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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奥尔良居民面临死亡威胁时，巨型战舰巴丹号（USS Bataan）却驶离了岸边，它有6个手术室，600张病床和近1 200名海军士兵。外国为灾区准备了救援物资，但被告知需要等待数日，到时候FEMA会确定如何处置救援物资。佛罗里达的巡逻飞艇驾驶员抱怨说，他们的一个飞艇群已经准备好投入救援工作，但FEMA不让他们进入新奥尔良。领导要求其下属一定要按照循规蹈矩的步调前行：“援助行动必须经过协调之后进而才能展开，这样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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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反应的领导者不考虑标准的操作规程。在西弗吉尼亚州，州长不等别人下达指令，就立即从国民警卫队调来6架C-130运输机，接走需要疏散的群众。这些飞机去的时候装满了救援物资，并希望能载着人回来。当他们归来的时候，州长到现场迎接，但是，只有3架飞机载着人。FEMA拒绝让更多的人登机。大约有400人得益于这次快速疏散。尽管经济相对落后，但西弗吉尼亚提供的援助超过一些相邻富裕的州，这全都得益于他们团结在州长周围，响应州长的号召，全力帮助那些他们从未谋面的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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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的表现只能用“极其糟糕”来形容，但社团组织、个人和小群体却能对卡特里娜作出快速反应。一位评论员将这些行动描绘为“危急时刻爱的奉献”。社团组织普拉特（Ville Platte）以实际行动展示了其强大的自组织能力，这种能力往往在灾害现场才可见到。他们展开“社团级的援救和救济”行动，口号是：“如果我们不站出来，那还有谁呢？”11 000人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仅5 300美元，却要救助5 000名被迫离家、身心遭受创伤的卡特里娜灾民。灾民来到这里，这里就是大家共同的家，社团也是大家共同的组织，谁都没有把他们当做难民或被疏散人员来看待。拥有船只的人奔向新奥尔良，加入“凯军海军”（The Cajun Navy）。他们从屋顶上救人，捞起死者的尸体，将受伤的灾民运送到救治中心。在受灾现场，他们看到其他社团组织的人也在做着同样的事，却见不到FEMA的踪影，“事实确实如此，只有我们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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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得到联邦政府或红十字会帮助的情况下（他们当时确实想与红十字会取得联系，但就是联系不上，13天之后就放弃了这种努力），普拉特组织为成千上万的“朋友”提供了帮助。他们的成功，不能用过去的机械模式来解释，但若按新科学中的动力学机理进行分析，则非常好理解。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所有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件事情或每个人都会激发出新的能力。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如果人们能够根据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自由地进行决策，秩序就会从混乱中显现。有效反应并不需要从上到下的领导力，也不需要提前制订组织计划。人们自组织的目的是做一些与他们自身有关联的事情。正像一位社团组织成员所说的那样：“我们全都知道如何自觉地相互合作。”我的上帝！我们经常组织洗礼仪式或家庭聚会，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需要这样或那样的正规领导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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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发生时，最需要的就是快速反应，而正规组织总是要求按照通常的做法去行事，比如指挥系统、指定的领导者、政策、规程、计划、法律法规等，这往往会很误事。人们可以受同情心的指引而采取行动，我们需要正规机构制订出相应的办法，对自组织行为采取支持与合作的态度，而不是阻止人们的自组织行动。这种自组织能力往往在灾难发生时显现出来。领导者需要根据他们对事态的理解灵活作出英明决策，而不是要弄明白政策和规程的确切含义。正规领导者的责任，就是确保他们所控制的资源尽可能快地到达真正需要的人手里。领导者要相信这一点：人们会自己找到解决办法，并且能利用好他们所提供的资源。领导者要鼓励每一社团组织提出各种各样的创造性解决办法，而不是强迫他们套用唯一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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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获得这些千差万别的做法，就必须放开正规领导者的手脚，让他们采取更为明智的行动，并且相信人们能够展开有效的自组织回应。我们需要重复多少伤心的历史，才能明白这一点？卡特里娜飓风事件告诉我们：从混乱中恢复秩序的唯一途径，就是依靠人们的智慧、爱和自组织能力，让他们做真正想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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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需要利用政府投入的资金和物资，依靠当地的受灾群众进行重建。如果重建工作留给政府、外地承包商、大型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等问题将导致进展缓慢，群众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没有一个来自于地方社团组织的人会对重建结果感到满意。如果由当地人主导重建工作，地方文化便能够得以保留，重建速度也会得到惊人的提高。世贸大厦的清理工作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的，没有纽约政府和承包商的参与，人们加班加点工作，冒着损害健康的风险将废墟清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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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有20亿人遭受了灾害，其中90%的人生活在最贫穷的国家。