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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1983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财政部印发〈关于个体工商业户管理费收支的暂行规定〉》的规定，个协费用从个体工商户管理费中解决，而没有要求收取会费用于个协开支：“市、县级以上的个体劳动者协会所需经费来源，可以从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个体工商业户收取的管理费中提成解决。提成比例由各省、市、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和财政厅（局）规定；全国个体劳动者协会成立时，向地方提成比例另定。”提取的经费用于协会常设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办公费（参照事业单位经费开支标准执行）以及法律顾问费等。[79]1984年，国家重申各级个体劳动者协会所需的全部经费来源，由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从向个体工商业户收取的管理费或管理费提成中拨付。并且，1984年国家还统一规定了提成比例：县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向个体工商业户收取的管理费，除去应当上缴的提成和按规定交纳的费用外，按50％以上的比例拨给同级个体劳动者协会；市、地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取的个体工商业户管理费提成，除应当上缴的提成外，按70％以上的比例拨给同级劳动者协会。[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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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85年广东省制定的《广东省个体劳动者协会章程》却规定了个体劳动者协会的经费来源于会费和按规定从工商行政管理费中提取。1991年的《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章程》同样既规定了协会经费“按规定的比例从个体工商户管理费中提取”，又规定了会员有义务按时缴纳会费。[81]由此，国家从规定个协从个体工商管理费中提取逐渐演变为同私协一样从会费中提取，个私协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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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协会章程都强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会员费外借使用，也不得以协会名义为外单位或个人作财务等方面担保，不得在会员中分配等，但是，会费的管理一直都是一个问题。由于社会团体会费不属于政府收入，不纳入行政经费管理范围，所以只能依靠社团经费管理办法来强调对于会费支出的监控。比如，根据广东省的规定，各级协会的会员费管理，必须接受本级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的财务监督，同时接受同级工商部门的监督和审计，并接受上级协会的监督检查；每年年终上级协会应当组织部分理事对下级协会开支情况进行审核。并由该地个协、私协向本级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公布当年会员费收支情况，每届期满换届时要向会员代表大会公布本届会员费收支情况。[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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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账目不公开、理事会由工商部门主导的情况下，这种规定很容易流于形式。1993年，全国个协秘书长工作会议上就指出，当时全国个协组织“空中楼阁”过半，这主要在于经费得不到落实。[83]所谓得不到“落实”，实际上也就是这些会费收取了以后，并不能由个协独立支配，用于人员和组织建设。事实上，长期以来，会费成为工商部门预算外的经费来源，返还工商所个协分会部分也游离于国家以及会员的两者监控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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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个私协发生了所谓的“运作逻辑的替代”，国家成立个私协的初衷在于将其作为国家的社会控制手段；而事实上，维持其存在的运作逻辑是它为工商部门提供不菲的预算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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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商所个私协分会：转变之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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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80年代个私协发生所谓的“运作逻辑的替代”，那么，在90年代国家强调加快工商领域协会的培育和发展，加强工商领域协会为政府部门和社会服务的背景下，从国家建设的角度进行考察，与五六十年代的摊贩联合会以及小商贩联合会相比较，如今的个私协又有何新的发展？[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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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市场管理的群众路线协助国家实现其市场控制的目标，这是国家成立个私协的初衷。如果说个私协发展成为社会利益的表达者并不需要它具有庞大的基层组织体系，那么，它要成为国家市场管理的协助者就必须要求它具有相当的组织能力，通过严密的基层组织和草根组织，将会员最广泛地组织起来，从而将国家的市场管理目标贯彻下去。然而，从A工商所个私协分会我们可以看到，个私协确如“空中楼阁”。会费返还政策使得工商所个私协分会有追求会费增加的动力。在强制收取会费日益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为了增加会费收入，个私协分会承担了一些协助市场管理的职责。但是，基层协会本身独立组织体系的缺乏限制了其可能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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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工商所设个私协分会。