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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个现象，《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阿黛尔的音乐作品为何如此催人泪下？”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作者列举了一大堆关于音乐是如何引发听者情感共鸣的实证研究数据，以生理指标变化作为测量指标，比如心率曲线出现尖峰，身上起鸡皮疙瘩，出汗，等等。后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他们得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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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会使人颤栗的音乐作品……至少有4个共同点：首先，它们都有一个很柔和的开头，然后猛地一下子变得高亢起来；其次，它们都包含了一个新“声音”的突然介入，或者是一款新的乐器，或者是运用一种新的和弦；再次，它们常会对主要的乐句进行一定的扩展，例如，在莫扎特的《第23号钢琴协奏曲》（作品号K488）的第三乐章开头部分，小提琴跟在钢琴后面以高一个八度再现了旋律主题；最后，这些乐曲都会在旋律或和声处理上做出某些出人意料的变化。简而言之，当音乐作品在音量、音色以及和声上出现变化时，最能使听者感到兴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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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上述分析背后有着更为复杂和微妙的神经科学基础，但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音乐对于人类情感的重要影响，难免显得苍白无力，就好像是硬生生把一件妙不可言的事物给拆解成了干巴巴的乐理技巧运用。不仅如此，这种做法还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音乐作品能够引发听者的共鸣，以及作为听者的我们会以何种方式做出情感反应，在某种程度上还取决于我们的文化背景。这是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导致个体与自身情感的不同关系。文化背景影响了我们如何看待各种情感，以及如何体验它们。换句话说，一首歌之所以能够引发听者的情感共鸣，与时间和空间也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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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这个消费社会中，运用各种乐理技巧而引发的情感共鸣也成了一种消费品，就好像我们日常消费的其他商品一样。比方说，当我们感到忧伤时应该特意去听阿黛尔的歌，就好像当我们觉得该犒赏自己一下的时候便去美美地吃一顿。于是，情感与文化产品之间的关系就这样被商品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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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正因为我们是在这种文化产业所营造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才会知道，当我们感到忧伤的时候，该去听阿黛尔的歌。因此，这种情感与流行文化作品之间的关系，即消费者认知和体验流行文化作品的方式，不能不说是当代文化产业独有的产物。当然，我们这样来分析这个问题，并不是说大家不该被阿黛尔的歌曲打动，或者否定这种情感共鸣的意义。我们想要说的是，起鸡皮疙瘩这种生理反应背后的情感起伏也有不同文化之别，听了阿黛尔的歌曲起鸡皮疙瘩的当代人，与听到巴赫著名的《恰空舞曲》而起鸡皮疙瘩的巴洛克时期的听众，是由两套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所培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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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那么多，企业究竟能从中学到些什么呢？尽管自然科学能够非常科学地测量出我们的心率或身上起的鸡皮疙瘩，但是这些测量工具所能提供的只是属性这类浅层描述，而无法深入特性层面。真实生活中，可以使人们起鸡皮疙瘩的情境数不胜数，每一种都有着更为深刻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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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圈子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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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准确地把握深层描述的方法，就必须检视研究对象所处的背景环境是如何构建起来的。这是一个由不同的圈子所组成的庞大系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究竟是怎样一双隐形的手在支配着我们的行为，并且支撑起我们的信仰？我们曾在第1章介绍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惯习”概念时提到过这个观点。现在，就让我们通过人文科学的工具来进行一番更加深入的考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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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平时聊天时，有时会使用诸如“商业圈子”“戏剧圈子”或者“高级金融圈子”等字眼，这些名词所指代的是由一系列专业知识、技能、实践和术语所联结构成的一个系统，亦即我们所说的“圈子”。假如你想在戏剧圈子里混，那么就最好能够找到构成这个圈子所必需的售票、舞台、剧评家和演员等知识。反之，如果你事先对戏剧圈子的构成要素一无所知，就别指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剧作家了。假如一名政治家对政治圈子的规则一窍不通的话，那么他很快就会被贴上“政治白痴”的标签。至于在玩飞蝇钓鱼的小圈子里，只有内行才会知道“大满贯”是什么意思，或者在飞蝇钓鱼的过程中什么时候必须保持安静，以及如何根据不同情况给向导支付小费。也只有爵士乐迷才知道欣赏演出时何时该鼓掌，在爵士酒吧里该点什么酒。就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出几个能将自己容纳其中的圈子。而每个圈子又都有着自己的运行逻辑，也都会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规矩来。