只有改变救灾的组织模式，我们才能成功地对灾害作出有效的反应，使我们的同情心以妥当的方式传达至受灾的群众。最基本的改变是：从控制转向有序，从依靠正规授权和规程转向依靠当地群众、机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自组织能力。关于救灾的比较先进的思想是动员当地的群众，让他们投入救援与重建工作。如果地方上的群众积极投入救灾的话，他们就将“从主观转向客观，从受灾者变为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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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每一个社团组织都有拿出应对策略的能力，而这里并没有传统的等级或正式的领导力。在柏卡纳（Berkana）研究所（1992年我与别人共同创建），我们研究这一命题：“我们需要的领导者已经在这里。”我们发现，即便在经济最落后的社团组织里，也不乏大量的领导者。这些领导者致力于加强社团组织的自力更生能力，他们所依靠的是存在于人民、传统和环境中的智慧和财富。2002年，福特基金会的领导力报告也讲到了同样的事情：“今天，我们国家的一些人觉得缺少鼓舞人心的领导者。但是，深入分析表明，遍布全国的社团组织正在紧密团结，解决棘手的社会问题，当然，他们通常是解决地方层次上的问题。这些人是今天美国的新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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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细心地思考一下：经历这些灾害之后，我们在领导力方面学到了哪些东西？我想，我们懂得了一点：依靠人文关怀、创造力和同情心是能解决不少问题的。我们可以依靠“潜力束”，提出解决办法、快速学习、以惊人的速度获得新能力。我们可以依靠人们的快速自组织能力，从而取得对他们来说至为重要的结果。总之，人们能够创造性地行动，甘冒风险，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互相安慰和鼓励，最后取得理想的效果。生命就是这样运转的。我们可以从新科学中学到这一点，或者，从现实世界随时随地发生的一切领悟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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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与新科学（经典版） 网络组织的领导力：恐怖组织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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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区几千个充满愤怒情绪的人，怎么可能威胁到世界的稳定？全球最有实力的政府不得不将巨额资金投入令人恐惧的战争，而且在对付这一小撮狂热分子的恐怖行动方面越来越束手无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谁都害怕看到全球恐怖网络组织的威力和已经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但是，全球恐怖网络组织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有成效、最强大的组织之一，他们正在改变历史的进程！他们没有正规的武力，没有先进的技术，没有充足的资金，甚至也没有大量的追随者，但他们的实力让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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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领导者是否称职的准则有哪些呢？无外乎塑造并沟通清晰的愿景的能力、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的能力、取得成效、超越计划和实施变革等。我们希望领导者建立的组织富有弹性，能从容应对混乱与危机，并不断发展壮大，不迷失方向，领导更迭也不影响组织的前进步伐。如果我们用这些准则来评价恐怖网络组织的领导者，他们将会取得不错的分数。虽然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老师，但是，我们能够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创新、激情、适应性、高效的网络组织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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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科学详细地阐明了网络组织行为的机理，因为这是生命系统的唯一组织形态。通过生命系统的工作原理，我们就可以深入分析恐怖组织，探索他们成功的原因。我们也可以明白，采取什么应对之道才能阻止恐怖网络组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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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对恐怖组织的实力缺乏清晰的认识。我们所采用的准则适用于我们的世界，但不适用于他们；适用于等级组织的行为，而不适用于网络组织。我们不仅不知道自己错误地运用了这些正确的准则，而且还自以为将取得胜利。通过评估基地组织是否有能力用先进技术下达指令或进行通讯，我们就可以知道本·拉登是否对人们仍然存在威胁，基地组织是否已丧失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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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设，基地组织现在处于弱势，他们的领导者正在逃亡，或者躲藏在山洞里，甚至可能已经死了。我们假设，如果切断了他们的联系，恐怖分子就无法收到指令，因此也就无法发动袭击。