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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效应假说的3种怀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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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掌握大量论据的前提下，科学家才会断言某项假说成立。温室效应假说就符合这一标准，所以气候变化委员会最初才会从几百份研究成果中挑出一份，也是许多科学家绝对肯定的唯一成果。温室效应背后的科学原理非常简单，所以早在19世纪中后期，当时电灯泡、电话和汽车刚刚问世，当然原子弹、苹果手机和航天飞机这些高端发明还没有出现，而那时人们对温室效应这一科学论断就已经十分了解了。要知道温室效应可不像火箭科学那般错综复杂，高深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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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气候变化委员会公布研究成果之前，瑞典化学家斯范特·阿累尼乌斯早在1897年就曾预言工业生产活动最终会引发全球变暖，气温升高是由于温室效应而非自然原因造成，这一点也多次得到过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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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提起温室效应似乎显得有些古怪。20世纪80年代，在英文书籍中，“温室效应”一词出现的频率是“全球变暖”一词的5倍之多。但“温室效应”一词的使用在20世纪90年代才达到顶峰，之后就日渐消退，现在的出现频率反而只有“全球变暖”一词的1/6、“气候变化”一词的1/10，因为“气候变化”这个词现在使用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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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词汇使用频率的）变化是因为气候学家们试图扩大温室效应理论的影响，然而，当人们极少谈论引发这一变化的原因——温室效应——时，这种关注度的变化便不出所料地误导了人们对它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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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2012年1月，《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全球变暖无须惊慌”，文中有16名看上去对全球变暖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和支持者的联合署名。《华尔街日报》还为这条社论配发了一段视频，标题下面附了这样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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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科学家认为二氧化碳并非全球变暖的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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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只有极少数科学家对“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持怀疑态度。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威廉·哈珀便是“很多科学家”中的一位，但他在社论上签了名，也是视频中的受访者之一，他在视频中用两分钟左右的时间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大多数人和我一样，认为工业生产排放的气体会导致全球变暖”。对一些全球变暖的相关预测，哈珀表示并不认同，但他未给出自己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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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非有意暗示这一点：即使证据是自相矛盾的，你也应该盲目接受某种理论。我们可以通过人们对某种理论的预测来检验它是否正确，而气候学家做出的预测却时好时坏。气温数据非常嘈杂，全球变暖的趋势也许可以证实温室效应假说，但这一趋势也有可能是由周期性因素造成的。若全球气温走高的趋势中止，该理论就会被推翻，但也可能是因为数据过于嘈杂，掩盖了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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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你认为我们应该采用贝叶斯定理常用的推理手段，以概率性思维来看待几乎所有的科学假说，我们也应该对那些有极强、极明确的因果关系支撑的假说抱有更大的信心。那些看似对该理论不利的新证据虽然会使我们低估这一理论的有效性，但我们应该在自己了解（或自以为了解）的地球及气候的相关信息中权衡该理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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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怀疑论应该以此为基础，对新证据的优势和该理论的整体优势进行权衡，而不是为了争出高下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而搜集事实，因为一旦争论带有党派和政治倾向，就会变得愤世嫉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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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联合国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世界气候大会。当时正值冬至时节，日短夜长，日照时间可能只有4个小时，气温甚低，阵阵寒风掠过丹麦和瑞典之间狭长的厄勒海峡，从时间和地点这两方面考虑，这次会议真可谓是在最差的时间和最差的地点召开的一次全球气候会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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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哥本哈根的啤酒贵得出奇：在丹麦，以绿色技术为支撑的基础设施建设十分发达，世界一流，这都得益于对酒类等许多产品征得的高额赋税。丹麦现在的能源消耗量同20世纪60年代末期不相上下，一部分原因是该国的环保意识增强，另一部分原因是人口较少。（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该国当前的能源消耗量约为20世纪60年代的两倍。）可丹麦似乎在暗示人们，高能效的未来可能是寒冷的、黑暗的、昂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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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哥本哈根贝拉中心的气氛已经毫无悬念地超出了怀疑主义，并且更倾向于彻底的犬儒主义了。