当一名外来者，譬如民族志研究者突然闯入某个圈子的时候，他就有机会从陌生的事物中发现似曾相识的情况，也同样有可能会从熟悉的事物中洞见不一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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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动物，我们很快就能学会自己所处圈子的规矩。而且，任何一个圈子的成员都必须要尽快适应这套规矩，就像在音乐会开始之前，每个管弦乐队的成员都得把各自的乐器调好音一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调和” [25] ，即个人调节自身以与所处的圈子合拍，习得圈子的规矩。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会技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一点儿。而唯有熟练地掌握这项技能，才能在不同的圈子之间自由切换，游刃有余。也许大家都有过或者听说过这样的经验，一个心情糟透了的家伙跑去参加派对，结果被派对的欢快气氛所感染，于是坏情绪很快消失殆尽，也跟着快乐起来，最终融入派对的愉悦氛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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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了解各式各样的圈子，就必须先对一些基本的社会规范有所了解。这里的社会规范指的是我们所有人，或者起码是大多数人在不知不觉间就会一直遵守的习俗和常规做法。我们很可能完全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但实际上它们无处不在。每天，我们都遵守着大量这样不成文的规矩。通过现象学，我们可以考察所有这些规矩。打个比方，假如一个美国碳酸饮料品牌想把生意做到中国去，那么对于这家企业来说，了解中国人在什么场合会喝碳酸饮料就至关重要。一家伏特加酒厂则需要了解消费者在鸡尾酒文化下的调酒习惯。对于一家汽车企业来说，只需要搞清楚消费者的购车过程，就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错误决策。运动鞋企业的高管之所以会纠结“瑜伽算不算一项运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体育用品行业的社会规范所造成的。因为行业规范告诉他们：除非是为了竞争，否则谁还会去做运动。正是由于这家企业的文化太过执着于符合行业规范，那群高管们才会认为，一种不同于行业规范的文化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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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举了那么多例子，只是想强调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我们自己怎么认为，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个体。我们每一个人无时无刻不身处在某种背景环境之中。因此，要想真正了解人们的行为，就必须对他们所处的背景环境也有所了解。换句话说，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而非孤立的观点去看问题。而一旦我们意识到背景环境的重要性，就再也不会轻易将我们的研究对象，无论是人还是物，从他们置身的情境中给剥离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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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个例子。在1981年上映的由加美·尤伊斯（Jamie Uys）执导的喜剧电影《上帝也疯狂》（The Gods Must Be Crazy ）的开头，一只可乐瓶从天而降，掉在了卡拉哈里沙漠中布西曼族世代生活的地方。在布西曼族人的眼中，这个神奇的可乐瓶，毫无疑问，是天上的神灵给他们送来的礼物！接下来，族人开始努力寻找它的最佳用途。它是一个武器吗？是一个储物罐？还是件装饰品？尽管族人争抢着要占有可乐瓶，但直到影片结束，可乐瓶的光环依然没有消失，它的真实用途始终没有被揭露。可以说，尽管可乐瓶贯穿了整部影片的始终，但它始终没有被赋予作为可乐瓶的存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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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可乐瓶之间，当然有着和布西曼人截然不同的关系。无论是看着可乐瓶的造型而联想到女性的身体曲线，还是品尝着瓶子里可乐的滋味而回想起我们的童年，可乐对于我们而言都远不止是一件客观的物品那么简单。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可乐瓶的意义体现在它与我们所处的各种圈子的关联上。我们把这种意义的关联称为“意义链”。推而广之，我们身边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被视为某种工具，而所有这些工具又都能发展出自己的一条意义链。在表达这些工具的意义时，我们常常会使用“为了……”这个状语。 [26] 比方说，锤子之所以成为锤子，仅仅在于它是为了能搭起一个门框，而门框是为了建一处居所，居所又是为了营造一个家，而家则是为了给家的主人带来安全感。又或者，我喝可乐是为了能保持清醒，保持清醒是为了能多干活，多干活是为了能获得成功，获得成功是为了能受人爱戴。如此这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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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完全依赖于背景环境，因此只有当我们失去某种工具的时候，才能真正明白这种工具的意义，无论这种工具是手机、咖啡，抑或是我们的座驾。比方说，只有当哪天我们突然上不了网的时候，才会意识到互联网有多重要；或者哪天谁拿走了我们的手机，我们才体会到手机对我们的意义。当事物从它们的意义链中断裂开来的时候，它们在平日里不为我们所了解甚至关注的意义就会立刻显现出来。可以说，唯有通过这种断裂，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身处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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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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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类和研究自然界中的事物（譬如一片树叶）的最大区别在于，事物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当你填写市场调研问卷的时候（比如回答对啤酒品牌的喜好），你会如实回答的程度有多高？你会想要通过你的回答给调研人员留下某种印象吗？或者你会根据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回答问题，而不是如实填写上那些被你判定为不太恰当却是真实的答案？