我们假设，如果我们将恐怖组织的高层领导人干掉，也就是对他们的组织采取“斩首”行动，年轻的恐怖分子就将偷偷地逃离这种混乱的、没有领导者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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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军事指挥官常常感到他们正在与一种新型敌人作战。这种敌人的特点是：善于学习、善于变化、具有良好的适应性。一旦美国军人了解他们的行动策略，他们就进行自我调整。想一想，为了防御最新的恐怖袭击，我们投入了多少！经验告诉我们，恐怖分子决不会重复他们过去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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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的长期战略是发展战斗力：像恐怖分子一样适应能力强、行动敏捷而灵巧（计划在10年间发展更多的特种部队）。军方已花费多年时间来研究网络组织行为和“网络战争”。在“9·11事件”之前，军方已对网络组织的发展提出警告。在网上，不仅有跨国的恐怖组织，还有销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黑市，毒品和犯罪集团，原教旨主义者，种族、民族主义运动，移民偷渡者，城市流氓团伙，边远地区的民兵组织和单一议题军事组织。在网络组织里，他们以小规模、相对分散的单元进行活动，以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开展灵活的恐怖袭击。他们知道如何渗透与破坏，以及如何逃脱。很多组织都是没有领导者的。他们也发动袭击：从多个方向突然出现，快速而悄无声息地会合在一起，然后像他们出现时一样快速地分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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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组织看起来并不存在领导者，但他们的激情、愤怒和信念准确无误地指引着他们前进的方向。正是组织所特有的共同理想或目标促使他们进行恐怖活动。他们在地理位置上虽然是分散的，但内心却“团结一致”。只要有助于推动事业的向前发展，他们就可以不受约束地各自行动，可以做“任何他们自己觉得不错的事情”。只有将共同的目标和决定各自行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组织系统才能更高效和更有秩序。以下科学理论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恐怖网络越来越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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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组织中的个体可以自由地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开展行动，只要对实现组织的目标有好处，那么，他们就会发明更有破坏性的行动，为发动更惊人的袭击而争先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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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心投入一项事业的人不需要命令、奖赏，也不需要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的领导者。他们激情万丈，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事，创造了很多超常的方式方法以推进他们的事业进程。在谈到本·拉登的成功时，网络分析家巴拉巴西（Barabási）指出：“本·拉登和他下属并没有发明恐怖网络组织，他们仅仅是在煽动和利用激进分子的愤怒情绪，并在他们的发展进程中提出了自组织法则。”恐怖组织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紧凑组织，而是由相当分散的若干个小组形成的集合体，他们通常各自为战地发动恐怖袭击，或者联合起来发动一次恐怖袭击。开始时这些运动还较为理性，但在其他组织成员的狂热情绪感染下，后来都采取了非常极端的方式。奔放的激情是恐怖组织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小组的大动作，鼓舞着其他的盲目仿效者发动更多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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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网络组织主要是由激情支撑的，而不是信息。网络组织始于信息的流动。只有交流信息，成员之间才能相识，互相学习，制定战略和发动行动。大多数瓦解网络组织的行动，主要集中在干扰他们的通讯。但是，一旦网络组织发展起来了，今后的发展就主要依靠激情和个人的创造性了。对于大规模并且需要相互协调的袭击，通讯仍是非常重要的，但小规模、分散的致命袭击并不需要信息，只需要激情和甘心为“事业”献身。因此，只要网络组织成员的愤怒发展到一定程度，信息的作用就不重要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的创新。当我们正为破坏网络组织的通讯而沾沾自喜时，其实也激发了各地的愤怒情绪。在孤立状态下，组织中的个体是不能相互通讯的，但是，他们将绞尽脑汁地设计自己独特的致命袭击。所以，度量瓦解网络组织的行动是否成功，我们不能光看在破坏他们的通讯方面做得有多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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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组织的基本结构是水平的，不是等级的；是Ad-hoc型网络[9]结构，不是一体化。由于这种极其分散的组织结构的存在，打击反叛组织就显得尤为困难，因为打击它的任何一个单独部分，其余部分的踪影都将更加难于寻找。而且恐怖组织大多都没有领导者，因此也没有办法对其采取“斩首”行动。这样的组织看起来就像原子结构或碎片结构，实际上，比有机组织起来的军队难对付得多。兰德公司恐怖主义专家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这样描述恐怖组织：“没有重心，没有领导关系，没有等级，他们更像星系而不是组织……他们采用这样一种结构，就可以确保他们的组织长期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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