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还天真地以为能够看到一场关于全球变暖的科学，严谨的辩论。而我看到的却是一场政治会议，各国的分歧不可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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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太平洋上的小国图瓦卢海拔较低，是最容易受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国家之一。来自图瓦卢的与会代表游走于各个会议厅之间，大声抗议着，他们认为会议提出的目标少得可怜，根本无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对温室气体排放负有主要责任的几个大国却自始至终争论不休，无法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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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没有作任何准备，他已经把其政治资本押在医疗保险改革法案和刺激计划上了。而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因为所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比美国更容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是这些国家却不愿意做出可能会损害其经济增长的承诺，因此也没有明确各自的立场。俄罗斯的气候寒冷，化石燃料资源储量丰富，在本次会议上成了一张百搭牌。情况与俄罗斯相似的加拿大也是一样，不大可能会努力推动任何与美国意愿相悖的议案的出台。而有些比较富裕的欧洲国家与奥地利、日本以及非洲和太平洋地区很多较为贫穷的国家则结成了形式上的联盟。但是，在全球变暖这一问题上，虽然政治具有本土性，但科学却是无国界的。二氧化碳已经迅速包围了整个地球：一辆中国青岛的柴油货车排放的二氧化碳，最终会影响到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气候。因此，要想成功地实现减排目标，各国需要达成高度一致的意见，而不仅仅是结成几个小联盟那么简单。这样的一致意见即使不用几十年才能达成，恐怕至少也需要几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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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我有幸与几位科学家进行了交流，其中一位就是理查德·鲁德。这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科学家说话总是柔声细语的。鲁德曾经在美国宇航局带领科学家团队搞科研，现在在密歇根大学教授气候政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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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德对我说：“在美国宇航局，我最终认识到，所谓的‘火箭科学’就是用较为简单的心理学知识解决复杂的难题。科学的部分相对简单，但其他问题，如怎样制定政策、怎样根据公共卫生做出回应等都是相对复杂的问题，因为其中没有明确的因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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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交谈不时地被贝拉中心的扬声器发出的通讯所打断。一位带有法国口音的女士说出了下面这段话：“本次会议未能达成任何共识，本次会议讨论的各个事项暂缓决定。”而鲁德却确信，未来有关气候问题的争论中，3种类型的怀疑论将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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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型怀疑论源于利己主义。仅2011年一年，化石燃料行业在游说活动上的花费就高达3亿美元（约为5年前的两倍）。为了本章的写作，我与几位气候学家交谈过，他们在描述化石燃料行业的这种行为时用到了“阴谋”这个词，但是如果一个基于合理的利己主义的解释是充分的，我们就没有理由断言这是一个阴谋：化石燃料公司有经济激励政策使它们能够保持现有的地位，在法律上也有《第一修正案》为其辩护。然而，我们不能误认为化石燃料公司这是在试图做出准确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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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型怀疑论属于逆向思维。在任何有争议的辩论中，有些人会发现，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大有裨益，而一小部分人则发现自己成了大家排挤的对象。在气候科学领域，这一现象尤为明显，因为这里的数据充满了噪声，并且很难以一种切身体验的方式验证气候预测。在推崇思想独立的美国，这种现象特别普遍。鲁德对我说：“不管你是观察气候、臭氧还是吸烟人群，都会发现总有那么一群人对科学运算驱动的结果持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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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第三类型怀疑论，就是科学的怀疑论。鲁德说：“你会发现科学界有些人极为关注科学的某个方面，从某种程度来讲，如果你真的想取得什么进展，就应该尊重这些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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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气温会持续升高”预测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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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科学领域中，健康的怀疑论主要针对的是用于预测气候变化的计算机模型。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斯科特·阿姆斯特朗就是一个怀疑论者，他也是毕生研究预测的一小部分人之一。阿姆斯特朗的著作《预测原理》堪称预测领域的权威著作。阿姆斯特朗的办公室位于宾夕法尼亚的亨茨曼大厅，我在那里拜访了他。他已有74岁高龄了，但留着一撮山羊胡，看上去整个人好像年轻了1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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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阿姆斯特朗向艾尔·戈尔发起挑战，想要和他打个赌。气候变化委员会曾预测全球气温会持续升高，而阿姆斯特朗则认为自己的“无变化”预测——全球气温会保持2007年的水平——会打败气候变化委员会的预测。戈尔从未应战，但阿姆斯特朗每月都会公布自己的结果。截止到2012年1月，阿姆斯特朗的“无变化”预测在47个月当中有29个月都更为接近实际气温，胜过专门委员会“缓慢持续升温”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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