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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公平，”他争辩道，“这不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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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特班，”我有些难过地说，“生活本就不公平。如果你想坐等情况变公平，你会有很长时间陷入愤世嫉俗、自暴自弃的状态。不要再妄想因为你认为是别人造成了你的问题，他们就会主动解决。自己去解决问题的感受会好得多，问题是不是你造成的并不重要，你才是需要解决问题的人。即便你未能成功，主动负责、尽力而为，做出能令你自豪的事情，也会再次令你感到握有主动权、无愧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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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采取受害者的姿态？因为我们选择如此。我们为何做此选择？因为我们或许是在未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觉得做受害者要好过做参与者。但如埃斯特班的经历所示，坚持受害者的姿态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既然受害者认为自己不是问题的一部分，他也就无法将自己设想为解决之道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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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受害者来说，生活就像看比赛。他最喜欢的位置是边线旁，而不是球场上。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批评踢球的人。这令他感到安全，因为虽然他无法为球队出力，但输球也怪不到他头上。他的习惯是责怪球员、教练、裁判、对手、天气、运气不好等其他一切。尽管他的解释理论上确实没错（正如笔掉了是因为重力也没错），但这也令他失去了主动权。这便是扮无辜这一诱饵背后的陷阱。无辜的代价就是失去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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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是你造成的问题而选择脱责，看似无可非议，但如果你的船只遭遇了风暴，你不能说：“这不是我的错，不用由我来解决。”船长会接受在他当值期间发生的一切都是他的责任的说法。你便是你人生的船长，无论天气多么“不公平”，你都得尽己所能地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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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看起来或许要求过高，但细想一下，受害者的姿态是下下策。思考一下精神病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境遇。他在“二战”期间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情况会比他的遭遇更加不公与悲惨。但即便是在那种可怕的条件下，他每天早晨醒来，仍然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转述一下尼采的名言，弗兰克尔发现，知晓生的“意义”，便可历经一切“起伏”。尽管所有俘虏都遭受了非同一般的苦难，但弗兰克尔后来发现许多集中营的幸存者身上都有一项重要优点。尽管他们无法控制外部环境，但他们却从未放弃对自己内在体验的控制。当然，许多恪守这一原则的俘虏仍然遇害了，但他们却从未丧失自己的人格，从未放弃，也从未轻生过。弗兰克尔发现，一个人的基本尊严在于他选择对任何境况做出反应的能力——他的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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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情况——从可怕险境到琐碎日常——都可以从宿命论或自由意志论角度来解释。自由将人类同其他一切生物种类区别开来。身为人，便意味着有能力做出选择。或许运用这种自由，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决定是以受害者还是以参与者的姿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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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需足量革，尽覆此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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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革垫靴底，即同覆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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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吾不克，尽制诸外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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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应伏此心，何劳制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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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天菩萨《入菩萨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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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无条件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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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传统定义将自由描述为从心所欲的能力，我们希望“不受”约束，这种自由是“相对”或“有条件”的，因为这受制于不受我们控制的因素。生活处处是约束，我们无法阻止身体衰老，也无法违抗物理定律。我们无法让别人产生我们希望的想法或感受，没有必要的政府执照，我们便无法成立公司（即便成立，也不合法）。我们享有不同程度的相对自由，但没有人是“完全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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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的本质或无条件定义是我们通过行使自由意志对某种情况做出反应的能力。根据这一定义，所有人都是自由的。本质的自由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我们永远都能以我们选择的方式对情况做出反应。面对谋财害命的持枪劫匪，我们有很多选择：把钱给他、袭击他、试图逃跑、大声喊叫、寻求帮助，等等。我们所不能选择的是，让劫匪不要出现在那里袭击我们。另一件我们无法选择的事情是我们的策略是否能成功。本质的人类自由是无条件的，因为面对自身处境，我们可以选择采取自认为最佳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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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都拥有选择自己行为的自由，甚至拥有选择否认自己享有这种自由并自觉不自由的自由。以工程经理南希为例，在我为工程部和销售部主持的一次会议上，老板“逼”她来开会，所以她觉得自己受到了老板的迫害。我问她为什么来开会，她回答说：“因为老板派我来的。”确实是老板让她来开会的，但事实并不尽然。她也确实选择了接受老板的要求。南希的解释令她感到气愤和无奈。她人在开会，心却飘到了别处。我礼貌地向她提出了质疑，问她老板让她来开会的时候，她难道没有同意吗？言下之意显然是，她本可以违背老板的要求选择不来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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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我不能违抗老板的要求不来开会。我会丢掉工作的。”南希辩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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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出，她可以不来开会，却选择了来开会，因为拒绝老板要求的后果要比接受要求的后果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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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一个意思，”她说，“只是用词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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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用词不同，要想掌握主动权，南希就不能再否认自己的自由。她一旦意识到自己可以自由选择对老板的反应（但无法摆脱老板的权威），就可以尝试和老板交涉，不来开会，或者假如会议令她太过反感，她就算交涉不成功也可以冒险拒绝老板的要求。这可能会造成不利的后果：如果老板炒掉南希，她无法选择保住工作，但为了抗议被派去开会而主动辞职，也是一种选择（尽管想必算不上是最理想的选择）。自由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为所欲为而不用承担后果，而是指在面对某种情况时拥有选择以最符合自己价值观的方式做出反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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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条件的自由是参与者的秘密武器。参与者明白所有结果都是某种挑战与其做出反应的能力相互作用的后果——我们所谓的反应能力。如果挑战大于其反应能力，结果就是消极的，是失败。如果其反应能力大于挑战，结果就是积极的，是成功。因此，她可以通过提高自己的反应能力或降低所面临的挑战难度来增加自己的成功机会。在挑战超出其控制范围的情况下，将成功寄望于运气是很冒险的主意——参与者不会愿意冒这样的风险。（另一方面，受害者却假设别人和宇宙的力量都应该遵循她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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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总是将自己形容为问题的重要部分。她愿意承担责任，因为这样她才能取得主导权。掌握主导权的解释能让她了解她对情况的形成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然后寻找改进之道。一旦她明白了自己的哪些作为或不作为导致了问题的形成，她便会了解到她能采取或避免什么行动，来防止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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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埃斯特班和他的排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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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他不情愿地同意道，“假设确实是我的问题。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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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你需要了解你对问题的形成起了什么作用。”我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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