再退一步说，你是不是压根儿就对自己所给出的答案没什么把握？除此之外，当然还有正在观察着你的调研人员所带来的压力，无论那个人是来收你的问卷，还是在向你提问，甚或与你隔桌相对而坐。那个人无可避免地会透过他的心智模型来审视你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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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像人类学家这样的专业人文社会科学家，也一样遵循着一套不成文的规矩行事。正因为如此，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尽力克服自己的文化偏见，而这正是民族志研究最大的挑战。因为主观和客观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所以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客观事实。因此，民族志研究者必须在分析研究对象的各条假设的同时，时刻留心观察他自身的假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双环学习”。警惕自身的假设这一现象正是所有社会科学家都需要努力克服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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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科学领域，无论是研究量子力学中的夸克理论还是测量天体力学中的星体体积，科学家可以对研究对象进行纯客观的观察，可是人文科学却要求研究者必须提出自己的观点。让一个人去观察另一些人的行为，那么他绝不可能凭空就生出任何观点来。因此，认识到并且评估观察者自身存在的偏见是极有必要的。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容易，但除此之外有什么其他办法呢？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看到，放弃对现象做出阐释，转而选择只看信息量单一的数据，即我们所谓的属性数据，势必会导致我们错失生活中99%的真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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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杰出的人文科学家一定会像研究其他文化那样，去试图了解本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偏见。他们会发挥理性分析和审美情感，全面审视本文化，套用马林诺夫斯基的话来说，努力“构建”起一套宏观见解。而最终，溯因推理的方法论将会把我们带到意会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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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因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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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发现真相？如何观察真相？哪些因素会改变我们观察事物的方式，或者致使我们产生偏见？究竟是预先有了一套想法再付诸行动比较好呢，还是应该从一张白纸开始，看看研究工作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在哪些情况下适合预先设定一个假设，然后去验证它？在哪些情况下最好不要有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这些都是由同一个核心问题所引发的不同意见。而这个核心问题就是关于科学方法的问题，科学界已为此争论了一个世纪之久。19世纪末，美国哲学家兼逻辑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 [27] 因为定义出演绎、归纳、溯因这三种推理逻辑而闻名于世，这每种推理逻辑分别适用于解决确定性程度不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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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士声称，唯有溯因推理 (15) ，才能产生出新的想法。这是为什么呢？就让我们逐个儿来看一下这三种逻辑的推理过程吧。演绎推理将前提假设视为一条公理或定理，然后从前提假设出发推理出具体的结论。整个过程中不允许加入新的信息。归纳推理则正相反，是从具体现象中提炼、归结出一条普遍规律或一种模式。皮尔士指出，归纳推理的问题在于，这样的分析是永无止境的，因为我们总能找出新的、需要被归纳进去的因素。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提到过的，假如你在解决问题时诉诸归纳推理，就势必会将自己限制在某一套根据已有信息被归纳出来的假设之中。对于那类已知条件、未知条件清晰明确的问题，这套假设往往非常适用；可是一旦碰到涉及文化和人类行为的问题时，它就完全帮不上忙了。至于溯因推理，则是一个从观察现象开始，逐步推理出可能的假设的过程。1903年，皮尔士应邀赴哈佛大学作“实用主义系列讲座”。期间谈及溯因推理时，他说溯因推理既是三种推理中最具说服力的，但同时也是最为困难的。皮尔士说：“溯因推理带来的启发让我们感觉恍如灵光乍现，但它并不能给每个人都带来灵光。这是一种洞察行为，尽管这种洞察极有可能出错。”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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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也许会说，溯因推理最终得出的假设其实早就在我脑子里了！然而这么说并不准确。那个假设的各个组成部分固然可能早就东一块、西一块地存在于你的脑子里了，但关键在于，不经由溯因推理，你根本就不会想到要把这些零散的东西拼凑到一块儿！唯有当你想到要把这些部分都联系起来时，你才会灵光乍现，你才能说是真正受到了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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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皮尔士来说，溯因推理的关键就在于寻找各种答案。在皮尔士之前的几个世纪里，西方世界一直在大力发展科学，并且相信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人类可以征服一切。然而，皮尔士却在1899年所作的演讲《逻辑学第一法则》（First Rule of Logic ）中，对人类自认为已掌握的真理提出了质疑。他的原话是：“切勿阻塞人类探寻真相之路。” [29] 接着，他进一步提出了人类在推理时容易犯下的“四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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