在组织构架上，所长兼任会长，一名正式的工作人员兼任干事，分会分别设立个协理事和私协理事6名和7名，一般由分会会长挑选有关系并有一定资源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再经过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分会唯一专职的人员是个私协分会秘书，由一名工商所临时工担任。而分会秘书在工商所中更加凸现的身份是“临时工”。在草根组织缺乏的情况下，它难以将个私协分会会员组织起来。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基层协会达标建设中，也只能要求分会至少有一名专职工作人员。基层分会更没有任何渗透到会员之中的基层小组。在这样的情况下，个私协分会组织非常涣散，个体会员和私营企业会员在协会中并未被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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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员上，A工商所有个协会员610个，私协会员490个。与工商所管辖区域内的经济户口数量相比较，个体工商户的入会率大约为59％，私营企业入会率大约为9％，两者的入会率相差甚远。根据该分局个私协会规定，该会个体户工商户会员会费10元每月，120元每年，私营企业注册资金300万元以下的会费360元每年。[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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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调查期间，分会秘书的工作除了收取会费、联系会员参加区人大个私协选区选举以外，还协助工商所企业年检工作，为分会的私营企业会员提供年检“一站式服务”。2004年，区个私协制定了为私营企业服务的政策，主要是为企业办理年检工作实行“一站式服务”。“年检一站式服务”的主要内容是为会员免费提供年检信息卡（50元），年检资料由协会工作人员代为录入，专门人员立即办理对资料的初审、确认，当场完成整个年检流程，而按照正常的审批时限，5个工作日才能获得审核结果。[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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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协会的会费返还体制下，个私协分会协助工商所年检工作的目的正是在于吸引会员、获取会费。企业要获得年检“一站式服务”需要加入私营企业协会作为会员。这意味着企业需要每年支付360元的会费。按照所长所言：“我们免会员50元的年检信息卡费用，帮助它们录入，就可以获得360元会费。当然是划得来的。”[87]A工商所个私协分会能够从会费收入中获得一定比例返还，这构成了分会收取会费的动力。并且，协会日益难以通过行政控制来获得会费收入，这促成了个私协会不得不开始依靠工商所分会来提供一些市场服务吸引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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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会费返还体制。2004年，广东省个私协发文规定，全省个协、私协会员费采取按比例留成和分级管理的办法实施。[88]各区县级协会对于工商所分会具体返还比例则由区县级协会决定。据工作人员介绍，“广州市各区工商局个私协每年所收会费返还工商所的比例都不同，还有的区局把钱放在区局不返还到工商所，工商所要用钱，就一次一次地打报告，这样区局的权力就大了。”而A工商所所在的该分局最好，分会的会费收入至少一年有25万左右，返还60％，也就至少有15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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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私营企业协会分会入会率低于个体劳动者协会入会率。按照工商所人员介绍，分会收取会费现在一般不存在强制收费。前两年广州市工商局处理过一个分局强制收费的问题，明确规定不得将缴纳会员费作为办理证照和年检验照前置条件。并且要求，在窗口服务中不得由穿制度的工商人员收取会费。[89]在强制收费难以为继的背景下，分会采取“蒙”的收费策略，这使得个协和私协的入会率相差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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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商所内务组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分会收取会费的准则是：明确要求不入会的，不会强迫缴纳会费入会，但如果不明确要求不入会，我们就会收取他的会费入会。正是这种策略导致了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入会率的差别：“个体经营户很少问交纳的这些钱是不是包括了会费，给他们的发票，他们也不会认真看和保存，就算看到是会费，也不会问能不能不交。这些人很多都不是很清楚关于自愿入会的规定，所以，收了会费也就收了。而且有的做生意的人会觉得这是应该支出的成本，不计较这点钱，只要不要为难他，生意顺当就好了。但是，企业入会率相对比较小，这是因为企业的发票要入帐，就会对于缴纳费用的项目很认真，一般是要弄清楚的，不会存在莫名其妙就入了会的情况。而且，报纸上天天都在说自愿入会，那些老总天天上网、看报纸，报纸上天天讲，不能搭车收会费，所以，他们肯定都知道这个政策。所以，一些企业明确要求不入会，我们也就不敢强迫他们入会。因而，企业不交纳会费相对比较多一些。”[90]在访谈中，一名无照经营户告诉我，他补办营业执照花了一千多元。他有发票，但是他仍然不知道其中工商登记的费用只是二十几元，他同时缴纳的是一年的市场管理费和一年的个协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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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正是在私协入会率很低的情况下，为了增加私营企业会员，协会采取了年检“一站式服务”。但是，由于其目的在于通过提供服务收取会费，因而，其运行中往往产生了相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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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年检的要求，来年检的企业必须买50元的信息卡，把年检数据填进去，然后再来工商所办理相关手续，但是，企业往往不知道信息卡应该如何正确填写，因而，很多企业每次来工商所办理年检时都发现因为填写信息错误不能够办理年检手续。