机制造商，例如华为、联想和小米，开始出售应用谷歌安卓平台的经济适用型智能手机。这些公司开始提供免费的手机应用，以追踪空气质量指数，并能让用户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例如微信和新浪微博与朋友分享空气质量数据。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每隔一个小时就追踪一次污染数据，并实时与他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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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城镇化的推进，人们也改变了生活习惯，例如吃更多的肉类蛋白，更频繁地使用空调和其他便利生活的现代设备，人均污染排放也在上涨，而不是下降。正在兴起的中国梦里包括拥有一辆车，一间摆满现代生活便利设备的大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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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其他发达国家的污染历史不再行得通。1990年代时还觉得有道理，甚至很大程度上2003年那个官员对我说的也有点道理，因为那时候，很多人还在为吃饭问题而挣扎。但是现在，不计一切发展经济这种模式的坏处已经超过了它的好处。目前有40%的死因同空气污染与油腻饮食造成的心脑疾病有关。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糖尿病病患数量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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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里，一大批中国富人移民去了别的国家。贝恩咨询和其他咨询公司都断言，出国移民的数量如此之高是因为中国的富人担心经济不景气。CMR的调研结论与贝恩的相反。我们采访了几十位可投资资产达1000万美元甚至更高的中国人之后发现，中国人移民的首要原因是为了让家人享有更好的教育机会和医疗保障，以及减少暴露在污染中的几率。换句话说，这个国家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和资本外流问题，因为最优秀最聪明的人都逃到更干净清洁的环境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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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指数是多少？”我问我的妻子杰西卡，“我的是147。”杰西卡侧身转到床的一边，查看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她的指数是186。她使用的智能手机应用收集和追踪的空气污染指数来自美国大使馆的探测仪。中国政府发布的智能手机程序的空气质量指数往往比美国大使馆的好一些，所以我们认为采信更糟糕的数据比较安全，以防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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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做什么呢？”我问，然后我们开始计划如何躲避笼罩在家周围的灰蒙蒙的空气。有时我觉得好像生活在阿诺德·施瓦辛格的电影《魔鬼总动员》里的火星上，在那里每个人都待在室内，踏出门外一步就会死。我当然是开玩笑的，但情况真的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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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空气质量指数达到200，我们的答案就很明确：儿子不会走去上学，我把他从头包到脚裹个严实，这样污染就不会进入他的头发和皮肤。我给他戴好一副口罩，确保严丝合缝，然后开车送他去学校，尽管学校离家骑自行车还不到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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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空气质量指数为120（比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合理标准高出六倍）或者更低的时候，我们会戴着口罩骑车上学，我们觉得锻炼身体的好处能够抵消污染的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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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空气质量指数更差一些，在120和200之间时，我们就得做计划，看天行事。空气一直很差，但是用了N95过滤口罩后还过得去。我们会出门探探虚实，看雾霾到底有多重。如果我们觉得下午空气会干净一点，儿子能在学校操场上玩，我们就会骑车过去。如果我们觉得空气会变差，就开车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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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我都很痛心，我怎么能让儿子暴露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在新罕布什尔州长大，下雪天学校放假；我的儿子汤姆，雾霾天学校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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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妻子在上午11点的时候会再次查看空气质量。如果还行，放学后，她和汤姆可以在室外玩；如果很差，她会带他去滑冰或进行其他的室内活动。如果非常差，我就得从办公室开车到学校接儿子，然后直接回家。我们甚至不愿意开车或搭出租车带他去室内活动中心，因为担心一路上污染物会渗入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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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远不只是带来更多的呼吸系统疾病和皮肤问题。它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计划，以及消费者如何看待生活中的首要事情。来自湖南长沙一位28岁的女性总结得很好，她告诉我：“如果水和空气都有毒，谁又会在乎我能不能买路易威登的包包呢？”她已经改变了消费习惯，不再买那些象征身份的物品，而是买那些保护她不受污染的产品，例如口罩和净化器，以及增强免疫力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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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个品牌来说，了解污染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活动以及生活向往，对于它们调整适应这些变化非常关键。对于人力资源部门来说，创建新的政策以应对污染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因为污染会影响招聘新员工以及留住老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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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先生应该是个幸福的人。他拥有自己称之为梦想的工作，为全世界技术领域最大的公司之一管理运营中国的业务。马出生在台湾，从芝加哥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一毕业就加入了他现在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公司。2009年公司有一个管理中国市场的职位，老板把这个位置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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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后，马先生一家和我一家在一间泰式餐厅一起吃晚饭。“我的公司下一个十年的首要目标是赢得中国市场，”马跟我说，他四岁的儿子爬到他腿上一边抓他一边笑。他怀里还抱着十个月大吸着米老鼠奶嘴的小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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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员端来一盘炸得金黄酥脆的春卷，旁边放着一碟浓郁的橘子酱。公司的目标是全球营收的30%来自中国市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马说：“总部给了我巨大的支持为这个计划投资。”他与公司谈好了薪酬，薪水很高，公司给他配了房子、车、司机，还替他支付孩子们上国际学校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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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对工作很满意，他还是在考虑离开这个岗位，或申请调到一个市场没那么引人瞩目的国家去，比如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因为他担心污染对孩子健康的影响。近几年有那么多中国人移居澳大利亚，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学人》说澳大利亚已经成为英语国家中物价最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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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说：“如果污染伤害了我的孩子，那么赚这么多钱，这么辛苦工作值不值得呢？对此我不再那么确定。”当马先生谈到留在中国的弊端时，他的妻子朱迪丝也在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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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加上了一句我常常听到的说法：“也许再过一两年，然后离开这个国家。”他们也想过申请调岗到香港去，但香港的污染情况也越来越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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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和他的妻子对污染的担忧并不是孤例。争论到底是走是留，以及如何降低污染带来的风险，已经成为外国职员的日常话题，并且对组织机构招聘人才和留住人才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就马先生的公司来讲，很可能就此在关键市场失去一名优秀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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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器巨头松下公司已经开始给员工提供雾霾补贴。举个例子，在上海生活的日本人数量，从2012年10月的57458人下降到现在的47700人，减少了17%，绝大多数因为污染问题而迁走。而同期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的日本会员业务实际上升了3%，这表明是环境污染，而不是中日政治关系紧张造成了上海的日本人人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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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纳人才到中国成了一种困难。金先生是我的一位客户，他管理着韩国一家大公司的全球市场部门，他给我发短信说：“我需要你的个人建议。”他刚刚接到一个职位邀请，请他常驻上海，为一家热门的互联网企业管理亚太地区的市场营销业务，福利很好，薪水很高，还有股票期权，工作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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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跟我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很想要这个工作，但他也想要他的儿子能在室外踢足球，而不是在体育馆内或国际学校在操场上加盖顶棚墙壁的运动场内踢球。他告诉那家公司，他很乐意常驻香港，每周飞来上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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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总裁表示理解他的担忧，汇报上级看他们是否愿意把这个工作安排在香港，并对上级强调招聘面临的现实问题——他们必须因为雇员对污染的担忧而进行调整。高薪酬已经不足以招徕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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