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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不发达和不完善条件下，从事各种金融业务的货币商人虽然也能不断开展自己的工作，但交易成本一直是高昂的。还应当指出，交易成本中还包括一项支出，即违约成本。这种违约成本在城市发展中难以避免。有赖于城市当局、商人公会、手工业行会以及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交易成本趋于下降的情况在16-17世纪的西欧已经显现。这是有利于西欧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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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中世纪西欧社会普遍实行金银两种本位制度，使得经营货币的商人获得了额外的赚钱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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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封建社会普遍同时实行金本位制与银本位制。由于金银价格长期波动不一，货币商人和金融业者有机可乘，他们利用两种货币的价格波动从中牟利。而进入16-17世纪后，由于美洲大陆的白银源源输入西欧，导致白银价格暴跌，这就给西欧各城市经营金银铸币兑换业务的商人，特别是从事货币兑换、铸币买卖的商人带来了巨额利润。这也使得不少商人把资本投入金融业，使金融业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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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的家族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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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从集市贸易开始，金融业一直是家族经营的。尽管这些家族经营的金融企业也被称做银行，但与真正的商业银行相比，却有不少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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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发展最快的是意大利各个城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市都是富庶的城市，但威尼斯和热那亚以工商业发达和航运业兴旺著称，而佛罗伦萨是金融中心，这里的金融业由几个家族控制。14世纪时佛罗伦萨的巴尔迪家族、佩鲁基家族、阿齐乌里家族，15世纪时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都是当时名闻西欧的金融家族，这些家族所经营的家族制银行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整个西欧都有很大影响（见图5-2）。它们的分支机构遍布各地，同当时西欧各地的国王、诸侯、城市政府的关系异常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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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中世纪意大利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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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王们和诸侯们的信誉并不好。他们尽管有权有势，但却挥霍无度，常常赖债不还。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西欧，国王与国王之间，国王与诸侯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战争不绝。作为欠债人，一旦失去了政权，或战败后势力大减，还债也就无望了。佛罗伦萨的著名金融家族所经营的家族银行只有几十年的好时光，后来都因债主欠债赖债而相继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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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银行中也有经久不衰、长期存活下来的。当时西欧各地有一些犹太商人的家族银行，它们处处低调，在商言商，少同封建领主来往，只同商人做生意。即使吃了哑巴亏，也忍气吞声，不声张，息事宁人。尽管也曾遭嫉妒，甚至遇到当地“排犹风潮”的打击，但风潮一过，又小心翼翼地照常营业。他们是犹太人，自己形成一个封闭型的小社区，这样也就存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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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发展中思想障碍的进一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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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指出，把借贷行为和借贷收息看成是违背上帝意志的罪恶，曾经是西欧封建社会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尽管在城市经济发展以后，商人们实际上已离不开融资活动了，大家对借债放债、付息收息都已心照不宣，但教会的训谕仍然影响着金融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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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复兴时代，所流行的有关借贷和收息的观点主要同过去相似，即认为高利贷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罪恶，必须予以谴责；借贷一般是容许的，收息也是正常的，只是利率要合理，而且不能乘人之危，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观点，依然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因为这种观点经常与经济发展的实践有抵触。比如说，什么样的利率被认为是高利贷，什么样的利率被认为是正常的、合理的利率，很难说清楚。一个人如果能够通过商业投资得到20%的利润，那就很难阻止他用10%的利率去向别人借钱了。再说，如果人们都可以从货币市场上自由地借到钱，有谁那么傻会去求助于高利贷呢？一定是在货币市场上无法以低利率或所谓正常利率借到钱，才会向高利贷者借钱。此外，借贷人以不动产作为抵押物，而在无法到期归还借款时，被用作抵押物的财产归债权人所有，这也是正常的。最后，贷款是有风险的，风险大的贷款索取的利息多一些，同样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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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束缚金融业进一步发展的思想障碍的真正清除，发生在宗教革命以后。宗教革命使罗马教皇的威信遭到很大的冲击。在教皇权威受到怀疑和挑战的地区，教皇以前颁发的敇令、训谕都不起作用了。路德派和加尔文派逐渐形成了新教的两大派系，在有关借贷与收取利息方面，加尔文派的主张更为激烈。加尔文否认借钱收息是一种罪恶。他也否认货币不增值的说法。加尔文只是说，在借钱给灾民时收取利息才是罪恶的高利贷行为，他一般不反对人们借钱经营致富。加尔文的经济观点对西欧一些地方起了推动金融业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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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的继承者们比加尔文本人更前进了一步。他们认为，致富并非来自剥削和欺诈，而是来自个人的努力，来自上帝的宠爱和嘉奖。这样就彻底推翻了中世纪罗马教廷对借贷资本及其活动的谴责，为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神学方面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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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170444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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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从建筑包工队到建筑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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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包工队的行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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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中世纪的城市中，手工业者按行业组成行会，行会的章程是手工业者必须遵守的。违背行会章程者，轻则被处罚，重则被开除出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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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的房屋建筑，包括一般居民住宅、作坊店铺，以及公共建筑，由建筑工匠承担。但当时行业的划分很细，不准跨行业工作和跨行业揽活。各个行业各有分工，严禁跨越行会的规定夺取别的行会工匠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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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建筑业的工匠中，有些行业的手工业者没有自己的作坊，也没有原料可以出售，他们只有随身携带的工具，受人雇用带着工具去干活。石匠、砖瓦匠、烟囱匠、炉灶匠都是如此。在城市中，如果某个市民或某个作坊主想要盖房子，通常他会自己去采购建筑材料，再一一去请石匠、砖瓦匠等人来建造，按约定支付工资，用不完的建筑材料，留在家中备用。不仅如此，他自己还要设法提供建筑用的脚手架。如果市场上没有现成的脚手架可买，他必须自己先去购买木料，再请木匠做好脚手架，供石匠、砖瓦匠、烟囱匠使用。在城市发展早期，建筑包工队之类的组织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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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中，若封建主要建造房屋，则由领地上的农奴以服劳役的方式来承担。农民们自己建筑房屋，一般是互助性的，亲戚、朋友、邻居都来帮忙，不付报酬，建成之后，屋主请大家吃一顿饭就行了。所以那时的乡村中不需要有建筑包工队之类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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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世纪以后，城市中的居民逐渐以较快的速度增加，居民迁来后首先需要有住处，安下身来。市场需求增大了，再像过去那样，由屋主自己采购建筑材料，自备脚手架，自己再一一请各行各业的工匠，耗时太多，建筑成本也太大，并且屋主会感到很不方便。更重要的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中的公共建筑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多，这些建筑工程规模大，费时长，建筑需要的人力、材料供给和资金都多，远不是某个行会能承担得了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建筑包工队这样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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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包工队需要有技术水平高的工匠出来牵头，由他出面把不同行业的工匠组织到一起，组成一个独立的建筑包工队，受雇于某一项工程的主持人。如果工程量不大，只是建筑一座民宅，那么建筑包工队就受雇于一个屋主，同他讲妥造价，材料由建筑包工队派人采购，按时完工交付屋主。如果工程浩大，如建造教堂、剧院、市政厅等等，则由该工程项目的主持人出面，建筑包工队受雇于该主持人，从建筑材料采购、运输、利用都由建筑包工队经管，建筑完成后由该主持人验收，并清算费用，支付给建筑包工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