企业又必须再回去改信息，然后再来。有的企业要反复修改多次，来回多次，才最终达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工商所窗口工作人员不会帮工商户在计算机中改正，工商所服务大厅也不提供任何计算机服务。为了避免这些工商所设置的麻烦，一些工商户就选择了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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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例研究中，工商所个私协分会在市场管理中扮演的角色仍然较为有限。从个私协基层协会达标建设考核表（参见附录四）中，协助市场管理和增加会员服务都不是达标建设的主要目标。评分标准中“会员服务”包括接受会员投诉、求助和将它们向上级协会反映并向会员反馈，这一项所占分值占总评分的比例很低。从协会经费开支预算表（参加附录五）中也可以看到，会费用于普通会员服务的项目几乎没有。[91]通过对A工商所个私协基层分会的考察可以看到，虽然国家又重新强调发展工商领域协会，加强协会为政府和社会服务，但是，个私协仍然难以扮演“国家市场管理协助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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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中的工商所：1949年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及其逻辑 五、本章小结：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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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市A工商所的研究案例中，通过统治者的改革，工商所市场管理展现出来的国家基础权力已经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努力不得不面对由于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路径依赖衍生的各种问题，国家市场管理目标的实现依然面对诸多限制。从收支挂钩的经费体制来理解工商所市场执法行为的逻辑，可以使我们看到影响国家市场管理目标实现的因素，即国家基础权力的因素。进而，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行为的逻辑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展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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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78年前广州市的基层市场管理机构相比较，广州市A工商所市场管理中展现出来的国家基础权力得到了加强。在经费体制上，从五六十年代市场管理所经费自给自足、市场管理部门对市场管理费坐收坐支，到如今“两费”和罚没收入基本上实现了收缴分离和罚缴分离、“两费”纳入了预算管理；在人员正规化上，从五六十年代正式人员编制配备严重不足、基层市场管理网络瓦解人员正规化的努力，到80年代以来协管员的迅猛发展，直至90年代末以来停止招聘使用协管员、逐步清退协管员和市场服务人员、留用的临时人员的执法资格也得到清理；在市场管理方式上，从五六十年代和80年代的驻场管理和专管员制度，到如今市场管办分离得到落实、市场巡查制得以推行、12315建设与社会自身权益意识的发展相互呼应，工商所市场管理范围得到扩大；在行政处罚程序上，从五六十年代庞大的基层市场管理网络侵蚀原本就处于雏形阶段的处罚程序，到80年代工商所人员“说扣就扣”、“说罚就罚”，到如今逐渐落实《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取消工商部门的银行划拨权，从而使得为了收取无照经营户管理费而纵容无照经营的问题，以及为了追求罚没收入而进行乱罚没的现象得到改善；在工商所体制上，从五六十年代徘徊于是否垂直于区县工商局与受街道乡镇领导之间，到80年代不顾国家三令五申仍然反复发生下放乡镇的现象，到90年代通过达标建设使得工商所体制得到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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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家的工商所经费体制改革和工商所建设仍然存在局限。由于地方追求财政收入的目标和对于工商“应罚则罚”的监控难题，工商所经费体制仍然存在收支挂钩。这种收支挂钩的经费体制进而使得完成“预算目标任务”成为工商所最重要的绩效考核标准。进而，这种经费体制和考核标准产生的工商所激励机制是帮助我们理解国家市场管理目标是否得到实现的重要因素，也是使我们理解工商所市场执法行为逻辑的重要纬度。田野调查发现，影响工商所实现国家市场管理目标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工商所的办案能力和执法困难的限制，工商所的激励机制是同样重要的因素。一方面，这种激励机制使得工商所不得不履行其市场管理的责任，以求完成市场管理的目标；另一方面，在以罚没收入为最制度化、最常规的监控方式的同时，国家给工商所市场执法让渡出了相当的操纵空间，产生了工商所对无法带来罚没收入的市场违法行为的纵容，使得各种社会关系侵蚀了国家的市场控制，工商所的行为充满了随意性。虽然国家力图通过责任追究制、综合专项整治和12315建设来克服依靠罚没任务进行监控的不足，但是，这些监控方式仍然受到工商所追求罚没收入的侵蚀，同时它们也存在自身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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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A工商所的案例分析中依然可以看到统治者国家建设中的路径依赖。原本由于财政经费不足而确立的工商所“吃杂粮”的经费体制，却衍生出了诸多新的问题和改革阻力。不仅国家对于罚没收入和预算外资金的监控难题，而且地方政府在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的目标以及对于工商所“应罚则罚”和履行市场管理职责的监控难题都使得经费体制改革的阻力不仅仅是财政经费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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