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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之一就是：医生不愿提供收费较低或是（针对穷人的）免费的治疗，任何一次诊断的收费都要考虑由此带来的法律风险。此外，医疗事故风险的潜在成本也使得医生很难从事兼职工作。这意味着，很多医生宁可选择退休，也不愿选择从事兼职工作的半退休状态。这样的机制只能导致医生的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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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的威胁还会带来另一个违背道德的现象：防御性医疗。如果患者得某种特定疾病的概率为一亿分之一，会发生什么呢？一个医生为治疗这种疾病收费1万美元，治疗过程极为耗时，而且会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又会怎样呢？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你会忽略这种风险，因为还有更可能出现的风险在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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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当前这个医疗事故诉讼频发的社会里，医生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比如，尽管患某种疾病的可能性只有0.000 001%，但医生还是要考虑到，患者患有这种疾病但他却没能准确诊断所造成的医疗事故，因此，他必须用这个近乎于零的概率乘以由此可能带来的1 000万美元诉讼费作为这项诊断的收费标准。对医生来说，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进行尽可能多的检查。患者不会拒绝这种成本，因为他根本无须支付这笔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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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承担责任，医生会给患者进行多少毫无必要的检查和诊断呢？这些检查和诊断会增加多少经济成本呢？一项由保险行业资助的研究显示，在全部医疗成本中，多达10%的部分都是因医疗事故诉讼和防御性医疗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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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应该从标准的侵权法改革开始，包括让原告承担支付医疗事故诉讼费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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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药行业而言，我们必须改变医疗事故诉讼的举证责任。如果一个篮球选手投失了一个罚球，他是否要承担失职责任呢？只要他一直在训练，并且采用正确的罚球方式，就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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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疗事故，问题不在于医生是否造成了事故，而在于医生是否尽全力运用其专业判断并付出了最大努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不算医疗事故。但最大的讽刺莫过于，按法律专业判断，在医疗行业，合法的事故或许多于其他行业。尽管律师喜欢无事生非，但是因为医疗事故而试图起诉某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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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医疗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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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关医疗事故法律的改革将有助于增加从业医生的数量，但增加医疗服务供给的方式还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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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医务人员同样可以安全地进行很多常规性诊断或治疗，而且任何监管此类行为的法律都应废除。包扎外伤、缝合伤口或量血压，难道真的需要什么高学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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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原本不需要多少培训即可安全有效完成的事情现在却被收费高昂、极端耗时的诊断所取代，让原本轻而易举的事情变得异常复杂。想想战场上，屈指可数的医生拯救垂危生命时会是怎样一番情形。要控制如脱缰野马般疯狂上涨的医疗服务成本，就必须增加医护人员、内科医生、助产士、护士和护理医师的数量，让他们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最近，美国才允许护理医师开办私人诊所，为患者开具处方药，这种受普通民众欢迎的做法曾饱受争议，在历经艰辛之后最终克服了医疗机构的抵制。在不远的将来，美国民众迫切需要更多由非医务工作者经营的健康诊疗机构。既然保健专业人员不缺少培训和资质，为什么不能让他们独立经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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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医药行业是一个关乎生命安全的行业，专业培训绝对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依旧对这一领域实施严格限制，但我们必须让消费者有更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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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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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因为高昂的医疗服务费用而生活拮据，那么有人就会说政府应干预医疗服务。医疗救助是联邦政府为资助穷人而创建并由州政府具体运行的医疗服务项目。尽管可以对其进行更有效的改革，但它毕竟不是当前医疗服务问题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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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联邦政府为老年人创建的医疗保障计划，医疗保险才是问题的核心。2010年，医疗保险计划的开支高达5 000亿美元。随着老年人口的增长，这一开支必将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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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七章所述，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计划，必须对其实施彻底改造。和社会保障一样，我们必须直面症结，对症下药。首先，我们不能再为富裕的老年人提供医疗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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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根本不应该享受由纳税人补贴的医疗保险，但他确实在享受这种本不应该享受的待遇。任何有能力独立承担医疗费用的人都应独立承担此费用，尽管有时他不得不为支付医疗费而变卖资产。这同样会提高人们对医疗服务的价格敏感度，此外还能减少医疗欺诈。脱离医疗保险的人越多，医疗服务成本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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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逐步降低享受医疗保险计划的财产上限，我们迟早会如愿以偿：让它只服务于真正贫困的老年人，而且他们原本就有资格享受医疗保险。然后，我们就可以循序渐进地让医疗保险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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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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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自由主义者试图让“小政府”观点显得令人感到恐怖时，他们往往会把FDA（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当作政府服务不可或缺的经典范例。他们总会这样说，如果没有FDA，美国民众就只能服用有毒的药品，食用被污染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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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FDA给美国民众的健康造成了巨大危害，而且它所从事的大部分活动都是无用或是有害的。我们应解散这个没有存在价值的政府机构，最多也只是保留其部分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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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出售可能致病或致人死亡的药品肯定应被视为违法，但缺少必要的药品是不可容忍的，其实，只要制药商公开披露药物的副作用，医生和患者就完全有能力权衡利弊，做出最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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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FDA来说，最愚蠢的一项职能就是确保药品功效。向市场推出一种新药的最大成本就是证明它的功效。即便你已经证明药品是安全的，但要证明它的药效，恐怕还需要若干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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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还无法买到研制完成的新药。这难道不荒谬吗？患者已病入膏肓，与此同时，有人已研制出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但FDA却阻止患者购买这种药物，因为制药商还没有注明这种新药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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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府没有理由不分青红皂白地阻挡药品进入市场，相反，应由医生和患者权衡利弊、评判优劣。医生和医院可以制定自己的标准，他们有足够的激励防止患者服用新药致残或致死。对于那些已彻底绝望或是有足够勇气的人来说，应该允许他们冒险尝试一下药效未经证实的新药——毕竟他们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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